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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和周恩来在新中国诞生前后

宋毅军




陈云和周恩来相识于1927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从那以后,陈云多次在历史的重要时刻,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可以说,陈云和周恩来长期共事,相知甚深。新中国诞生前后,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陈云协助周恩来主管国家财经工作,为稳定经济秩序、巩固新生政权、顺利推进第一个五年计划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周恩来力荐陈云到中央主管国家财经工作

在1949年新中国即将诞生的重要历史时刻,能不能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这直接关系到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成败。

由谁主管新中国全盘经济工作?周恩来想到了陈云。

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后,周恩来提出:各解放区财经工作不能再搞“联合政府”,要搞统一政府,取消办事处,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并建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货币。由于董必武不久担任新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中财部实际上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由他推荐协助自己领导经济工作的助手,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1948年5月,周恩来电告东北局:陈云主要工作目前应主持东北的、在将来则是全国的工业建设。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周恩来命令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薛暮桥赶赴北平分别面见南汉宸、陈云、董必武,听取他们对当前经济工作的意见。

陈云认为,货币发行方针应当首先保证解放战争的需要,其次才是稳定物价。薛暮桥后来回忆:“我回西柏坡后,立即向周副主席报告。他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并且告诉我,中财部即将改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同志任主任。”

2月6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明确指示:请陈云、罗荣桓日内动身来中央一叙。陈云后来回忆道:

一九四九年三月在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林彪、高岗参加了。我留守地方工作,罗荣桓留守军队工作,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这之前,毛主席打电报来,要我和罗荣桓到西柏坡一叙。我们坐吉普车去的,经过保定,到达西柏坡。毛主席一见面就对我说:你四保临江啊!同周总理也见了面。我说:东北准备了二十万吨粮食,支援平津。吴波听到这个消息后,老跟在我后面要粮食。周总理说:董必武、薄一波现在搞财经工作,他们讲现在不能大量发行钞票,怕物价继续上涨。我说:现在还是要大量发行钞票,以扩大军队,支援战争,占领地盘,等全国解放后再来稳定物价。周说:这里面大有文章啊!大概是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了,毛主席就要我来搞财经工作。

薄一波也回忆说:

中央把整个财经工作委托给陈云同志,周总理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总理就对我谈过很多次,说:“在财经工作这一点上,我们是依靠陈云同志的。”这充分说明总理完全信任和依靠陈云同志。在信任陈云同志这个人才上,可以说,总理起了不小作用。

由此可见,陈云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到中央主管国家财经工作,是经过周恩来力荐、由中央和毛泽东最后决定的。

主管中央财政经济工作,是一副沉甸甸的担子。陈云没有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因为他急于返回沈阳着手交接工作。中央和毛泽东等到北平后,周恩来连发4份电报,催促陈云早日来北平主持中央财经工作。

5月3日,陈云致电中央:“(一)陷(三十日)恩来同志来电悉。高干会后,我正向东北局报告今年东北经济计划。今日起讨论,估计十日前定赶到北平。”“(二)东北局已令曹菊如交代,力争曹与我同去平。”“(三)其他财经干部一时抽不出,可否缓调。”

中央还未收到此电,5月5日,周恩来又致电高岗、陈云,指出,“二中全会前即决定陈云来中央主持财经工作”,二中全会后“数电催陈云亦均未得复”,“望陈云同志得电后立即动身来平,不容再延”。这封电报经毛泽东阅后即发,发后再送朱德阅。可见,中央催陈云来北平的急迫之情。

看到陈云5月3日来电后,周恩来于7日再次起草中央致陈云并告东北局电:“辰江(五月三日)电悉。曹菊如应同来,其他财经干部待来后再商调。”同一天,陈云致电中央报告:“我九日一定离沈赴平,曹菊如尚未交代完,以后赴平再报。”

但实际上,陈云5月13日才离开沈阳,于14日清晨抵达北平。在这四天中,他不仅妥善处理了关于辽东争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把1949年东北经济计划草案向东北局作了报告并获批准。东北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制订好东北经济发展计划,对陈云准备主持中央财经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周恩来曾提出陈云“带干部速来中央”,而陈云并没有带其他干部进北平。时任陈云秘书周太和回忆说,陈云“只带了我1人及警卫2人共3人。因为陈云强调,到新岗位任职,应当就地取材,绝不能随带袖筒里干部,要引为戒律”。

6月4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会议,宣布: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陈云、薄一波负责筹备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该委员会暂属中央军委领导,中央政府成立后则归由中央政府领导。

会上,陈云也讲了话。他说:“我才从东北来不久,军委会指定我参加筹划财经委员会的工作。关于建立中央财经机构的大纲草案已经发出去,请大家讨论。”随后,他对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作了说明。他说:“以往东北、华北、西北及其他解放区都有地域性的财经机构,但现在有成立中央的财经机构的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日益扩大,财经问题也逐渐增加,并且往往是带有全国性的,这就需要有一个机构来处理这些问题。”“这件事很大,需要党内外同志合作。财经委员会内部也要合作。各部门之间,如工业、农业、交通等部门之间也要合作”。“中国地方又太大,交通不便,需要地方机构与中央配合。”“总之,只有大家合作,工作才能做得好。”

为了支持陈云做好国家财经工作,中央同时决定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做陈云的副手,担任委员会副主任。

协助周恩来按党中央、毛泽东要求打击不法投机资本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的经济状况对全国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工作伊始,陈云就一直密切关注着上海的经济形势,并指导处理上海的经济问题。

上海解放前夕,陈云已提出要充分认识到上海解放后“维持上海纺织开工之重要性”。1949年5月23日,陈云致信周恩来说:“估计到三个月内购买三万吨左右的棉花,将有四五百亿元的发行,因此可以助长物价若干波动的,但上海纺织之开工与一时苏鄂物价之波动相较,前者利大弊小。同时估计到购棉款散于两省的许多县,并非集中一地。又估计到有了棉花,即可以纱布在市面回笼。总之,利多害少。”

6月4日,华东局财委向中央报告上海银元情况,并提出发动舆论攻势、抛售银元、禁止银元流通、严惩银元贩子、举办折实存款、抛售各种实物等六项办法打击银元投机,使人民币占领阵地。6月5日,上海市委再次向中央报告银元猛涨严重影响人民币信用的情况,决定采取严厉打击银元投机的方针,提出包括华东财委六项办法在内的五项主张。6月7日,邓小平、陈毅、饶漱石、刘伯承等参加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决定采取断然手段,查封银元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毛泽东获悉情况后亲自回电话表示赞同。

接到华东局电报后,陈云主持起草了关于同银元投机斗争方针及策略的电报稿,拟以中财委名义答复华东、华中。最后,这份文件以《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于6月8日下发华东局、上海市委、南京市委并告谭政、陶铸、华中局、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

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查封了证券交易所大楼,逮捕了200多名证据确凿的银元投机操纵者。这对银元等投机活动是一个决定性的打击。

7月初,华中局电告中央,提议召开华东、华北、华中三大区金融贸易会议。

陈云赞成华中局提议,并提出在上海召开,请东北、西北方面也派人参加。陈云强调:“由于沪汉两地是全国经济要地,又是大军南进的经济基地,全国应以可能的力量支援沪汉。

7月16日,周恩来批发经毛泽东审阅的中央致华东局并华中、东北、西北财委电: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各区金融贸易会议,并研究秋征、税收和财政开支问题”。“陈云带领华北财委及中央铁道部同志出席。华中如邓子恢同志不能出席则由范醒之出席。东北、西北出席此次会议,对商讨全盘金融贸易财政问题,均有必要与好处。东北因富春不能离开,故请叶季壮参加。西北则请贾拓夫参加”。“希望在此次会议上找出一些支援战争与稳定沪、汉经济阵地的办法。”

7月19日下午,陈云等离开北平去上海。毛泽东为中央起草指示华东局电报:“上海问题须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才能解决。”“请你们与陈云商量后提出一具体方案交中央讨论。”

8月17日凌晨2时,毛泽东起草中央致陈云并告饶漱石、陈毅电:“公债问题关系重大,请陈云立即回来向中央报告加以讨论然后决定。同时,请饶、陈试探民建方面资本家的意见,电告我们。陈云何日动身,盼告。”毛泽东还在电文稿上批示:“周阅后即发。再送朱、聂、杨。”

当天,周恩来根据了解的情况,觉得陈云不必急于回北平。他起草了中央给陈云并华东局的指示电,并经毛泽东、朱德审阅发华东局,提出:“请你考虑在动身前分出两三天时间,专门邀集上海工商业界代表性人物分批座谈有关财经各项主要问题,并多多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便回平商决公债及其他有关问题能得到更多的把握。”周恩来还请陈云对工商业家提出的好的和比较好的建议及批评“应予以考虑,使他们敢于言,尽其言,并能得到应有的结果”。

接到中央指示电后,陈云与饶漱石、陈毅商定从8月19日至23日分别召开民主建国会负责人座谈会、上海工商界各种代表座谈会,通报财经困难状况,征求对发行公债等对策的意见,号召大家统一思想,共渡难关。中央批准上海会议决定的方针及克服困难的办法后,陈云以极大精力落实上海会议的决定。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任命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马寅初任副主任。

从隶属中央军委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筹建并开始办公以来,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成立,前后历时半年。陈云对中财委在此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作了这样的概括:“其一,在财政上、物资上支援前线。其二,调拨收购物资供应大城市(首先是上海,其次为津汉),力争物价涨度不过猛过快。其三,物色干部,找租房屋,筹备财委本身及各部机构的建立。”

11月23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了对全国物价猛涨所采方针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稳住物价已有可能,半月前希望把物价稳定在九月底的水平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十月初至今天止,共发行将近八千亿元,我们手内绝无回笼或抵消此巨大数量货币的物资。不估计到这一情况,想以少量物资稳住物价,必然消耗了实力,物价仍不能稳住。在目前物价已经涨了两倍的情况下,稳住的可能已经存在,各地均应以全力稳住。”指示中还明确了向各地下达的12条指令。

电报稿起草好后,陈云立刻派人送往中南海西花厅,请周恩来签发。周恩来阅后写道:“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当时,毛泽东尚未入睡。陈云的电报手稿从西花厅送到丰泽园。毛泽东看毕立刻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毛泽东还在“即刻发”三字旁加了着重号。

这两个批示,表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对陈云起草的电报内容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显示出他们对处理重大而紧迫事务的果断态度。

当天,电报就下发到各地。一场有目的、有组织、有步骤的制止物价猛涨、打击投机商人的战斗,立刻在全国打响。到1950年底,全国物价基本趋于稳定。毛泽东认为此举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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