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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李富春在延安时期的中央组织部

宋毅军+齐苗

陈云和李富春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上海开展地下斗争的岁月里。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两个人共同参加了长征;经历了延安岁月,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任副部长;一起进军东北,陈云担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李富春任副主任。本文选取了延安时期陈云和李富春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历史片段,再现他们患难与共、相互支持的革命情谊。

组织部就“像一个大家庭,上下级的关系非常融洽。部长陈云同志、副部长李富春同志采取直接领导的办法工作,办事效率很高”

1937年11月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不久,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全国工作大开展,领导干部不够分配,请即刻将陈云……等诸同志派回中央工作。”11月29日,陈云同王明、康生一起从苏联回国到达陕北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全面抗战形势和党的任务,并对各地工作重新作出部署。会议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决定陈云、李富春等组成党务委员会。不久,陈云接替博古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任副部长。自此,两个人的主要精力就都放在了党的组织工作上,时间长达六年之久。

当时,中央组织部人很少,包括陈云和李富春也只有十来名干部。中组部内设机构也很精干,除陈云、李富春外,下设干部科、地方工作科和秘书科。1943年,李富春调离中组部以后,中组部就不再设副部长。许多同志回忆,当时,“那里风气很正,大家团结很好,陈云、富春同志十分平易近人”。

最初,陈云和李富春的办公地点在延安城内凤凰山角下一座小巧的四合院里,院内的小山坡上有七八个土窑洞。第一口就是陈云的办公室兼住所,里面非常简朴,但摆设很有条理。陈云秘书回忆说:“办公桌上文件的摆放,都有一定的位置顺序。哪些放在桌面上,哪些放在抽屉里,都有一定之规。而在桌面上放的文件,也都是一叠一叠的分类堆,哪些是急办的,哪些是预备提交部务会议讨论的,都有各自的位置。我去给他送文件时,都按这种规律摆放,有时我放错了,他会马上纠正过来。书架上的书,大都是马列主义原著、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一些理论参考书籍,堆得满满的,但细看一下,你就会发现,也都是按一定位置摆放的。”后来因为敌机轰炸延安,中组部先后搬到延安北门外原中央党校住处和杨家岭,同中央办公厅、中央宣传部为邻。

关于中央组织部工作方法。“那时,每星期六的上午,中央组织部召开部务会议。会议由陈云、李富春同志主持,参加的人员还有秘书长和各科正副科长。记录由秘书长负责。部务会议主要讨论的有执行组织路线中的重大问题,比如,组织工作如何贯彻党的总路线,如何为放手发动群众、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总路线服务;还有全党组织、干部政策,地方组织状况,干部任免,党务委员会工作以及组织部机关建设上的比较重大的问题。部务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由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头去办理,例如干部的任免、调动由干部科办理。重要的由富春同志签署‘陈李两个字就发出去,不再传阅画圈。”

中央组织部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十分健全。领导之间亲密团结,既有各自的分工,又必须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重大事情都须经集体讨论做出决定。“陈云同志是总的负责,李富春同志承担常务工作。”在部内,陈云平时说话不多,但讲起话来“条理清楚,观点明朗”,给人以“聪明机智,精炼果断,没有架子,平易近人”的印象。组织部就“像一个大家庭,上下级的关系非常融洽。部长陈云同志、副部长李富春同志采取直接领导的办法工作,办事效率很高”。陈云看上去“瘦瘦的,显得精干、文静”。他“对人很和气,总是以一种很平等的姿态来与你交谈,说起话来像唠家常似的,使你感到十分亲切”。

1938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大量的发展党员”,建议中央对这个问题作出新的决议。这是全面抗战初期党的一项重大决策。据此,陈云主持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但应该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决议要求,把发展党员作为每一个党员及各级党部的经常的重要的工作之一。

为此,从1938年春天开始,陈云和李富春等用相当多的精力对全国组织工作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他们要求中组部建立相应机构,确定人员,尽量了解各方面党组织工作情况,以便制定不同的对策,加强指导。3月,陈云向中央书记处建议调一些下面的干部来中央汇报工作,得到中央批准。这个时期中组部的工作重点和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向全国各地派遣干部,二是解决与党失去联系的党员党籍问题以及安置革命家属问题,三是训练干部。陈云认为,组织部是中央的一个得力部门,解决问题的态度是大公无私的。“对干部的分配较有计划”,“能按照他们的能力分配工作,派出的人都很适当”。当然,这离不开陈云和李富春的正确领导。

“一年多来,组织部工作是有成绩的。今后组织部积累经验是重要的,现在仍要注意过去经验,使党有一个正确的组织路线,使延安工作走向全国性的工作”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央组织部的工作重点逐渐从面向延安一地转为面向全国。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时,陈云和李富春等出席了会议,李富春担任大会主席团秘书长。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抗战以来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干扰。根据全面抗战形势的变化,中组部的工作内容有所增加:其一,研究全国组织工作,为党的七大做准备;其二,研究外省组织问题,包括党的巩固与发展问题、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关系问题、不同地区的不同工作方法问题;其三,加强对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其四,把延安的工作经验推广到全国去。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新变化,毛泽东向中共中央提议,对延安各机关各部门工作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和整理。检查工作目的是,“发扬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与责任心,提高工作与学习的效能,克服工作中的困难,纠正工作中的弱点,以便更顺利地完成各部门应负的工作任务,准备迎接更艰苦更伟大的斗争”。党中央决定,这项工作由中组部“负责领导和督促”,由陈云、李富春召集干部会议进行动员。

检查工作的两个多月中,陈云、李富春等组成检查工作委员会,负责总结和评奖,具体工作在李富春领导下进行。在这期间,陈云对延安各系统、各部门的组织工作状况格外关注。当时,延安地区党的组织工作虽然取得很大进步,但还存在不少问题。李富春在《延安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主要问题是“旧的组织形式与制度,不能即时随着新环境而改变,特别在组织工作的方式上,有许多地方还没有完全跳出事务主义与手工业的方式。因此,工作任务扩大与庞杂,就容易处于应付与被动,或者陷于包办代替,以至负责者终日忙碌,下级同志则遇事依赖的状况”。如何摆脱这种局面?陈云指出:地方党的组织机构要适合战争情况,避免与政、军机构产生摩擦;农村的党组织宜于在相当地区建立中心领导;党的机关形式要随环境而变化,做到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相结合。他强调必须建立集体领导;同时要求地方党部在领导下级机关时,既要提出任务,又要“给方法”,要确立检查制度,帮助下面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他特别指出:集体领导必须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要建立必要的工作制度,比如例会制度、汇报制度、检查制度,其中以例会制度为关键;主要领导者要恰当地发挥作用。

在陈云和李富春等领导下,检查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许多部门通过检查改进了工作,提高了效率,增强了团结,取得很大进步。检查工作结束后,延安各系统、各部门按照陈云和李富春的意见和建议,“即时调整和充实了各项组织机构,建立健全了各种规章和干部管理制度,适应了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这就为全国提供了经验,树立了榜样。

1939年4月1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陈云关于中组部的工作报告。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一年多来,组织部工作是有成绩的。今后组织部积累经验是重要的,现在仍要注意过去经验,使党有一个正确的组织路线,使延安工作走向全国性的工作。过去组织部工作主要是放在延安。现在各部工作都找全国的经验。其方法,找人来,派人去,特别是派人来是最好的方法,并要用充分的时间去研究经验。”会后,陈云和李富春认真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各项意见,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外省工作的了解和指导,强调要从了解华北的情况开始,逐步发展到全国去。在工作方法上,陈云和李富春也遵照毛泽东“找人来,派人去”的意见作了改进。他们一方面向各地派出巡视团巡视工作,另一方面请各省组织报告团到中央来报告工作。同时,他们还注意搜集和研究各地工作情况材料,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一些问题。在陈云和李富春的具体指导下,各地组织系统的工作很快恢复并发展起来。

随着全面抗战形势的发展,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愈演愈烈的反共活动,如何巩固党的组织,陈云和李富春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参与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等重要文件的讨论,经常一起分析各地的形势和党组织状况,制定应对方针,指导工作。关于在大后方和敌占区巩固党的秘密组织的重要工作,陈云和李富春联合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必须转变工作方式,进行秘密工作准备。例如,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把反共重点从华北移向华中。王稼祥和陈云、李富春等敏锐地意识到“河南党是中央与华中各地联系的桥梁”,对这个地区党的组织工作必须高度重视,提前做出周密部署。他们电示洛阳八路军办事处,要求他们必须估计到党的公开机关随时有被袭击的可能,强调:“保证干部安全为第一,电台联络暂时为次,切勿犹豫。”他们要求办事处应该加强巩固内部,保证领导机关安全,迅速建立通往豫东、鄂中根据地的两条秘密交通线。由于当地党组织按照陈云、李富春等指示及时采取紧急处理办法,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陈云和李富春等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询问南方局所属党组织情况,请他们考虑在大后方西南各省委各自独立活动问题,提出暂不建立西南工委这样总的秘密领导机关是否更有利些的建议。他们还要求已经暴露的党员和党组织应“立刻隐蔽撤退”,并要求陕西省委大批收容不能立脚的党员及非党革命知识分子来延安。这些意见和建议,不仅使各地党组织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在不久以后得以巩固和有所发展。

“当时,陈云带头坚持学习,副部长李富春同志也很积极,科长们都参加,为部里的同志们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组部率先响应,成立了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小组,陈云和李富春为正副组长。正式参加学习的干部有十几个人,旁听人员前后有30多人。学习小组每天上午9点以前为自学时间,每周集体讨论一次。学习著作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政治经济学》《哲学概论》,以及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等。“当时,陈云带头坚持学习,副部长李富春同志也很积极,科长们都参加,为部里的同志们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开办各类学校是我们党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六中全会结束后不久,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负责抗大、陕北公学、中组部干部训练班和中央党校全部学员的编组计划,由王稼祥任主任,陈云和李富春等参加。会议还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为了满足培养干部的需要,在陈云和李富春指导下,中央组织部参与创办了陕北公学、安吴堡青年培训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延安女子大学、工人运动学校以及中组部干部培训班等。陈云和李富春不仅参与这些学校办学方针的讨论,而且亲自为学员授课。他们在讲课中,特别强调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宋平回忆说:“陈云同志讲党课,善于把许多深奥的道理和复杂的问题,用简明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深入浅出、幽默风趣。”

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认为,“用人之道对于领导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可用12个字来概括,即: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1938年9月,他在抗日军政大学的一次讲演中,全面阐释了这个观点。关于干部挑选、提拔、使用和教育培养,他提出四条标准: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与群众有密切联系;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守纪律。这四条干部标准概括起来就是两条:一要讲政治,二要讲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

陈云还十分关注党的干部队伍团结问题。当时不团结现象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新干部与老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同类干部之间。其中,“以新老干部的不团结为最多最久”。当然,这两部分干部总的来说在政治方面团结一致,努力奋斗,但正如李富春所说的:“由于老干部和新干部所产生的时代与斗争环境不同,出身成分与生活经历不同,参加革命和入党的时间不同,工作环境与工作条件不同,因此斗争经验、工作知识与能力、政治修养与锻炼、对党对革命的认识、工作方式与方法等等,不可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处理日常工作、日常问题上,难免不发生某些认识上的分歧;在思想、意识、生活、习惯上,难免不发生某些隔阂”。

那么,怎样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呢?陈云敏锐地指出:“新老干部不团结的实质,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干部与新参加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老干部优点是“经过长期奋斗,是我党我军之骨干”,“有宝贵的经验”。但是,也要注意克服三方面问题:一是不要卖老资格。“老革命是好,但不要成为包袱,使前进不轻快。”二是要提高文化,这是前进的关键。“没有文化,政治水平很难提高,不能看得远,只看到目前,只看到陕北。这不行,要看到全中国,看到全世界。”三是要主动团结新干部。关于新干部,他们的优点是“对事物敏感,工作热情”,但存在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实践经验少。因此,新干部要尊重老干部,新干部锻炼必须从下层实际工作开始。新老干部,“一个是会写没有经验,一个是有经验不会写,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非常需要相互帮助,彼此学习,共同提高”。为了促进干部之间的团结,李富春做了大量工作。他首先对新老干部的情况做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提出“正因为如此,党必须及时地大胆地提拔新干部来担任各级的领导工作”。在陈云和李富春等人的帮助下,许多新老干部对自身的长处和短处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相互之间增进了了解,逐步形成团结互助的新局面。毛泽东在一次讲演中谈到高级干部要善于团结大多数时曾经指出:“这一点,陈云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

“刚到延安,感到我们党的领导人都非常亲切。”“我们感到组织部确实是‘党员之家。党员有什么事情都愿意找组织部同志谈。”

陈云认为:“解决一个干部的问题,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很细心地去处理它。”从全国各地回到延安的干部,首先要到组织部报到,等待分配工作,有些长期同组织失去联系的干部还要等待组织部审查。陈云和李富春对所有来到延安的干部都十分关心和热情。一些老同志说,在中央组织部,我们受陈云和李富春的教诲是很深的。他们一视同仁,和我们亲密无间交谈,耐心地听取你的意见,在可能的范围内满足你的要求,或帮助你解决困难。大家共同的感受是“有事都愿意找组织部”。

陈云要求组织部的干部一定要妥善做好接待工作,嘱咐他们“要热情接待,说话和气,对人尊重,要有礼貌,使组织部形成良好的作风”。对于每个来中组部工作的干部,陈云都要同他们谈话,提出要求。当时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袁宝华回忆,陈云第一次约他谈话说,到中组部工作,就要善于发现每位干部的长处,只有发现干部的长处,才能更好地使用干部。人总是有长处、有短处的,只有善于发现干部的长处,才能善于发现人才。“这一点对我印象很深。”

李富春也是如此。宋平回忆:“我认识富春同志是一九三八年初到延安的时候,那时,我是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住在中央组织部。……当时,我刚到延安,感到我们党的领导人都非常亲切。他当时担任组织部副部长,我们感到组织部确实是‘党员之家。党员有什么事情都愿意找组织部同志谈。后来我在延安马列学院工作,富春同志也是领导我们的,做过很多的具体指示。”

陈云和李富春特别强调要懂得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力量,并且是重要的力量”,“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在中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末,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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