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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春:毛泽东亲自组织农村调查

罗平汉




1961年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随后,又亲自组织三个调查组对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这对于了解农村真实情况,下决心调整农村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部署农村的整风整社。会议确定,所有社队都必须以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为纲,进行整风整社,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等“五风”,彻底清算平调(即“一平二调”,平指平均主义,调指无偿调拨)账,坚决退赔。要求社队各级和县以上各级各部门的平调账,都必须认真清理,谁平调的谁退赔,从哪里平调的退赔给哪里。自从出台“十二条”,各地开展整风整社活动后,毛泽东对农村的真实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开始感到农村困难局面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同决策脱离实际有关,是调查研究不够、情况不明造成的,因此有必要大力提倡调查研究。

1月13日,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会上就农业问题、工业问题、建设方针、国际形势等阐明了意见,着重讲了调查研究的问题。他说:“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

毛泽东还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毛泽东在讲话中认为,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方法对,因此必须开展调查研究。他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

1961年1月中旬,接着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央又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上,毛泽东又讲到了调查研究的问题,说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重申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正当毛泽东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之际,一本题为《调查工作》(该文收入《毛泽东选集》后题为《反对本本主义》)的石印小册子摆到了他的案头,他见后非常高兴。这是他30年前写的一篇旧作,是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而写的,已经失散多年,一直寻找而未得。1959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建馆,到各地征集革命文物,在福建的龙岩地区发现了这篇文章的石印本。1960年底,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人从革命博物馆借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得知此书后,将其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看到这熟悉的文字,联想到当前困难的形势,毛泽东更感到调查研究的重要。八届九中全会刚刚结束,他就致信秘书田家英,要他和陈伯达、胡乔木各带一个调查组,分别去浙江、湖南、广东省农村,以10天至15天的时间,各调查一个最好的队和一个最坏的队,然后直接向他汇报。1961年1月21日,三个调查组离京前往浙、湘、粤三省农村调查。

田家英:浙江农村调查

1月22日,由田家英率领的中央浙江调查组到达杭州。田家英向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给他的信,浙江省委也决定派人参加调查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调查组和浙江省委商定在富阳县选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即东洲公社的五星生产队)、在嘉善县选一个最差的生产队(即魏塘公社的和合生产队)作为调查对象。调查组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去嘉善,一个小组去富阳。田家英自己先去嘉善调查。

1月24日下午,田家英率领的调查组来到嘉善的魏塘公社。当天晚上,调查组就听取了公社负责人的汇报,对这个公社1958年以来组织“大跃进”“放卫星”“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化”“大办食堂”“大兵团作战”等情况,有了初步印象。

第二天上午,调查组进驻和合生产队。调查组进村之后,田家英明确要求,调查人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了解真实情况。针对基层干部和群众还有顾虑的情况,田家英提出要“打开脑筋,打破思想框框,敢于和善于发现问题”,要求调查组在生活上和群众同吃同住,打成一片,集中精力做好调查,而不搞那些流于形式的劳动;同时,在调查组内部提倡“敢想敢说”,“敢于提出问题和不同意见”,但是这些意见应该通过组织向当地领导提出,不许向外乱说,不准对基层干部指手画脚,以免干扰地方工作。

调查组首先采取串门个别访问、分阶层召开各种座谈会的方法了解情况。他们选择了两户贫农、两户下中农、两户上中农,用几天时间对这六户家庭解放以来的劳力、经济、生活状况的变化,进行了算账对比。调查组还请来了几位老贫农、老雇农、老中农和生产队干部进行交谈。经过连续几天的座谈,调查组对和合生产队1956年至1960年生产发展情况、存在的严重问题有了深入了解。

和合生产队是魏塘公社14个落后队中的一个,它在公社化前是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下面有11个生产小队,共有327户、1236人,有耕地3753亩,人均3亩多。这里地处杭嘉湖平原水网地区,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历来是有名的产粮区,群众生活一向较好,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公社化前,和合生产队每年向国家提供100万斤左右的商品粮,但自1958年以来,这个生产队粮食产量连年下降,1960年亩产量只有291斤,而解放前常年亩产已达350斤至380斤。

对于这个队的落后面貌,调查组将之概括为“队困民穷,集体负债,社员倒挂(即透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1958年下半年以来,和合生产队的耕牛、猪、羊大批死亡,农具大量损坏,瘦瘠地不断增加。这个生产队的耕牛已由1956年高级社时的108头减少到68头,仅1958年冬到1959年春就死掉10多头;猪从1958年的486头减少到1961年初的180头;羊从200只减少到74只。瘦瘠地由510亩增加到1960年的830亩。农具损坏也相当严重,水车由101部减少到52部,犁耙由99张减少到57张,稻桶由82只减少到54只,而现有的农具许多破旧不堪,需经过修理才能使用。

二是社员生活十分困难,收入减少,口粮下降,体质很差,疾病增多。1949年以来这里农民本来收入一年比一年增加,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但1957年以后,生活水平就逐渐下降,1960年更是直线下降。这一年每个社员的平均收入只有21.27元,还不到1956年73.4元的30%,而每个人的最低标准口粮就需要30元左右,社员一年辛勤劳动,到年终结算,还成了“倒挂户”,全队“倒挂户”占到了总户数的58.6%。社员生活最大的困难,就是口粮不足,1956年以后社员口粮连年下降,1960年只有353斤原粮,仅为定量的四分之三,这个队已连续3年春天闹粮荒。调查组来时,每人每天只有半斤大米,三餐都是稀饭,蔬菜很少,又没有其他代食品,社员普遍反映:“这三年来,人有点饿坏了。”他们形容这几年的生活是:“王二小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由于口粮不足,吃不饱饭,社员体质明显下降,生病的年年增多。当时全队有170个病人,占全队人数13.7%,其中劳动力80人,占19%。

三是集体经济受到削弱。由于生产力的破坏,社员生活的下降,从而也严重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巩固。1961年上半年和合生产队生产周转资金缺口达11000元,必需的基本建设和生产费用需要29000元。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援,和合大队已经到了连简单的再生产也无法维持的地步。而这个生产队已经欠国家贷款48000元。这几年,社员从集体分到的收入,无论是绝对数或比重,都是愈来愈小。1960年集体分配部分仅占社员总收入的63%,每一个劳动日只有0.163元。

调查组了解到,由于生活困难,社员们普遍怀念过去的初级社,说那个时候最好,饭吃得饱,钱拿得多。也有一些社员怀念单干时的生产,这些人不都是中农和富裕中农,也有贫农和下中农。甚至一些雇农出身的社员,也对当年的雇工生活有些留恋,说那个时候比现在吃得饱、吃得好,经常可以吃到咸鱼,农忙时还有酒有肉。

调查组发现,和合生产队出现这种严重局面,主要原因并不是自然灾害。群众反映说,这几年的年景不错,并没有什么自然灾害。调查组认为,造成这个队落后的最主要原因,是“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从1958年下半年起,和合生产队“五风”一直在刮,且越刮越大,越刮越厉害。其结果,不但刮掉了合作社时期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引起粮食问题更加紧张,还使高级社时就已存在的问题,比如因生产队规模过大而产生的平均主义等矛盾,更加突出。

这个队的“五风”起源于1958年早稻估产时的浮夸风,大盛于公社化初期的“大兵团作战”。那时以“共产风”为主“五风”齐刮。1959年下半年以来,“共产”风稍有停息,瞎指挥和强迫命令风仍在继续发展,1960年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直到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下达后,“五风”才基本停息下来。

从1月25日至2月2日,田家英率调查组经过7天半的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基本上掌握了和合生产队的情况及存在的问题。通过调查,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五风”问题的严重危害。

随后,田家英又赶到富阳县东洲公社,调查了解五星生产队的情况。在此之前,另一调查小组已在这里调查了一个星期,但对这个队的粮食产量依然摸不清底细,被采访的老农和基层干部说法各不相同,查账也是几个数字、互相矛盾。田家英和调查组其他人分别找会计、仓库保管员、生产队长和支部书记谈心,干部们才交了底,说出了真情。这个生产队的粮食生产之所以没有下降,人民生活情况还比较好,主要原因是生产队干部、党员和部分老农协商一致,有组织地抵制来自上面的瞎指挥,对粮食产量采取两本账的办法,对密植采取路边密点、里面常规的办法加以应付。田家英听了生产队的汇报之后,立即肯定了他们的这套“防风林”的措施。

人民公社化后农村普遍实现了公共食堂化。当时,公共食堂被冠以“共产主义萌芽”“社会主义阵地”。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中,一些干部还因为主张解散公共食堂而遭到批判甚至组织处分。和合生产队和五星生产队都办有公共食堂,调查组也和农民一样到食堂吃稀饭。公共食堂不但限制了社员的吃饭自由,还是典型的平均主义,并且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广大社员早已对此不满。但办食堂是各级倡导的,并且各级不断地发文件、下指示,强调公共食堂制度必须坚持。因此,尽管社员们对食堂是满肚子的意见,但谁也不敢对调查组明说。

调查组为此专门召开了座谈会,让社员把心里话讲出来,但会上发言并不踊跃,吞吞吐吐。会后,一位妇女迟迟不肯离去,把调查组的人拉到一旁,悄悄地问,你们是真听意见,还是让我们表态?会上那么多人怎么敢讲!这个妇女根据在食堂工作的亲身经历,说了食堂一大堆问题。

随后,调查组又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对食堂问题作了进一步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群众对食堂意见很多:一是办食堂,搞“一平二调”,社员家的炊具、桌凳搬到食堂无偿使用;二是把自留地收归食堂作菜地,家畜家禽集中饲养,使社员无法发展家庭副业和多种经营;三是食堂饭菜不对胃口,老人小孩难以照顾,生活不方便;四是难管理、漏洞多,有的干部开“小灶”,多吃多占;五是食堂浪费粮食严重,把生米变熟饭要过五道滴漏(即从米桶——掏箩——水缸——饭锅——社员的饭篮五道程序都有滴漏),结果1斤米变成8两粥。绝大多数群众的意见是食堂应该解散。

调查组把群众的意见如实地向田家英作了汇报。田家英一听说要解散食堂,并没有心里准备,颇为吃惊,因为中共中央刚刚下发的“十二条”中,还明确规定“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并且“必须办好”。因此田家英并没有马上表态,而是又亲自召开几次座谈会,反复听取群众意见,最后他认为群众的意见是对的。

在调查中,许多老农向调查组反映:办初级社时最好,十几户、几十户人家自愿结合在一起。既是生产单位,又是分配单位,看得见,摸得着,算得清,分得到,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公社化后,一个和合生产队,要管11个小队,南北10多里,望不到边,分配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哪来劲头搞集体生产。调查组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人提出,应该调整生产队规模,把核算单位放到生产队(即当时的小队);有人则怀疑这样做是“倒退到初级社了”。在这个问题上,田家英的态度很明朗,认为不应该以过去的框框去谈论什么“前进”和“倒退”,而主要看是否符合群众的意愿,是否有利于生产。

这年2月初,毛泽东也到了杭州,并于2月6日听取了中央调查组的汇报。就在这次谈话中,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中共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被毛泽东采纳了。在随后的广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到这个条例的由来时说:“我是听了谁的话呢?就是听了田家英的话,他说搞条例比较好。我在杭州的时候,就找了江华同志、林乎加同志、田家英同志,我们商量了一下,搞这个条例有必要。搞条例不是我创议的,是别人创议的,我抓住这个东西来搞。”

胡乔木:湖南农村调查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率领一个中央调查组前往湖南进行农村调查。

1961年1月30日至3月7日,中央调查组与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所派的干部一起,来到湘潭县的石潭公社古云大队调查。调查组住在古云大队部的一栋旧瓦房里,胡乔木住一小间,其他人在一间大点的房子打通铺。

调查组进村时,群众对调查组的情况不摸底,尽管他们对公社体制、公共食堂有很多意见,却不敢讲实话,害怕调查组走后挨辩论、批斗、扣饭。为了打消群众的顾虑,胡乔木决定走家串户进行走访调查。

调查组首先来到了已经靠边站的队干部易少华家。易少华靠边站的原因是讲了一句上面不爱听的话,结果不但挨了批,而且还被撤了职。胡乔木在得知他有四个小孩后,便问道:“四个崽,有饭吃吗?”易少华本想说真话,但又怕以后挨打受斗,就低头不语。胡乔木见状,知道他有顾虑,不敢说真话,就对他说:“你放心,我们这次来,只是来搞调查,没别的意思。调查目的就是要弄清楚你们的生活生产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问题和要求,再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为制订好的农村政策打下基础,摸清底子。”

易少华听胡乔木这么一说,就大着胆子说了一句:“就是饭吃不饱。”胡乔木问:“为什么连饭都吃不饱?”易少华说:“这几年连年减产,亩产只有140多斤。”胡乔木说:“产量这样低,群众吃几两米一餐。”易少华说:“十六两秤一斤吃三两米一餐。”胡乔木感叹地说:“吃三两米,怎么做得了事。”胡乔木又问易少华对农村政策怎么看,易少华说,搞集体还是要得,就是搞公共食堂要不得。胡乔木问:“为什么要不得?”易少华说:“会饿死人的。我们这里搞食堂只是一个形式,不信你可以到食堂去看看。”

2月5日,胡乔木在几个生产队转了一圈后,来到了泥湾小队的食堂。此时正好是食堂开饭时分,胡乔木要了一钵饭,来到一张桌子边,却发现食堂许多的桌子都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他悄悄地问旁边一个叫陈玉泉的社员怎么回事。陈玉泉本来不想讲,但又想起别人告诉说易少华对调查组讲了真话,也没把他怎么样,就对胡乔木说:食堂本来早已散了,队长听说调查组要来检查食堂,前天通知社员要集体出工,并说食堂管三餐饭。胡乔木又问食堂好不好,陈玉泉说:“吃食堂好是好,就是身体打败仗。”说着就捋起裤脚把浮肿的双腿给胡乔木看。

胡乔木又问旁边一个叫李枚生的社员:“饿饭吗?”李枚生一向胆小怕事,就言不由衷地说:“生活还好,饭也吃饱。”胡乔木知道他说的不是真心话,就指着他身上穿的烂衣服说:“你怎么穿得这样差?”李枚生说:“这是我下田穿的劳动服,好的锁在柜子里。”胡乔木见此,就说:“那好,你带我到你屋里去看你的好衣服。”李枚生没有办法,只得把胡乔木领到家里。到了李家,李的妻子赵氏正在吃东西,胡乔木便问吃的是什么?赵氏比较泼辣,就把碗端到胡乔木面前,并且说:“看吧,糠粑粑,你试点味不?”胡乔木看着碗里的糠粑粑,久久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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