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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屈:粟裕与陈毅(之二)




善于“偷”师的学生

朱德说,粟裕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楷模。

从现有史料看,红军时期,粟裕与毛泽东集中相处的机会只有在蛟洋的3个月。虽有史料回忆,毛泽东曾面授过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但考虑两人关系和毛泽东抑郁的心情,这种交谈不可能深入。

尽管没有更多近距离接触和频繁交往,但粟裕仍把毛泽东视为恩师,开国将帅们公认他掌握了毛氏兵法的精髓,原因只有一个:他是“偷”师的高手,通过观察毛泽东指挥战争,掌握了毛泽东用兵韬略。

粟裕观察、体会、琢磨毛泽东,不是着眼其形,而是着眼其神;不是取法其术,而是取法其道。粟裕在战争回忆录中,以时间为轴,以战事为例,一一列举了他“偷”师所得的心法。

——1929年,毛泽东派彭德怀指挥红五军留守井冈山,与朱德亲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粟裕率部出崇义,战大余,折南雄,过三南,经瑞金,战大柏,取宁都,长途作战达3个月之久。从中,粟裕体会出战略转移的要妙。他回忆说:

经过这段战斗历程,我得到了新的体会。战略转移,就红军来说,既是退却,又是特殊形式的进攻,即从一个方向和区域向一个更有利的方向和区域去求得发展。在长距离的转移过程中,离开了原来所依托的根据地,进入敌区行动,敌人前堵后追,企图围歼我们,我们能否走得脱,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自大庾(今大余——笔者注)之战后,一直比较被动,一度还很吃紧,直到大柏地打了一个胜仗才夺取主动,这说明在转移过程中,要处理好打与走的关系。转移当然要走,但要走得好,既要尽量避免不利的和不必要的战斗,以保存力量;又要选择有利时机给敌人以打击,才能夺取主动。

——1930年3月,国民党军阀爆发大规模混战,毛泽东放弃原拟向广东发展的计划,改向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进军,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时期,粟裕曾经历了向湖南南部挺进的“八月失败”;离开井冈山后,他又经历了挺进广东的屡遭挫折。他从中琢磨出一个法则:

我从这些曲折中体会到出击方向的选择是个战略问题。要对敌我形势作正确的分析,要对具体区域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等诸种条件作综合分析,尤其要注意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环节和注意利用敌人的矛盾。同时,出击时机的选择也十分重要。

——1930年12月和1931年1月,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围歼张辉瓒师和谭道源师,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粟裕升任红二十二军第六十四师师长,率部作为主攻部队参加了这两次战斗。后来,他比较两战的长短及其得失:

两仗相比,打张辉瓒迂回得好,四方面重重叠叠,他跑不掉;打谭道源则因没有迂回得好,仅歼敌一半,未能达到全歼。这说明要打歼灭战,在兵力迂回上,必须把包围、迂回结合起来,没有迂回打不得歼灭战。

——1931年春,面对蒋介石20万大军,毛泽东针对其一字长蛇阵的弱点,决定先打弱点,选择从敌阵中央开刀,结果“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粟裕总结道:

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作战,常常是先打弱敌。打弱敌难在选择。判断敌军之强弱,需要对敌人的各种具体情况作全面、周密的调查研究。……但一切的强和弱,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强敌而未展开,虽强犹弱;弱敌作困兽之斗,虽弱亦强等。所以,还需要结合实际作具体的分析。

——1931年夏,蒋介石以其黄埔嫡系“四大金刚”为主力,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不到一个月,突然发动新的“围剿”。30万大军潮水般涌入苏区,中央红军猝不及防。毛泽东处变不惊,以诡道对诡道,隐匿主力动向,退到根据地腹部待机,而后待敌师劳兵疲,突然发起反击,一举获得胜利。对于这场典型的智战,粟裕感佩至深:

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指挥艺术的较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开始常处于被动,但只要指挥员善于运筹,可以驰骋的领域仍然是很宽广的。

粟裕总结的上述心法中,没有一条是战斗战术层面,全是关于战役原则,尤其对决定战争成败诸关系的思考,比如进攻与防御、选择与突破、方向与时机、强敌与弱敌、力战与智战。

尤其难得的是,粟裕还十分注意观察党内、军内的斗争与争论,揣摸毛泽东指挥战争、决定大政方针的战略思维,思考政治与军事、整体与局部、战役与战略的关系。他说:

我在中央红军经历的又一个重要体会是,从领导层的几次争论中,从正反两个方面逐步加深了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长期性和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理解,逐步加深了对积极防御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的理解。我感觉到作为军事指挥员应该懂得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个指挥员对战略问题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有了清醒的头脑,才能运筹自如地指挥作战。

正因为如此,郭化若等老将军尊称粟裕为“军事家战略家”,老帅刘伯承则称粟裕“智深勇沉、百战百胜,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有古名将风,有古大将风,是中国的战略家”。

当时,朱毛红军独树一帜,其新奇的战法令中外军坛为之侧目,国民党将领和蒋介石重金礼聘的德国、意大利等国军事顾问都在深入研究,千方百计予以破解。

朱毛建军建党和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被中共中央推广,全国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都在借鉴、仿效。工农红军鼎盛时期拥有30万之众,战将亦多,多受朱、毛熏陶、影响。而真正领略和掌握毛氏兵法精髓的只有少数翘楚,粟裕就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个。

起点决定终点,思路决定出路。粟裕“偷”师毛泽东,始终着眼于战役层面,着眼于思维方式,这两点对于他的军事生涯非常关键。前者决定他精于运筹、密于调度,使他成为军中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的高手;后者决定他了解大局,熟谙中央领袖的决策原则、重点和风格,使他成为远离中央而又最贴近中央的战略负责人,这恰恰是日后他多次与上级争执甚至公然对中央决策提出异议,但却深获毛泽东激赏的原因。

解放战争时期,粟裕改变中央决策,领导华中野战军取得苏中七战七捷。朱德称道:“粟裕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楷模。他在苏中战役中消灭的敌人比他自己的兵力还多!”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对于战争的奥妙,一切有赖有心者去体会,去探究,去阐释,去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粟裕是毛泽东最好的学生之一。

多年受委屈、提拔最慢的军事家

红军时期,对于粟裕而言,是蛰伏期。一方面,他师从朱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掌握了带兵作战的本领。另一方面,他在政治上未遇知音,限制了他军事才能的发挥。

陈毅曾说,在他结识和共事的领导人中,粟裕是“多年受委屈的,是提拔得最慢的一个”。

《粟裕年谱》中任职记录,可作为这一叹惜的注脚:担任连级干部(含连长、连指导员)21个月,起止时间为1927年10月至1929年6月;担任营级干部(含营长、营指导员)17个月,起止时间为1929年6月至1930年11月;担任团级干部(团长)1个月,即1930年11月;担任师级干部(含师长、师参谋长)80个月,起止时间为1930年12月至1937年7月,如果加上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师长的时间,则长达180个月(15年)。

粟裕任师级干部时间,可能是十位元帅和十位大将中最长的一个。

致使粟裕晋升较缓的原因,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作战英勇,受伤频繁。

据统计,共和国10位大将,累计战创37个,人均3.7个。负伤、受创最多的是徐海东,负伤9次,战创20余个;粟裕排第二,负伤6次,战创4个。

第一次负伤,是1927年10月在福建武平战斗中,子弹贯穿头部;第二次负伤,是1929年在攻打江西宁都的战斗中,子弹伤臀部;第三次负伤,是1930年2月在江西富田作战中,被炮弹炸伤头部,弹片一直留在颅内未取出;第四次负伤,是1933年5月在赣南硝石战斗中,子弹打断左臂动脉,造成左臂残疾;第五次负伤,是1934年9月在皖赣边战斗中,右臂负伤,弹头直到1950年才取出;第六次负伤,是1936年游击浙西南云和时,脚踝被击伤。

6次负伤,全部发生在红军时期。

战创,是开国将帅出生入死的标志物,是他们身经百战的光荣花。但是,频繁负伤——治伤——养伤,短则数周,长则半年,也耽误了粟裕在主力部队的发挥。他负伤离岗,原来的指挥位置便由其他同志取代,失去了许多领兵打仗的机会。

在粟裕6次负伤中,最危险的是武平负伤。如果不是掉队战士及时发现他,可能当场就“光荣”了。

影响最大的是富田负伤。当时,部队遭到敌炮集射,弹如雨飞,粟裕头部一震,血流满面。医生简单地清理了头部,炮弹残片一直留在颅内。后来每当粟裕用脑过度时,头疼欲裂,触摸一下头发都受不了。他的秘书鞠开回忆说:“疼到头发不能去碰,也不能去摸,根根头发像针扎一样,脸上老是通红,血压很高,脑袋发胀。”随军医生诊断患了美尼尔斯综合症。粟裕去世后火化时,从头部骨灰中发现了三片炮弹残片,才发现旧疾复发也是粟裕疼不欲生的罪魁之一。

而耗时最长的则是硝石负伤。

1933年5月,红军在硝石与国民党军展开恶战,战斗呈僵持状态,突然有一股敌人迂回到红军后面,向指挥所扑来。粟裕率领警卫人员迎上堵击,激战中,他左臂被子弹击中,动脉血管的鲜血喷出一米多远,当即昏迷。所幸身边警卫员懂得急救常识,解下绑腿把他手臂上部扎死,才止住血。战士们用担架抬着粟裕,冒雨赶了40多里山路,送到救护所。

由于赶路花了三四个小时,又在雨中,伤口受到感染,左臂肿得像腿一样粗,呈黑褐色。

医生检查左臂后,撂下两个字:“锯掉。”

“为什么?”粟裕吃了一惊。

医生解释:“子弹从左前臂两根骨头中间打穿过去,两边的骨头都伤了,还打断了神经,已经出现坏死现象。”

“如果只剩下一只胳膊,在前线作战多不方便啊!”粟裕说。

医生坚持原定方案:“如果不锯掉,就会有生命危险。你选择。”

“即使有生命危险,我也不锯!”粟裕心一横。

医生答应不锯胳膊,但动手术取出弹头,又没有麻药。拖延下去,同样危险。

粟裕说:“找根麻绳,捆着,我能忍。”

于是上演了新一幕关公刮骨疗伤的壮举。

粟裕后来被送到方面军司令部手术队治疗,用碘酒消毒,半个月就好了。粟裕感叹道:“碘酒就是红军时期最好的外科药品!”

这次从负伤到归队,用了将近6个月的时间。负伤的时候,还在准备第四次反“围剿”;出院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打了一个多月。

第二个因素是调动频繁,轮换部门太多。

粟裕军事强,政治工作也强;擅长打仗,又擅长练兵。敢决断,适合做主官;善谋略,又适合当幕僚。能够在原来单位发挥主心骨作用,又能够在新单位发挥开创局面的作用。正是一专多能的特点,使他轮岗次数直线上升。最典型的数1931年11月,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后,粟裕在红四军参谋长任上干得正欢。中央为解决干部紧缺问题,决定开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毛泽东说:“北伐时有个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他下令抽调2个军长、4个师长去创建红埔,粟裕中了头彩,被第一个点名。

在红军时期,粟裕轮换的单位达10个之多,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红四军、红十二军、红军学校、红一军团教导师、红十一军、红七军团、红十军团、红军挺进师等。

10次轮换,持续时间越过24个月的部队有两个:一是红四军。他算是红四军的“老人”,先后三次在军中任职,1928年5月至1930年6月历任红四军连长、连党代表,1931年9月至11月和1932年3月至12月两度出任红四军参谋长,累计任职时间为38个月(3年零两个月)。二是红七军团。1933年11月,就任红七军团参谋长兼第二十师师长;1934年11月,红七军团与红十军会师,成立红十军团,旋遭失败,余部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任师长,直到1937年10月挺进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累计任职时间为48个月(4年)。

第三个因素,是政治上遭受打击,长期被列为监督使用的名单。从赴任红七军团的第一天,粟裕就厄运上身,被扣上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恶名,一背就是4年。这是粟裕红军时期的最大遗憾。

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

红七军团系在红十一军基础上扩建而成,粟裕曾在红十一军担任参谋长达15个月,与军长周建屏、政委萧劲光搭档,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历次战斗,打得风生水起,部队由一支地方新军成长为战力超群的主力劲旅,可谓“功臣宿将”。

1933年5月,他在硝石战斗中负伤离队,半年后伤愈归队时,发现军团物是人非。粟裕回忆说:

当我回到七军团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已经扩展到了野战部队,部队里的气氛远不是过去那样活跃、舒畅了。军团政委萧劲光同志抵制错误,被撤了职,换上了一位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委。还有一些好同志被无端地撤换了。

他一归队,便被政委盯上了。直到晚年,粟裕也想不透自己究竟怎么得罪了这位政委。记忆中,他能回忆起来的只有两个片断。

一次,政委到红七军团上任,军团干部在一个大庙开会欢迎他,请他作报告。会议刚开始,粟裕从前线匆匆赶回,军团长寻淮洲起身向他打招呼。没谈两句,就听到台上“啪”的一声震响。

“妈那个×!我在作报告,哪个还在讲话?!”政委目光阴森地望着台下。

全场惊愕。

粟裕与政委还不相识,他明白:政委这声怒吼是朝着军团长发的,同时也给军团全体干部一个下马威。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同样发生在三人之间。

红七军团奉命运动到闽赣边,阻击向江西推进的国民党李默庵部,消灭了部分敌军。粟裕从前沿跑回来,请示:“是否追击?”

军团长和政委坐在一根木头上。

寻淮洲点头:“好,好,好!”示意继续追击。

粟裕留意看了一下政委,政委没有吱声。他以为政委同意了,转身要走,突然身后传来一声暴喝:

“站住!妈那个×!”

粟裕返身看见政委怒气冲冲地吼道:“妈那个×!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全给我回来!”

他说的“政治委员制度”是指红军时期政治委员具有最后决定权,可以领导和监督同级军事长官。

粟裕只得下令部队停止追击。当晚,军委来电责问红七军团为何不继续追击。这位政委才无话可说,但从此把粟裕列为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加以限制和监视。

1934年夏,红七军团受命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北驰皖南,宣传抗日。当时,包括粟裕在内的指挥员都不清楚,这一行动更直接的目标是“围魏救赵”,即直插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开始的长征。

从战略全局上讲,红七军团担负着“弃子”的角色。这是注定难以完成的任务。

首先,红七军团兵力单薄。全军团原有将士4000余人,为执行新任务,临时补充了2000余名新战士,共计6000余人,分编为3个师,另加1个中央随军工作团,其中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之比为2∶1,3个师仅相当于3个大团。不仅战斗人员不足,武器更是严重短缺,全军团仅有长短枪一千二三百支,平均每3个战士共1支枪,多数战士扛着梭镖参战。

其次,部队拖累过重,行动迟缓。中央交付部队随带的宣传品多达三百几十担,连同部队后勤物资,加上炊事担子,共计500多担。行军途中,必须几个人轮流挑,还得派部队担任警戒。这样的部队构成,极大地拖慢了行军速度,违反了长途袭远、兵贵神速的用兵法则。

再次,指挥体制出现严重问题。北上先遣队对内保持军团体制,领导核心应为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和参谋长粟裕三人。但是,中央派出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由他和军团长、政委组成红七军团军事委员会,决断一切政治和军事问题。参谋长粟裕和政治部主任刘英被屏除在领导核心之外。

最为关键的是,在军事委员会中,懂得打仗的军团长没有实权,印把子掌握在悲观动摇的中央代表和没有实战经验的政委手上。

素来厚道,对同事不肯说重话的粟裕,在回忆录中少有露出锋芒:

在军团三人领导核心中,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练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青年军事指挥员。但是,当时“左”倾宗派主义的领导者,对红军中原来的干部是不信任的。寻淮洲虽是军团长,却没有实权,很难有所作为。七军团的领导权,实际上由曾洪易、乐少华两人掌握。中央代表曾洪易,曾在闽浙赣苏区任中央代表和省委书记,积极推行“左”倾错误政策,造成极大的危害,到抗日先遣队以后,面对艰难的斗争环境,他一直悲观动摇,后来抗敌叛变了。军团政委乐少华,也是“左”倾错误政策的坚决执行者,曾到莫斯科留学,回国后很快升任七军团政治委员。他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很蛮横霸道,动辄拍桌子骂娘,以“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大帽子打击压制干部,并滥用所谓“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进行瞎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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