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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创建遂川县工农兵政府的伟大实践

周慧芬

[摘 要] 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是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时期毛泽东亲手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毛泽东吸取茶陵建政的教训,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筹款子的斗争,并亲自指导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代表工农利益的施政纲领,使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为第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工农民主政权。其间,毛泽东根据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首次提出了“保护中小工商业”的政策、游击战术“十二字诀”和军队建设的“六项注意”,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毛泽东在遂川的建政实践也为中国共产党学会治国安民本领积累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 毛泽东 遂川县工农兵政府 建政实践

八七会议后,随着各地武装起义的展开,建立什么样的政权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27年8、9月间,中央确立了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方针,并提出放弃国民党左派旗帜,建立苏维埃的口号。这表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经历大革命失败的惨重教训,开展武装斗争的实践后,对政权建设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27年10月,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开始了政权建设的实践探索。其间,毛泽东深刻总结茶陵建政的教训,在亲手创建遂川县工农兵政府的过程中,实施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意义的伟大实践,使一个真正代表工农利益的红色政权横空出世。

一、毛泽东创建的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是党建政的第一次成功预演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建政的最早实践是1927年11月在茶陵县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城是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之后占领的第一座县城。工农革命军在既没有管理一个县的思想准备,更没有管理好一个县的经验的情形下,先是沿用旧政府的牌子,由部队派人当县长,照旧政府的做派,建立了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新政权。毛泽东获悉后很不满意,在其“不能按国民党那一套办,要成立工农兵政府”的指示下,由工会、农会和士兵委员会中各选出一名代表,组成工农兵代表会议,推出工人代表谭震林担任政府主席,建立了工农兵政府。从形式上看,新政权体现了“工农民主”的性质,但实际上,由于部队既没有去做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让群众了解革命队伍的主张和目标,也没有打倒土豪劣绅,使穷人摆脱土豪劣绅的剥削和压迫,所以它最终没有得到群众支持和拥戴。

1927年底,毛泽东对茶陵建政进行总结,指出茶陵建政没有做群众工作、没有打土豪筹款是两大缺憾,由此提出工农革命军的三项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1928年1月5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首次攻占遂川县城。遂川成为工农革命军执行三项任务的第一个实践阵地。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大力经营遂川,亲手创建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使之成为第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县级政权。

(一)开始群众工作实践,使建政过程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部队真正做群众工作是从遂川开始的”,“部队做群众工作搞出经验也主要是在遂川”。[1]P447、448

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时,遂川的土豪劣绅早已闻风外逃,逃离前还放出谣言蛊惑人心。群众对工农革命军本来就不了解,他们对旧军队中抓夫派差、拿东西不给钱、随意打人骂人的情况有着深刻印象,被地方土劣一煽动,吓得都躲了起来。

毛泽东吸取茶陵建政的教训,决定立即开展宣传发动群众工作。毛泽东教导工农革命军从小处着手,先分给一些可吃的东西。一些群众见战士们拿东西给他们吃,说话又和气,商店也保护得好好的,没过几天,除了土豪劣绅外,商人和群众都陆续回来了。

群众回来后,毛泽东又以工农革命军班排为单位,组织宣传队做工作。每个宣传队都抬着石灰桶在大街小巷刷写标语,宣传工农革命军的政策和主张:“工农革命军是穷人的队伍,只打土豪,不打穷人”;“共产党是帮助工农谋利益的政党”;等等。有的还主动上门找群众交谈,用自身的经历和感受教育感化他们。毛泽东也经常主动找老表谈心,做些调查。群众对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慢慢熟悉起来,不过几天,他们开始主动为工农革命军带路,提供土豪劣绅的情况,不少青壮年还要求参加工农革命军。

县城局面打开了,毛泽东便指示工农革命军分兵到农村去发动群众。除团部、特务连留在县城外,其他部队分三路下乡。部队所到之处,一面开展宣传,一面开始打土豪,没收土豪的钱物和粮食,并将其中一部分分给乡亲们。他们用实际行动教育群众,取得群众信任。

这些细致入微的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广大群众真切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军,也认识到了自己的地位和使命。依靠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各区乡工会、农会组织很快恢复,红色政权也纷纷建立起来,为建立县级红色政权创造了条件。

(二)制定施政纲领,确立为广大群众根本利益服务的目标。在部队分兵下乡期间,毛泽东指示中共遂川县委要着手筹建县级工农政权的工作。为了让广大群众更清楚地了解新政权的性质,毛泽东对县委书记陈正人等人说:“首先一条就是要把政府的主张和办法宣传出去,让群众知道我们的政府是干什么的。”[2]P111他嘱咐县委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一个纲领,并对大纲应包括的内容作了具体指导。

县委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召开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陈正人执笔拟出了初稿。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个大纲包括了政治、军事、文化、土地、生产和人民生活等诸方面,共30条。毛泽东在审阅过程中,与陈正人一道逐条讨论修改,尽量使用群众语言,使之通俗易懂,便于群众理解。例如:把“不虐待儿童”改为“不准大人打小孩”;把“废除聘金聘礼”改成“讨老婆不要钱”;把“废除土豪的债务”改成“借地主的钱不要还”;等等。

修改后的施政大纲称《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它规定: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凡地主、祠庙、公共机关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属,归属无田少田的贫苦人民和退伍兵士耕种使用;废除所有地主的契约借据,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停止偿还和缴纳欠租欠税欠捐;严惩一切反革命分子;开办消费、贩卖、信用、生活合作社;等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建政实践中,第一次把政治主张和施政举措以文字的形式确定下来。由于它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其各项内容集中反映了劳动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体现了工农政权的本质,代表了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初期的政权主张,“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民主革命的基础纲领”[2]P111。

(三)打土豪、分浮财、建立工农政权,使广大工农群众真正当家做主。毛泽东在遂川期间,领导广大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建立区、乡、县工农政权的切实行动,使广大工农群众不仅从经济上开始摆脱了地主豪绅的剥削,也从政治上翻了身,拥有了以前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长期以来,地主霸占大量土地,对贫苦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广大贫苦农民吃尽了无地少地的苦头。大革命时期,在边界各县中,遂川土地最为集中。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有所描述,“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因此,农民要翻身,就要向地主豪绅夺回土地。而要夺回土地,就必须从政治上把土豪劣绅彻底打倒。所谓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就是指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工农大众推翻剥削阶级的旧政权,建立起自己当家做主的政权。工农革命军所到之处,工农暴动风起云涌。暴动队员们臂戴红袖章,拿着梭镖、大刀、土枪、鸟铳,扛着红旗,向几千年来压在贫苦农民头上的地主豪绅展开激烈的斗争。他们恢复建立农民协会、暴动队,建立区乡政权组织,分地主豪绅的浮财,罚地主豪绅的款,杀掉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只要把红旗一举,后面就汇成一条人的洪流,男女老幼挑着箩筐,扛着扁担背着口袋,一边走,一边招呼路旁人:走呀!跟工农革命军打土豪去!”[3]P69在农民运动的怒潮中,土豪劣绅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土豪劣绅的势力被打下去,农民的威风树了起来,广大贫苦农民体验到从未有过的扬眉吐气。

1928年1月24日,县工农兵政府在县城李家坪召开成立大会。农民出身的王次淳当上了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为大会修改的对联“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坐利;看今日我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充分表达了工农群众当家做主的喜悦心情。县工农兵政府一成立,立即代表工农大众行使职权。大会对大劣绅郭渭坚进行公审,并处以死刑。宣判书上加盖了县工农兵政府大印。

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内设五部一室:土地部、军事部、财政部、裁判部、文化教育部和秘书室,办公地点就设在县城的万寿宫。这座建筑保留至今,记载着当年毛泽东领导遂川工农群众翻身掌权的光辉历程。

以上可见,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作为毛泽东亲手创建的第一个红色政权,不仅确定了工农群众掌握政权的组织机构和人选,从形式上体现了工农群众当家做主性质;它还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确立了相对完整的反映工农群众愿望和要求的施政纲领,实施了打倒土豪劣绅、分其浮财给广大贫苦群众的具体行动,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获得了切实的利益。这一切都从实质上体现了工农民主政权的性质,是中国共产党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实践中,实施工农暴动、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次成功预演,为以后宁冈、永新、莲花、酃县等红色政权的建立起了示范的作用,成为湘赣边界政权建设的旗帜。《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为工农政权所实施的政纲,“成为井冈山地区和后来赣南、闽西等根据地建设的初步蓝本”[1]P12。

二、毛泽东创建遂川红色政权的伟大实践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遂川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南大门。从历史渊源上看,现在井冈山的行洲、下庄、土岭、大小五井、荆竹山及长烟、下七、黄坳等地,在当年都属遂川辖地。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在全县区乡红色政权普遍建立的基础上成立后,遂川即为全红县。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井冈山根据地的初步建立。毛泽东创建遂川红色政权的伟大实践,为后来井冈山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在经济建设方面,开辟了草林红色圩场,并首次宣布保护中小工商业的政策。草林圩是湘赣边界四大圩场之一,是周围百十里群众的商品主要集散地。当圩时,福建、湖南、广东等外埠的客商都有不少来此做肩挑生意。但是,草林圩长期为地方豪绅地主把控。工农革命军上山后,当地土劣在圩镇周围的交通要道上设立了多重关卡,强行抽税,从黄坳到草林这30多公里路就要抽5道税。这一方面使广大群众受到重税的盘剥,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山上与山下的正常贸易。

工农革命军分兵到草林时,地方土豪劣绅早已关门闭店,疏散财物,收拾金银逃往异地。而中小商人由于受土豪劣绅反动宣传的影响和威吓,也纷纷关店收摊,躲往乡下“避风”。因此,圩场冷落,农民挑来的货物卖不出去,食盐、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又买不到,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毛泽东当年描述道:“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4]P53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沟通红白区域的物资交流,解决根据地军民日常生活用品的需要,1928年1月中旬,毛泽东亲自来到草林。他先是下令砸掉通往圩场路上的所有关卡,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同时指示工农革命军组织宣传队贴布告,刷标语,上门找群众,大力宣传党的政策。经过一番宣传后,一些群众已不再畏避,但中小商人还有疑虑。为此,毛泽东又制订了在打土豪中如何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规定:“反对封建剥削,只能没收地主的财产,保护工商业利益。如地主兼商人,就只能没收封建剥削部分,商业部分,连一个红枣也不能动。如果有些特别坏的土豪必须没收他的商店的话,就一定要出布告,宣布他的罪状。”[1]P199毛泽东还要求工农革命军把革命政策送上门,挨店挨铺宣传。中小商人听了宣传,又看到战士们买东西都照价付钱,意识到土豪劣绅的谣言不可信,一些店铺陆续开业。1月16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是草林逢圩的日子,又是旧历小年,毛泽东借此机会在圩场万寿宫亲自主持召开大会,阐明工农革命军的工商业政策。他强调说:“工农革命军是保护工商业的,对于你们的财产,我们丝毫不动,你们可以放心做生意!”

工农革命军的举措和政策博得了群众的信任,中小商人纷纷恢复营业,冷落的圩场很快活跃起来了。“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4]P78

毛泽东领导的对草林圩的改造及在改造过程中提出并执行的“保护中小工商业”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群众和中小商人参与圩场贸易的积极性,繁荣了根据地的经济,使根据地军民日常生活的供养所需能通过市场交易流入,从而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经济条件。

(二)在军队建设上,提出了“六项注意”。工农革命军的成分来源十分复杂,既有工人、农民,又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游民及从旧军队中过来的人。初期的纪律要求也不严明,即使到三湾改编后,部队仍然没有明确的纪律规定。由于在改编过程中没有进行政治教育,部队战士的觉悟程度不高,在斗争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环境下,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时有发生。在行军过程中,毛泽东对这些情况都有所察觉。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所率的工农革命军一部与王佐派来接应的使者在荆竹山相遇。为了使部队以后能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毛泽东在率部上山之前,首次向部队作了纪律规定,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11月中旬,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攻克茶陵县城后,由于没有经验,“部队自身建设还是沿用旧军队那一套,每天除了三操两讲二点,站岗放哨外,很少进行政治活动。部队的给养,也像旧军队一样,通过商会向各商铺摊派。这一段时间,部队乱得很”[3]P66。1965年5月21日,毛泽东在茶陵故地重游时,仍记忆犹新,他在县委机关院内漫步时对张平化说:“部队1927年占领茶陵县城时没有纪律”。

1927年11月,毛泽东在遂川组织部队分兵下乡期间,了解到侵犯群众利益的情况还有存在。例如,私藏药铺里的药材,借老百姓的门板不主动归还,睡过的地方不打扫,等等。群众对此很不满意。1月25日,部队再次分兵下乡之前,毛泽东在县城李家坪召集部队开会,首次提出了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等“六项注意”,并逐条作了解释,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检查“六项注意”执行的情况。

“六项注意”,是对“三条纪律”的补充和完善。毛泽东在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对革命军队的行为从细微之处作了详细的规范,这就不仅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革命军队与旧军队有了本质区别,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军民团结,增进了军民亲情,使后来长期的艰苦革命斗争有了强大的人民后盾,从而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在军事思想方面,提出了游击战术“十二字诀”。三湾改编时,秋收起义部队仅剩下700多人,革命力量十分弱小。茅坪安家后,通过多次分兵游击的实践,加上受井冈绿林朱孔阳“打圈子”战术的影响,毛泽东对应付强敌进攻的战术逐步有了自己的看法。1927年12月,在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打下茶陵县城撤到湖口圩时,毛泽东对战术问题进行了初步总结:“战无常胜,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掉旧的一套,来个战术思想转变。打仗也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用过去那套战法,想一口吃成个胖子。……打圈是个好经验,当然土匪打圈是消极的,我们要改变它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强敌来了,先领它兜个圈子,等它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要打得干净利落,要有缴获。……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我们的战术。”[1]P294

1928年1月5日,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县城,8日成立中共遂川县委。9日,万安农军攻占万安城。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两县同时掀起的红色风暴,必然引起敌人的极大恐慌。为了防范敌人的进攻,巩固已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1月中旬,毛泽东在遂川县城五华书院主持召开中共前委和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着重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在谈及对敌斗争时,毛泽东指出:“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要看敌人多少,了解敌人的情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5]在策略上,要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战术”[3]P313。这就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游击战术“十二字诀”。

游击战术“十二字诀”是毛泽东对工农革命军作战实践的第一次智慧总结。它的提出,为弱小的红军战胜强敌进攻提供了方略,在以后反击国民党军的历次“进剿”中,毛泽东指挥部队灵活具体地运用这一战术,多次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的奇迹,成为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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