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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前后

宋毅军+齐苗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增强团结,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为战胜严重困难而奋斗。七千人大会前后,陈云、刘少奇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道,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参与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的决策,对于克服国民经济困难局面、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会前,刘少奇、陈云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道进行调查研究

20世纪60年代,中共中央、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陈云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一道赴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刘少奇先后到湖南长沙、宁乡调查。陈云则先后分两次用5个多月时间,到多个省市进行调查。巧合的是,他们俩调查研究不仅都选择农村,而且分别选择了自己的家乡湖南宁乡和上海青浦。

1961年4月12日,刘少奇来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生产大队蹲点调查,住大队部所在地王家塘。他听取了关于天华大队的情况汇报,召集天华大队干部座谈《农业六十条》,着重讨论了食堂、分配、粮食和住房问题。他还约请施家冲部分社员座谈,征求农民对食堂、供给制等问题的意见。同时,他听取了中央工作组汇报天华大队有关情况,一道研究农村商业问题和天华大队领导班子问题。30日下午,刘少奇在省、市、县委工作队全体干部会议上讲话,着重谈了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和实行群众路线问题。5月1日,刘少奇致信湖南省委领导人,强调“调查组在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关于房屋情况的调查和处理意见,可以作为各地处理农村房屋问题的参考”。同日,湖南省委将此信和中央调查组《关于广福公社天华大队房屋情况调查和处理意见》转发全省。

刘少奇对家乡宁乡的调查研究是从5月开始的。5月2日,刘少奇来到宁乡县城,听取宁乡县委汇报工作,召集县、社工业干部和县公安局、县商业干部座谈。晚上,他回到了故乡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住旧居。第二天,刘少奇听取了宁乡花明楼公社整社工作队、炭子冲大队工作队汇报,视察了公共食堂,并与农民交谈。他说:群众心情现在还不舒畅。我同几个社员谈话,他们不敢讲话,特别是对现在的干部不敢讲话。11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报告了调查研究的情况,并提出关于解决社员住房,退赔社员财物,巩固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的所有制,在一部分乡村中建立公安派出所和巡回法庭,机关干部、军官和职工在乡家属待遇等问题的处理意见。

5月21日至6月12日,刘少奇出席在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讨论了商业工作和城乡手工业问题,决定对批判处分错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甄别平反。7月中旬后,刘少奇还连续对林业问题作了系统调查。

6月,当刘少奇对于农村问题的调查研究基本结束时,陈云决定再下江南,到他1955年曾进行过两次调查的上海青浦,也是他的家乡开展调查,以探寻调整农村政策、解决农业困难的具体办法。出行前,他致信李富春说:“我明日去青浦,如能在乡间住一两星期了解一下乡村情况最好。如身体不行,即在上海坐镇,由暮桥、周太和和另两位1927年与我同搞农运的同志住乡下调查。”

陈云到小蒸公社后吃住在农民家,每天上午开座谈会,下午实地考察。他不顾心脏有病,多次到农民家中了解他们养猪、种自留地和吃、住等情况。陈云在小蒸调查期间,听公社党委两次汇报,召开10次专题座谈会。对于了解到的10个方面的问题,陈云都做出了结论。其中最要紧、群众最关心的,是母猪私养、农作物种植安排和自留地3个问题。对这3个问题,陈云通过全面、比较、反复的方法进行了重点研究。当时调整农村政策中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自留地。据薛暮桥回忆:

我随陈云同志在青浦调查一个月,目睹上级的瞎指挥,深感这是造成三年困难的根本原因。青浦农民的生活确实很苦。……农民听到陈云同志来了,很高兴,以为一定能够增加口粮。陈云同志经过一个时期调查后,召集几个他熟悉的老农谈话,告诉他们:全国粮食歉收,许多地方还不如你们,现在国家还没有力量增加口粮,只能自己想办法,如少种一点双季稻,增加一点自留地,多养猪,多打鱼等;这样明年每天吃一顿干饭,后年吃两顿,大后年吃三顿。老农点点头说,只能如此,不能一步登天。

小蒸调查后,陈云又到浙江、江苏等地调查研究,研究农作物安排的有关问题,还就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等问题同上海市委、浙江省委、江苏省委、河北省委交换意见。他致信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简要汇报了青浦小蒸的调查情况,并应约当面报告。8月,陈云的信和3个调查报告印发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对落实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产生了积极影响。

陈云在写出农村调查报告后,把主要精力转到工业方面的调查研究。这年秋,陈云在北京主持召开两次座谈会,即10月14日至11月3日召开的煤炭工业座谈会、11月24日至12月17日召开的冶金工业座谈会,进行工业调查。

青浦农村调查与煤炭工业、冶金工业调查,是陈云在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中所作的两个重要方面的调查。这些调查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他夸奖陈云对经济懂得比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

刘少奇、陈云分别进行的调查研究,在思想上达成的默契,为他们在七千人大会后的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准备了条件。

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作自我批评;陈云没有讲话,因为“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但在随后的多次会议上,陈云连续发表讲话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经过充分的准备,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

1月27日,会议印发了刘少奇代表中央作的书面报告。同日,刘少奇作口头讲话。他坦率地说:1958年以来,“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他代表中央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坦承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

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作了自我批评,并称赞对经济问题,“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陈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唯一没有在大会上讲话的。毛泽东曾请他讲话,他也没有讲。毛泽东说陈云“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这一次我说请他讲话,他说不讲。我说你哪一年讲?他说过半年可以讲。”陈云之所以没有讲话,主要原因是他感到“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后来,他是这样回忆的: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2月7日,七千人大会闭幕。但是,陈云并没有等到半年后,而是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就开讲了。

2月8日上午,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举行会议,陈云出席会议并讲话。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粮食、财政、市场、精简职工、修改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和会议传达等问题,陈云又多次发言。讨论中,陈云就财政平衡、市场平衡、工农业恢复速度、精减职工、改善城市人民生活等问题发表意见。为解决当年财政不平衡的问题,陈云提出要采取精兵筒政、减少行政管理费等6条措施。这些主张受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的高度重视。

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这次会议史称“西楼会议”。毛泽东因在外视察没有出席。会议发现了一些在七千人大会时没有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都提议必须下更大的决心来进行调整。

2月23日,陈云经过反复考虑,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长篇讲话。他直率地指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针对存在的困难,他提出了6条措施:一是把1963至1972年的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二是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三是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是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是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陈云的讲话在中央领导层内引起很大震动。薄一波回忆说:

在陈云同志发言时,大家还三言两语地插话,为他的讲话内容作补充。少奇同志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中,讲了一些极为深刻的话。他说:“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方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少奇同志还建议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云同志再展开讲一讲,统一大家认识,并征求意见。陈云同志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建议国务院会议扩大到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由李富春、李先念和他共同传达西楼会议精神。

2月26日,国务院召开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会议,李富春作《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报告,李先念作《当前财政、信贷、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报告,陈云作《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报告。这三个报告进一步阐述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的精神,把经济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彻底摆开,提出了有力的措施。特别是陈云的报告,丰富了他在西楼会议讲话的内容,并且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对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起了更大的作用,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赞扬。

陈云的报告对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是从农业减产讲起的。在谈了农业存在的困难后,陈云分析现有基本建设规模同国家财力物力和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的问题。接着,陈云又摆出通货膨胀、投机倒把、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方面的问题。城市人民“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陈云一共讲了5点困难。他认为,农业减产、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是基本原因,其他困难是从这两点派生出来的。

那么,采取哪些办法来克服上述困难呢?陈云认为:一是把十年规划明确地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恢复阶段任务“是克服困难,恢复农业,恢复工业,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二是把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看成“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三是提出制止通货膨胀的办法,强调通过经济手段、业务经营与行政管理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四是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看成“根本大计”。六是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放在“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上,这是目前第一位的问题。

陈云特别强调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才能有效克服困难。他说:“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轻举妄动、早动乱动好得多。”

陈云讲话激起了强烈反响。3月18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发出《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4月26日,中央决定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市级。

陈云的讲话,成为当时财政经济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在各地产生了重大影响。浙江省省长写信给陈云和刘少奇说:“陈云同志讲得很对。”在北京,陈云讲话“使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和财经部门的全体同志从‘超英赶美和‘十年规划等框框中摆脱出来,对集中精力搞好调整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

刘少奇全力支持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西楼会议后,中央在组织上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是重新设立中央财经小组,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特别是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由谁来担任组长?据邓力群回忆:

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都主张要陈云同志当组长。陈云同志一再推辞,说他身体不好,当组长不合适,可以当成员,他有意见可以提,他也相信,财经小组的同志会认真考虑他的意见。这样就确定富春同志当财经小组的组长,周总理、陈云同志都是小组的成员。后来在讨论批转陈云同志的讲话时,少奇同志说,有同志向他建议,让陈云同志来当组长,富春同志当副组长,是不是再议一下。富春同志讲,陈云同志当组长最合适,他自己当陈云同志的助手。会议就这样决定了。当时陈云同志不在场,他知道后还是推让。少奇同志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

4月19日,中央办公厅下发中央通知: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同志为组长,李富春等同志为组员。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恢复了1957年1月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职能,成为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大政方针的最高决策机构。

当时,周恩来率先提出调整1962年年度计划。陈云完全同意,他说:“我看今年的年度计划要做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四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

3月7日和8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如何贯彻落实西楼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精神,调整1962年年度计划。会上,陈云重点讲了调整1962年年度计划和综合平衡的问题。

关于调整1962年年度计划,陈云说:“今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这是非常必要的。定了以后,后三个季度就不要变动了,再不要像往年那样‘一年计划、计划一年,使计委的同志苦得不得了。”他着重强调了农业和市场问题,指出:“现在调整计划,实质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这两项定下来,再考虑其他。”

陈云强调,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实行综合平衡的原则。“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怎样实现综合平衡?“一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一点是,从什么‘线出发搞综合平衡?”

第二天,周恩来在会上讲话,完全支持陈云的意见。当周恩来讲到“基建的安排不能扩大矛盾,而要缩小矛盾”时,陈云说:“要注意三点:一、考虑今后五年总的经济形势;二、要按照材料的短线安排,不能按长线安排,否则就会有厂房没有机器,有主机没有辅机;三、必须有骨头有肉,过去几年规模太大,就削,削到最后只剩骨头,结果就不能投入生产,今后基建必须配套,必须各方面相互衔接。”

周恩来、陈云提出的对1962年年度计划进行调整的主张为中央采纳。薛暮桥把这次讲话和2月26日所作的《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报告联系在一起,说:“陈云同志的这两次讲话,对于纠正‘大跃进以来决策上的重大失误,使我国国民经济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4月初,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薛暮桥回忆说:“这时陈云同志的身体仍很虚弱,每天只能谈两小时,分三天报告完毕,他完全同意草案所提的意见,要我把他的意见转告总理。”5月7日至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这一报告。经毛泽东批准,5月26日,中央向全国批发了这一报告。这一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使严重困难的局面得以迅速扭转。

调整国民经济,力挽危难局面,陈云无论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还是在经济工作的决策与组织领导方面,都得到刘少奇的大力支持。邓力群回忆说:

少奇同志还出了一个主意,要我们把陈云同志这几年对经济工作的讲话、文章,选编一份材料。我把这个意见对陈云同志的秘书说了。秘书给他打电报请示。陈云同志几次三番坚决反对。后来少奇同志说:对他说嘛,不是广为印发,只是印发给中央少数同志、中央财经小组的同志看,作参考。这样,我们就编了一份材料,大约有四五万字,提要一万多字。开始,题目称为《陈云同志论几年来的经济工作》。何均同志提出,已经有了《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再来一个‘论什么,不好。于是把题目改成《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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