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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廉政思想及其对当前反腐倡廉的启示

邹时林

[摘 要] 反腐倡廉关系到党和国家兴衰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邓小平历来重视党风廉政建设。邓小平廉政思想内容丰富,系统分析了“为什么会产生腐败”,坚定回答了“为什幺要反腐倡廉”,明确回答了“怎样反腐倡廉”,对我党当前持续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 邓小平 廉政思想 反腐倡廉

邓小平历来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保持党的纯洁性。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时期,针对时任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主席谢步升严重的贪腐犯罪问题,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苏维埃政权建立才几个月,有的干部就腐化堕落,贪赃枉法,这叫人民怎么相信我们的党,相信我们的政府?”[1]P21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一系列重要观点和思想。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站在全党事业的兴衰存亡、成败得失的政治高度上,把党风廉政建设放在党的工作的突出位置,强调党风廉政建设极端重要性,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廉政思想。重温和深入研究邓小平廉政思想,对当前反腐倡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廉政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对腐败产生的根源、反腐倡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反腐倡廉方法、反腐倡廉的依靠力量和领导力量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科学阐述,继承和丰富发展了毛泽东廉政思想,为新时期反腐倡廉设计了路径、指明了方向。

(一)系统分析了“为什么会产生腐败”

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中,腐败与权力如同一对孪生兄弟,总是相伴相随。自从政治权力诞生之日起,腐败就一直存在着。产生腐败的原因是复杂的。腐败既与现行的体制、法制有关,又与人们的思想意识有关。邓小平立足国情、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对我国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或原因进行了系统分析。

1.封建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

众所周知,我国经历了比较漫长的封建主义历史时期,没有接受过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深度洗礼,虽然有过偶尔、短暂的西方现代思想的碰撞,也有过反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但封建主义的历史痕迹仍然大量残留在中国社会中。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2]P332在现实中,不少人的言行仍受封建主义思想支配,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妻荫子”的封建主义行为观念仍大行其道。在封建主义思想的支配下,有的领导干部认为为自己的妻儿子女、亲朋好友谋好处,过上“好日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2.官僚主义广泛存在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中,官僚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不仅封建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而且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不容忽视的官僚主义问题。所谓官僚主义,通俗地说一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对于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进行了形象生动的描述和概括:“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2]P327归根结底,官僚主义是公权力的滥用和异化,在官僚主义思想的主导下,官僚主义作风盛行,导致不少单位和干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最终演变成要办成事还得请客送礼、找关系、走后门,而办事人员习惯于“不给好处不办事”,吃拿卡要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各种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的腐败现象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

3.体制存弊端,法制不健全

在邓小平所处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党和政府全能化,一切大小事务都要接受党的领导和政府的管理。对这种体制存在的弊端,邓小平尖锐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2]P328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滋生了腐败的土壤,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就难以防治。近些年频频发生在国土、交通等权力集中的部门腐败案件充分说明了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带来的极大腐败风险。

法制不健全也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在邓小平所处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各方面法制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也有不少漏洞,针对这个问题,邓小平说:“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善,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2]P146法制不健全为不少干部滥用权力或权力寻租留下巨大的空间。这些干部钻法律和政策的空子,把权力当成为自己敛财谋利的工具,大肆攫取或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财富,而且还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所以,法制不完善会催生腐败现象。

4.党员干部教育不足,从严治党不力

我党历来有重视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从严治党的优良传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主要工作。招商引资、项目上马、经济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的经济工作占据了各级党委、政府的主要精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管理。再加上开放带来的一些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思想逐渐在社会中抬头,使不少党员干部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理想信念动摇,丧失了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淡忘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开始追求享乐和财富,党员干部经济犯罪、生活腐化的现象不断发生,形成一股不良风气,在社会中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时说:“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3]P290邓小平还认为教育方面上的失误带来的后果比没有处理好通货膨胀等问题要严重。

另外,对党员干部违纪违法行为惩治不严,使得不少党员干部认为违纪违法成本低,甚至认为党员干部的身份在一定程度可以减轻惩罚,在客观上助长了一些党员干部经济犯罪行为,导致有的党员干部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邓小平指出:“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明显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3]P306

当然,除了以上产生腐败的原因,还有整个体制转型以及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体制转型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必然会对原来的秩序、观念产生巨大的冲击,成了腐败的催化剂。

(二)坚定回答了“为什么要反腐倡廉”

邓小平对腐败深恶痛绝,坚决发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严厉批评了少数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违纪违法现象:“在政权中工作党员自高自大,盛气凌人,自以为是,看不起非党员,自己可以不守法,不遵守政权的纪律和秩序。甚至少数党员自成一帮,消极怠工,贪污腐化,互相包庇。”[4]P11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清醒认识到新的历史时期腐败滋生和蔓延的严重危害,在多种场合强调反腐倡廉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

1.党风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以优良的党风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党的优良党风仍然坚持下来,即使碰到三年困难时期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党员干部与广大人民群众同舟共济、共度难关。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整个党风受到严重破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不少党员干部在不良思想观念的影响下,违法违纪现象日益增多,党风面临严峻考验。如果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党和国家确实有很快走向衰亡的危险。1982年12月,邓小平强调:“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2]P358后来,邓小平进一步强调:“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2]P403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语重心长地指出:“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3]P314

2.腐败任其蔓延恶化必将导致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失败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不能忽视腐败现象不断蔓延、日益严重。如果腐败任其蔓延恶化,改革开放取得经济成果最终归于少数人共享,而不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整个社会风气败坏,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沿着错误方向走向失败。因此,邓小平指出:“对于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3]P313邓小平还针对当时一些人借口抓经济而忽视反腐败斗争的现象,尖锐指出:“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外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3]P154

3.反腐倡廉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邓小平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它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3]P143不难理解,社会主义与腐败是水火不容、格格不入的。反对腐败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只有持续坚决反腐倡廉,才能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三)明确回答了“怎样反腐倡廉”

怎样反腐倡廉,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国家的做法不尽相同。即使现在,世界上比较廉洁的民族国家反腐倡廉体制、机制也是差异很大,如新加坡反腐制度设计与新西兰、芬兰、瑞士相比存在很大差异。邓小平总结我党各个历史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学习世界其它廉洁国家反腐倡廉的优点和长处,对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了要坚持的原则、具体的方法和路径。

1.反腐倡廉坚持的原则

(1)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什么时候脱离了党的领导,党的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就会遭遇挫折,乃至失败。对于党的领导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会得到证明。”[3]P195“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2]P341—342“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2]P266反腐倡廉作为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显而易见,它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一旦脱离党的领导,反腐倡廉必将误入歧途,南辕北辙。

(2)要服务经济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强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2]P250因此,反腐倡廉要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开展,不能为反腐倡廉而反腐倡廉。实际上,反腐倡廉与经济建设并不冲突,可以相互促进。反腐倡廉可为经济建设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和质量,挽回和减少因各种腐败带来的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如果脱离经济建设中心,党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反腐倡廉上,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国家落后面貌就无法改变,人民生活水平就无法得到改善和提高,党和国家最终陷入危机之中。

(3)反腐倡廉要依靠人民群众。邓小平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2]P368反腐倡廉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没有人民群众的检举、揭发、监督、拥护和支持,反腐倡廉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可能取得实质性成效。但邓小平不赞成盲目运用群众力量大搞群众运动来反腐倡廉。他说:“用大搞群众运动……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推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2]P336虽然群众运动能取得一时的效果,但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腐败。

2.反腐倡廉的路径和方法

(1)反腐倡廉要长期硬抓。腐败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常见易发的顽疾,将伴随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反腐败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发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3]P327“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3]P164对于打击腐败,态度要坚决,要严厉查处各种腐败案件。邓小平强调,对腐败作风的惩治“一般地要严,不能松松垮垮,不能处理得太轻了”[2]P403。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思想,其中一手要抓惩治腐败,而且要硬。反腐倡廉最忌讳“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软弱无力。只有长期坚持硬抓,才能抓出成效。

(2)反腐倡廉要依靠教育和法制。腐败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要解决腐败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抓几个大案要案。虽然严厉查处大案要案在某一时间、某一范围内会对腐败分子产生一定心理威慑,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思几千年来的封建王朝反腐历史,不少帝王也敢于处理涉及皇亲国戚和位高权重大臣的大案要案,但封建王朝终究难以避免陷入腐败漩涡之中。改革开放初期,针对美国时代公司总编辑格隆瓦尔德提出如何解决我国存在的腐败问题时,邓小平回答:“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3]P148教育要使每个党员干部消除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思想,增强廉洁从政的公仆意识。教育要以实有的反腐成果为依托,不能空谈教育,否则,教育就会变成谎言与欺骗的愚民教育,最终反腐倡廉也会丧失公信力。法律要使惩治腐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实现腐败法治。对于法制,邓小平更加注重,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更是明确指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3]P379

(3)反腐倡廉要加强民主监督。在1945年,黄炎培关于我党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挑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能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5]P719-720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中,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避免权力独裁,确保权力为人民所有。在客观上,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对于那些玩忽职守、违法乱纪的不称职的党员干部,“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2]P332,就对腐败会有很大的抑制作用。邓小平十分强调民主的重要性:“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P168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这一点已经被历史所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和国家的权力都掌握在党员干部手中,没有监督,很难保证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能够谨慎使用手中的权力,因此,监督对党员干部来是是必要的。邓小平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接受监督,早在1957年,邓小平同志指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4]P270还说:“由于我们党的执政党的地位,我们的一些同志很容易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4]P205要使监督成为抑制腐败的利器,必须落实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利,邓小平明确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2]P332

二、邓小平廉政思想对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历史启迪

从严治党,建设廉洁政治,是我党一贯坚持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反腐倡廉作为重大战略摆在党的工作中的突出位置,对反腐倡廉工作进行了新的部署,反腐倡廉工作从此进入的新的历史阶段。进入新时期,腐败的形式和内容与过去相比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反腐倡廉工作面临着更为复杂严峻的局面。我们更要从邓小平廉政思想中汲取有益的历史启迪,才能把当前反腐倡廉工作做得更好。

(一)改善党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领导

邓小平多次强调过要改善党的领导,党不能去包办一切。事无巨细都要经过党的讨论、决定,事实上,很大程度上在消弱党的领导,而不是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也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不容置疑,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目前我党的反腐倡廉工作实际上双重领导体制,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因此,地方纪检部门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力度和深度会受到同级党委的制约。一旦同级党委主要领导自身有问题,反腐倡廉工作极有可能很难开展,就会出现中央雷厉风行反腐倡廉,而地方未及时跟进或者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现象,反腐倡廉动能不足。因此,要强化党中央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领导,增大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在干部提名任命、案件查处、活动经费等方面的主导权,减少来自地方的阻力,做到上下一条线,使各级纪检部门相对独立开展工作,增强反腐倡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党的十八以来,在加强党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领导方面有了新的改革措施。上级纪委取得了对下级纪委领导干部人事提名权,同时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此举有利打通反腐倡廉的通道,加强党中央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领导,增强各级纪检机关反腐倡廉的动力,使党中央反腐倡廉工作部署得到更好的贯彻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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