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闹革命 赣鄱搞建设

汤静涛+梁发明

我原籍河北省丰润县,现改名为唐山市丰润区。清朝末年,正值社会动荡又逢大旱,爷爷因为家里实在太穷,无路可走,只好带着奶奶和一双年幼的儿女一路乞讨去闯关东、挖棒槌(人参)。阴历二月,北方的天气很冷,爷爷2岁多的女儿因为饥寒交迫不幸夭折。一路走了几个月,爷爷一家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了吉林省磐石县,也就是现在的磐石市。因为想挖人参,而人参只长在山里,爷爷一家只得继续往东走,路经离县城30多公里的都力河村时,正好遇见在那落户的河北老乡。经了解,爷爷才知道挖人参是长年在山里有经验的人才能干的活,便听从乡亲的建议,落户都力河村,并一门心思用在种地上。

我的国仇家恨

我想谈一段我的国仇家恨。日本鬼子把我们家搞得家破人亡。我是1928年12月在磐石县出生的。那时,我们家经过爷爷奶奶几十年的经营,已经比较富裕了。我父亲弟兄6个,都是身强力壮的庄稼把式。我们家置了几十垧地,栓了两挂马车,农闲时用马车搞运输,搞副业,一家老小日子过得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

就在我3岁那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侵占东北,东北人民抗击日寇风起云涌。磐石地理位置重要,地处松辽平原和长白山结合部,西面是松辽平原,东面是长白山,离长白山只要两个小时的车程。这里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南满反日风暴中心,也是抗联第一军的发祥地。到了1935年,东北全境几乎都被日寇占领,抗联队伍就驻扎在磐石山区。当年的抗日联军杨靖宇部队把我们家那里发展成为抗日根据地。抗联的人常到我家吃住,我那时年幼,他们来了常常逗我玩。我父亲、叔叔也经常往抗联驻地送粮食等物资。抗联对我们那里的山形地貌非常熟悉,作战经验也十分丰富,供给又有当地老百姓的大力支持。鬼子每次到山区攻打抗联,由于地形不熟悉,重武器也运不上去,多次吃亏,常常一败涂地、伤亡惨重。于是,鬼子就和汉奸制订了一个恶毒残忍的计划,叫“推大沟”。就是把每条山沟里的百姓杀光、房子烧光,来个“釜底抽薪”,使抗联因失去老百姓的支援困死、饿死在山上。汉奸带路,鬼子发狂,各山沟火光四起,哭声震天,尸横遍野。

鬼子疯狂地烧杀抢掠,当地老百姓只能赶紧逃命啊。我家闻讯,套上马车就往深山逃。鬼子对地形不熟,之前吃过亏,不敢进深山,就把我们家烧光了。由于逃得匆忙,来不及带多少衣服、粮食,我们只能靠山林的野果充饥,夜间担心被鬼子发现,也不敢生火取暖,全家老小在饥寒交迫中度过了20多天。我爷爷那时年岁大,经过这么一折腾,在上山的第六天就不幸去世了。我的三婶身子原来就不太好,加上怀孕,在这又饿又冷的环境中不幸病倒了,后来又早产,可怜她母子也死在深山老林里。我4岁的妹妹因饥寒交迫,突发高烧不退,咳嗽得厉害,也不幸死了。我正直壮年的母亲,一人操持全家生计,她又冷又饿,还要不停干活,后来也累病了。六叔下山打听到鬼子撤走了的消息,全家才稍微放心,用马把我妈妈慢慢驮回家。回到村里一看,房屋全部被烧毁了,仓库的粮食也被烧毁了。此时,妈妈已经站不住了,这些天的劳累使得她彻底垮了,回家第二天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好端端的一户人家,在二十几天里,就被鬼子给整得家破人亡。真是祸不单行,妈妈刚安葬好,来了一伙可恨的胡子(土匪),把我家的马全抢去了。没吃的,没住的,生产工具也没有了,怎么活命啊?更可怕的是,鬼子还会再来烧杀,这里是待不下去了。爸爸和叔叔们商量,决定全家去长春投靠朋友。

那时候,长春改名为新京,成了伪满洲国的“国都”。鬼子在长春大兴土木,大拆大建,把朋友家的店铺拆毁了,一分钱没给,朋友家也破产了。但是他还是很热情地接待我们,尽其所能帮助我们,在长春四马路帮找了一处租金便宜的堆放杂物的房子,还给我们置办了生活器具。我们一家总算安顿下来了。在长春的两年,日子过得很苦。我爸爸和叔叔们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给人家掏阴沟、挑大粪、修房子、做小工、抬死人、埋死人,什么脏活累活苦活都干过,但是全家还是缺衣少食,实在生活不下去了。我8岁多,就跟着年迈的奶奶去讨饭。9岁那年,二叔来信要我们去他那里。二叔那儿就是现在的内蒙古突泉县。长春离那里有1000多里路。在父亲的朋友倾力相助下,我们筹齐了路费,全家又投奔北大荒的二叔家。在那里,我开始的时候读的是私塾,后来日本人强行搞奴化教育,只好上了日本人办的学校。在学校被迫接受奴化教育的这段历史都被我详细地写进回忆录了。我14岁那年,父亲不幸身故,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家里也无力供我上学了,只好辍学在家,跟着三叔种了4年地。

参军在辽北 彰武打游击

到了1947年5、6月份,东北野战军正攻打四平的时候,我参军了。部队当时伤亡很重啊。区里派了干部来我们屯扩军,动员青年参军。老实说,那时我也没什么觉悟,就是因为家里太穷了,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我就报名参了军。我被留在区里。区机关人少,任务又重,要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扩军、组织担架队、做军鞋等。东北那时很乱啊,土匪很多。因为我家庭成分好,身体也棒,又读了几年书,有点文化,就留在区里当干部。县委成立工作团,到突泉县北开辟新区。我被调到工作团。我1947年6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入党。当时突泉县归辽北省管,辽北省委书记是陶铸,省长是阎宝航。

1947年夏,我军开始反攻,解放了一些县城,需要地方干部去新解放区建立地方政权。从老解放区抽调许多干部到新解放区,我就是那时被抽调的。我那时是党员,又年轻,才19岁,身体也好。辽北省委工作团是从辽北各县抽调组建的,从突泉县抽调了7位同志。当我们赶到辽北省会白城时,工作团已走了,我们7个人一起去追赶大部队,一路上经常遇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我们靠着我军兵站安排食宿,一直步行到彰武县。从满北到满南也称南下。彰武离沈阳很近,是个战略要冲。辽沈战役时,林彪乘坐的火车就停在彰武火车站,廖耀湘兵团一出沈阳就到彰武。

有一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比较精彩难忘的,就是打游击。从1947年冬到1948年3月,打了几个月游击,这几个月过得异常艰苦。我们到彰武时,国民党第七十九师占领了彰武县城,我们彰武的党政机关搬到离县城60公里的哈尔套镇。我们就在那边打游击。晚上我们去县城边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收缴枪支,天亮就赶回哈尔套。当时条件非常艰苦。当时,东北洗脸不用毛巾,用手洗把脸,然后用毛巾一擦,所以东北人带的毛巾都是干毛巾。天冷没有棉帽子戴,我们就把毛巾一扎,捂着耳朵,因此敌人说我们是“包脑袋队”。我们县委、县政府机关转移时,就靠两辆大胶轮马车。大马车拉着县委县政府的全部家当,油印机,刻字钢板,档案材料,还有出布告的纸张。开头没马,我们行李背包都是自己背着。彰武解放后,才换了好枪好马。我们一路上背着包,到处走啊,不能长久在一个地方,国民党军说我们是“背包政府”。由于我们搞地方政权,发动群众斗地主、恶霸、伪满警察,把他们家的土地分了,他们十分痛恨我们地方干部。我们县大队、区中队加起来战斗力不小,胡子也怕,只能找机会偷袭我们。有一天早晨,我们被国民党骑兵给包围了。那次真危险啊,我那时很年轻,第一次经历这个阵势。我们被包围了,就冲出去。我是顺着大沟突围的,我们县委书记、县长也落了马,组织部长挂了彩,若不是县大队及时赶来救援,损失就更大。后来,我军第七纵队和第一纵队打彰武。一个纵队就是一个师,那时不叫师,叫纵队,等于两个师打国民党一个师。我们县干部、战士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在1947年12月28日,我军终于攻下了彰武县城,消灭了1万多国民党军。第二天早上进城,城里尸横遍野,没膝深雪都被染成一片一片红色。我们的一些指战员也牺牲了,我们把战士的遗体运到北郊安葬。敌人不甘失败,每天都派飞机来轰炸。就这样在县城清理了几天。没进彰武之前,我用的武器是汉阳造,子弹很少,东北叫老套筒,是中国第一个兵工厂生产的,很落后,打得不准也不远。解放彰武后,我们换了好枪快马。后来我就被分配到三区工作。三区在彰武县的东南,紧靠着新民县,而新民县当时被国民党军占据。那时区里任命我为工作组长,带几个同志去边界高家乡发动群众。解放区穷人翻了身,老百姓分到了土地财产,这对国统区老百姓影响很大。

我们虽然有好枪快马,但是人员少,也缺乏作战经验。敌人来了我们就得跑、躲。尤其是晚上,敌人常常来偷袭,觉都没法睡。南方人大概对马不很熟悉,北方人很熟悉马,前肚带勒得很紧,后肚带松,有嚼子有笼头。马要戴着嚼子,到了驻地就把嚼子取下来,马要吃草,前肚带放开两个扣,后肚带放开,马不卸鞍。睡觉也不敢脱靴,外裤也只脱到膝盖下。一有敌情就立马提上裤子,把马前肚带一提,骑上就跑。遇到紧急情况,相差一分钟结果都是不一样的。1948年的大年三十晚上我跑了3个地方,连一顿热乎的饺子都没吃到。条件非常艰苦和危险。

这段经历大大锻炼了我的革命意志。当时有些人就禁不住诱惑和考验,叛变了。可耻的叛徒把我们的同志打死了,带着枪跑到敌人那边,就能得到几十块赏银。靠近敌占区,叛徒投敌不难。干革命必须得有坚定的革命信仰,有顽强的毅力。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工作,我们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成立了农民协会和民兵组织,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按《土地法大纲》进行了土地改革。1948年我被调到县委。

辽沈战役打锦州时,彰武城南柳河大桥被敌军炸断。大兵团作战,运输线就是生命线。火车不通,军用物资如武器弹药、粮、草(骑兵用)供应不上,战场上很难取胜。针对这种情况,县委研究决定采取分段运输的办法。火车在每天太阳下山以后进站,因为每天上午都有从沈阳来的敌机轰炸,如果把火车头炸坏了,那问题就更大了。为了把物资运送过河,全县搞了大动员。各机关团体除了年纪大、身体差的以外,其余同志全部上阵。又调来了几百民兵,征用了几十辆马车。火车进站一停稳,立即迅速卸货、装马车,沿河水浅的地方车拉、人扛运到河对岸,再装上火车或用马车队运往前线。临时铁路桥架好前,我们一直采用这种运输办法。我虽然个头不高,但有把力气,干得特别起劲。肩膀压肿了,背上磨破了,两手攥不拢,腿刮破了,也不在乎。辽沈战役,我立了大功一次。

南下江西

1949年我南下到了江西。我被分到南昌地委,任地委组织部干事。1950年,组织派我到高安县当区委书记。

那个时候党风非常好,我们下乡,到老百姓家吃派饭。农民生活很清苦,红薯藤、红薯叶当菜。我是北方人不习惯吃辣椒。这里的老百姓整点霉豆腐,放点辣椒面儿,下饭,我也入乡随俗,慢慢也就习惯了。老百姓非常节俭,红薯皮都舍不得丢,我们也跟着一道吃红薯皮。

过年的时候,我们要到县里去开会,去搞整风,每年春节都要搞一次。在正月初二,由区委书记带队到县里开会整风,区里只安排少数人留守。我带领大家背着包到县里。整风一般持续十天到半个月,主要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那时的批评是真正的批评啊,相互批评得面红耳赤。批评完了之后,大家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心态,谁也不忌讳,会的后半段评选模范干部,表彰先进同志。我们到县里住哪儿啊?不住旅店,也不住招待所,住到高安师范和高安中学的教室。我们把课桌拼在一起,在上面垫些稻草,当床了,铺卷等行李是我们自己从区里背来的。吃的是大锅饭,我们几个人邀好了一起吃饭。菜用一个大钵子装着,由一个人端着在前面走,后面几个人端碗饭跟着他。饭桌也没有,找一块空地儿把菜钵子搁在那儿,大家就围着菜钵子吃。当时有人开玩笑说,咱们这是母鸡式的吃法,就像母鸡带几个小鸡吃。那是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岁月。

我参加了土改,高安土改时我任第五区区委书记。我1952年任县委委员。那时候县委里没有常委,县里领导班子就那么五六个人或六七个人,都是县委委员。1952年我调到县里时,土改复查都已搞完。

搞陶瓷工业建设

1953年,由于国家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抽调大批干部到工业战线。我调到省工业厅,任企业管理科副科长。后来当窑业科长,抓瓷器行业。同志之间关系很融洽。那时时常抽调干部下乡,大家都主动要求下乡。调整工资不是百分之百的升,只有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的调升指标,大部分调不到,大家都互相谦让。共产党毛主席培养的优良传统和延安精神延续到50年代。那时候的干部作风真是好。社会风气也好,没有黄赌毒,老百姓夜不闭户。集体福利办得好,省政府的大食堂办得好,饭菜便宜。那时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观念强,处处为群众利益着想,生怕做错了事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都严格约束自己。我所接触的领导干部无不生活简朴、工作勤奋。

1957年,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我是工业厅秘书主任、机关党支部书记,协助厅长抓运动。我积极查找所谓“右派”言论,批判语言尖刻。多年后,当我认识到“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伤害了不少好同志,犯了严重错误时,我深感愧疚。1957年10月“反右”没结束,我被调离工业厅,到景德镇建高级美术瓷厂,就是现在的为民瓷厂。

我在景德镇工作了25年,建树不多,政绩平平,但我确实是出了力,也吃了苦、受了罪的。值得一提的是窑炉改造。景德镇在解放初有81座柴窑,周围12个县供应松材,一年烧松材几十万立方米啊。过度砍伐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而且资源越来越少,瓷厂处于半停工状态。如果不改变燃料结构,千年瓷都的前景堪忧。从1952年就开始搞“以煤代柴”的实验,经过反复试验,但多次失败。1956年烧倒焰窑试验成功,建了100多座煤窑,又出现了新问题,污染很严重。最后建了焦化厂,用煤气烧隧道窑效果很好,既提高了瓷器质量,又减少了污染,焦炭还能综合利用。瓷业生产窑是龙头,瓷胚做得再好,绘画水平再高,过不了烧窑这一关都是枉然。从柴窑到煤窑到烧煤气,几十年历程,可谓千辛万苦。窑炉改造的成功是市委和全市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我只是个参与者。

1959年我任陶瓷工业局局长、市委工交部长。“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了。被解放后,我任陶瓷公司革委会主任。后来,我又被打倒了,被派到临江学习班学习,后又让我到德兴搞工业区,省委组织组给工业区打招呼,不让我在上层机关,让我打了半年多的杂。程世清倒台后,我到701厂当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701厂是小三线厂。2000多人的工厂分散在6条山沟生产,企业亏损。我带领全厂职工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最终扭亏为盈。1974年,我自己要求回景德镇工作。我第三次到陶瓷公司,当陶瓷工业公司党委书记。我三进陶瓷主管部门,我在景德镇搞陶瓷时间最长。1960年,我曾兼任市窑炉改造委副主任(主任是市委副书记兼)。1976年,我任市委副书记兼焦化煤气厂领导小组组长。1977年,我任景德镇市委书记。我大部分时间是搞陶瓷,所以我对陶瓷很有感情。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就爱看书,学习刻苦。有关陶瓷的历史资料,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陶瓷著作我都读过了。

我出身贫苦,文化不高。我在工业厅工作时间3年多,业余时间,我都在努力学文化。江西省省直机关夜校就在东湖边上,夜校办得很好,我学了3年多文化。其间,我从没有休息过礼拜天。每天大清早就去上学,学到7点钟才回来吃早饭,然后去上班,晚上一下班,吃完晚饭我又去上学。每天早晚,每个礼拜天都学,最后学得累出了肝炎,现在想来,那时真是太苦太累了。那时,学校教育制度学苏联,考试成绩搞5分制。我大部分科目考试得了5分。我喜欢写东西,在《江西日报》《景德镇日报》上发表过多篇文章。我还写了3本小说,都是离休后写的。我没有别的嗜好,生活比较简单。我读了很多书,理论书我也看了不少,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巴黎公社》我看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我全看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等我都看了,毛主席的书看得最多,还有许多法律政策方面的书。我每到了一个新的岗位,首先都要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1981年,省委要调我到省委办公厅,我起初不愿意来啊。我在景德镇搞陶瓷,都搞出兴趣来了。我在景德镇的日子很好过,工作也得心应手。王泽民调到省委组织部去了,秘书长一职缺人,叫我来担任副秘书长。当年5月份狄生找我谈,我不愿意来。我后来找了江渭清,讨价还价,最后不愿意来也不行啊,要服从组织啊,8月份来报到了。我在办公厅干了两年,没干出什么值得一提的成绩来,因为我不适合搞这个。

落实统战政策 平反冤假错案

1983年4月我调到省委统战部,1984年任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我在统战部有个重要任务,就是落实统战政策。我一到那里就抓落实政策。你们出过一本书叫《江西平反冤假错案》,在里面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来了检查组,经座谈了解,认为落实政策的工作搞得很好。为了平反冤假错案,我跑遍了全省各个县。那时,一些领导干部脑海中不同程度上存在“左”的思想,特别是在落实党外人士政策方面,导致开展工作时遇到很大阻力。有的案件明明是冤假错案,他们就是顶着不给平反。他们不平反,我就钉着不放,就找上门去了,坚决要求落实民族政策,落实宗教政策。比如,南昌佑民寺、九江能仁寺里住了一些人家,费了很大劲才搬出去。许多寺庙里的法器,都被造反派毁掉或弄走了。那些名山啊,著名寺庙啊,我都给他们去落实政策,把法器啊,庙里的那些财产啊,都全力给追回来。少数民族政策,都给一一落实好。武惕予,是民革的。新中国成立前他搞了一个武装,是反对国民党的。但有关部门不承认他们是革命武装。经查找证据,费了许多周折,终于给他们落实了政策。党外人士,因为海外关系、社会关系、家庭出身等原因,受的伤害最多,也最难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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