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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影响

郭建明

[摘 要] 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推行民主政治,树立了自身执政的民主形象,促进了边区社会的整体发展,其制度设计成为新中国民主制度的历史渊源和萌芽形态。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虽带有历史局限性,但其历史影响却是巨大的,对今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关键词] 陕甘宁边区 民主政治建设 历史影响

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推行民主政治,既有民主制度与体制方面的设计,例如构建由参议会、政府、法院三部分组成的政权结构形态,构建中共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三三制”政权体制;也有民主行为方面的实施,例如以民主选举保障人民当家做主、以法治建设保障人民基本权益;还有民主理念方面的建构与民主作风方面的倡导,例如毛泽东与黄炎培论“历史周期率”,以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民、为民的革命风范。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推行民主政治,营造了自身执政的民主形象,促进了边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大发展,并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树立了中共局部执政的民主形象

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推行民主政治,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当时全国最革命、最民主、最进步的地方,使中共在同国民党的政治博弈中赢得民心并最终取得胜利。“政党的成功,不在于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多,而在于‘得到国民之援助;国民援助他,使他的主张、行动,都是公的,于是乎党的主张成了全民的主张,这样,人民群众就会拥护他”[1]P151。作为一个政党,赢得人民就赢得胜利,丧失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就必然遭致灭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真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边区人民赢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以为就是民主政治,就是由于边区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彻底解放,一方面创造了为自己服务的政权,又方面享有充分的自由权利。”[2]P21-22

首先,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占据优势,但是中共本着“天下为公”的宗旨,在“三三制”政权建设中约束其党员在参议会和政府机关的组成中不超过三分之一,主张各党各派各阶级各阶层合作,反对任何党派把持操纵政权,一意孤行,充分代表了边区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利益。这就促使边区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抗日斗争中来。其次,边区各级参议会是由边区全体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的,因此它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创制的法律法规,必然反映着边区人民群众的意愿,代表着边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能够得到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再次,边区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由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产生,并受各级参议会的监督和弹劾。因此边区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人民服务。这就促使边区人民群众拥护边区各级政府,将巩固和发展边区作为维护自己幸福生活的自觉行动。最后,由于边区推行民主政治,边区人民群众当家做了主人,焕发出空前的积极性,使边区战胜严重困难,取得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的巨大成就。正是民主政治的实行,使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有了极强的政治吸引力、号召力和影响力,充分展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民主形象。一位外国友人曾这样评价:“现在中国有两个中心,一个封建的中心,在重庆;一个民主的中心,在延安。”[3]P394

二、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推动了边区社会的整体发展

中共不仅构建使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而且使民主渗透在边区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

在经济建设上,中共从边区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发展经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给边区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边区制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构建由公营经济、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共同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开展党政军民学大生产运动;采取合作互助、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安置难民等措施;大刀阔斧地进行“精兵简政”,解决“鱼大水小”问题,减轻边区人民的财政负担。这些方针、政策和措施形成了边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良好局面,使边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根据地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

在文化建设上,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统筹谋划,多措并举,使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迅猛发展。国民教育免费,面向大众。边区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专门学院,上学一律不收学费、教育费。在大专院校上学免费提供衣、食、住等条件。边区的人民或来边区的人,除汉奸外,任何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开办社会教育与干部教育。边区运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兴办适合老百姓生产与生活条件的社会教育,比如冬学、识字组、剧团等。据统计,各种类型的读报识字组,在1943年至1944年发展较快,最好时达五六万人。1944年共办了3470所冬学,入学农民达5万余人[4]P579。同时,边区对党、政、军、经济、文教等工作人员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文化、政治、业务教育。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边区在财政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兴办教育。比如1945年的教育支出占了边区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边区财政厅在当年的财政报告中说:“在目前的中国甚至在全世界还找不到任何一个争取能像今天边区政府这样,用它的经费的25%以上的钱来从事教育事业。”[5]P473

在社会建设上,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使边区社会呈现出新气象。铲除匪毒。边区到1938年基本肃清了匪患。1942年基本消除了毒患。以延安市为例,1936年登记的1500名烟民,至1941年已有1398名戒了毒,戒毒率达93%[6]P108。移风易俗。开展妇女解放运动,废除包办买卖婚姻,严禁妇女缠足,鼓励妇女参政。同时,改造“二流子”,到1943年底全边区“二流子”的改造面达到94.4%[6]P114。优待移难民。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各级政府共安置移难民63850户,266619人[7]P19。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边区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和普及医药卫生知识,教育群众破除迷信、反对巫神,提高健康防病意识;健全医疗行政机构,1940年在边区政府机构里设置卫生处,后改为卫生署,统管边区卫生行政工作;创办医院、医药学校、门诊部以及保健药社、卫生合作社、国医研究会等。通过社会改造,陕甘宁边区从一块荒山遍野、地广人稀、农业粗放、灾害频发、交通不便、封建迷信盛行、文盲率极高、卫生条件极差的贫穷、落后、愚昧的地方,变成一个人财两旺、兵强马壮、充满生机的新世界。

三、参议会制度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边区实行民主政治的主要组织形式,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施时间最长、最为完善的民主制度。它对于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对于促进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设,特别是推动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扩大中共在国统区和国际上的影响和声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边区各级参议会作为边区人民的民意机关和权力机关,使边区人民享有充分参政议政的条件与机会。例如第二届各级参议会选举时,边区150万人中就有3万余人当选为各级参议员。在与人民群众最为接近的乡(市)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即议行合一的体制。乡(市)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又是执行机关,使政府和人民融为一体,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权利。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到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形势的变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转变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是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相适应的。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从国外搬来的,它是中共在领导革命斗争的长期实践中发展起来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雏形和重要渊源。

四、“三三制”政权体制开创了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先河

“三三制”是指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党派构成和人员组成中,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三三制”作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政权建设上的一种组织形式,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得到实行。“三三制”的实行,使一大批党外各界人士进入政权机关,有了说话做事的机会,他们对中共严以律己、襟怀坦荡、大公无私、团结抗战的境界表示敬佩,同中共精诚团结,通力合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并肩战斗。“三三制”作为中共建设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联合政府的成功实践,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形成鲜明对比,使中共之外的各界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看到了民主的希望,加深了对国民党独裁专政的不满,形成了反独裁、争民主的浪潮,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三三制”政权的基本精神在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机关必须吸收各界人士参加,不能由一党包办。抗日战争胜利后,吸收各界人士参政议政的原则继续得到坚持。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民主人士进入政权机关,担任领导职务,与中共合作共事。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中共在政党制度的架构上,建立和坚持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治协商制度。回顾这一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发现“三三制”开创了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先河。

五、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局限

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无疑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绩,但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仍然存在一些历史局限。这主要表现在:民主政治的各项规章制度执行得不严格,各级参议会未按期召开;各项成文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备,保障人民权利的法律条款不够明确,个别干部未能依照法律条款尊重人民的权利;一部分党政干部民主作风不足,熟悉自上而下,不会自下而上,习惯于命令群众,等等。形成这些历史局限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受边区战时环境的影响,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经常受到干扰。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是在战争环境中进行的,必须优先服从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需要。二是边区人民虽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在经济文化上取得巨大进步,但还没有完全养成民主的习惯,要克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经济文化落后所反映的保守性,还需要长期的努力。边区人民“对于民主政治的优点,还不能充分的发挥”[8]P371,对政府的监督还十分不够。三是边区司法工作不正规,无法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边区处在战时环境和极端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司法工作存在很大的盲目性,“法官判案的根据是政策、法律、民情,事实上主要是政策和民情,法律不完备”[4]P534。审判、检察、司法行政三种职能全部集中在高等法院,这种司法体制事实上只是适合边区的战时环境和农村环境的权宜之计。

谢觉哉曾讲:“为什么全国进步人士如潮水般奔向边区?因为边区有民主。全世界进步人士为什么称赞边区,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等于没有到中国?因为边区有民主。抗战以来,边区的文化、经济、军事各方面的进步和动员,为什么为全国所不及?因为边区有民主。”[1]P39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无疑是成功的,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但其历史影响却是巨大的。我们应该深刻认识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与今天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之间一脉相承的历史逻辑与制度关联,充分挖掘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为今天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参考文献:

[1]延安民主模式资料选编[C].陕西: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

[2]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0辑)[C].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和三三制[C].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5]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C].陕西:陕西省档案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6]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雷志华,李忠全.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资料选编[C].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8]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编(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九年)[C].陕西: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

责任编辑 吴自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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