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乐:粟裕与陈毅(之四)

少华

刘少奇向中央推荐粟裕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粟裕一生之中,有幸遇到了朱德、陈毅、毛泽东和刘少奇4位伯乐。刘少奇与粟裕相识于1940年11月7日。

这天,时任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与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黄克诚来到海安。陈毅、粟裕率苏北党政军机关干部聚集到海安中坝串场河码头迎接。

粟裕没有见过刘少奇,这是第一次。他静静地打量着这位面容清癯、略显严肃的中央首长。

粟裕给刘少奇留下的第一印象是腼腆。他身材瘦小,寡言少语,但说出话来却很严谨。让刘少奇对粟裕刮目相看的是两次战役。

第一次是曹甸之战。

黄桥决战令陈毅名声大噪,刘少奇极力向中央推荐他为华中军事统帅。

当时,华中地区的新四军和八路军部队很多,有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3个支队9个团,有陈毅、粟裕率领的苏北指挥部3个纵队9个团,有彭雪枫率领的八路军第四纵队3个旅7个团,有张云逸率领的江北指挥部2个支队6个团和江北游击纵队。上述这些部队分属八路军和新四军,各有自己的指挥系统。

刘少奇向中央提出统一中共在华中地区的军事领导,建议由陈毅任新四军八路军华中各部之总指挥。中央复电:决定由叶挺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过江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海安城西寺宣告成立,陈毅为代理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赖传珠任参谋长。

至此,陈、粟事实上的第一次搭档关系正式结束,他们回到严格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

11月23日,陈毅、刘少奇率华中指挥部离开海安前往盐城,开始组织曹甸战役。

曹甸战役的作战构想是刘少奇提出的,出发点是利用黄克诚纵队南下参战、韩德勤黄桥大败的有利时机,进攻兴化,一举解决韩顽,建立抗日民主的新江苏。他没想到,这一设想遭到两个主要将领的反对。

一个是粟裕。早在11月4日,粟裕即与陈毅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和刘少奇,提出:“立即灭韩固然便利,恐先给蒋(介石)以大举反共之口实,于政治上不利。”此外,也有军事方面的考虑。

另一个是黄克诚。较之粟裕,黄克诚反对得更激烈。他提出了3个理由:第一,政治气候不成熟。黄桥决战是韩顽主动犯我,我们是自卫;现在进攻曹甸是我们主动打人家,会造成被动。第二,我们刚刚占领淮海、盐城地区,没有站稳脚跟,当务之急是巩固根据地;第三,曹甸是韩德勤的老巢,有坚固的防御体系,且是水网地带,易守难攻。

刘少奇决心已下,经报请中央批准,于11月29日发起战役。

陈粟搭档时期,作战指挥分两个层次:陈毅负责战役指挥,宏观上掌控战役进程;粟裕负责战场指挥,战术上落实战役意图。曹甸作战中,陈毅集战役、战术于一身,亲临前线指挥。

多了几分率性,少了几分精细,失去了往日的缜密。参战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兵分两路,猛冲猛打,突破三道防线后,在宝应县东北的曹甸受阻,久攻不克。

曹甸守军并不多,只有5000余人,但是工事坚固。主攻曹甸的黄克诚看到大批官兵倒在水网泥泞之中,对死打硬拼的战术产生疑问,直接致电刘少奇,对战术提出6点改进意见。总指挥拒绝他的建议,命令按原定计划发起总攻。战至12月19日,参战部队虽然歼敌8000余人,但付出了伤亡2000余人的代价,曹甸仍然未能攻下。

激战18个昼夜之后,刘少奇终于冷静下来,下令撤出战斗。

战后,华中局把战役失利的原因归咎为担任主攻任务的黄克诚作战不力和态度“右倾”,陈毅要他作检讨。在干部会议上,两位性格耿介的老战友当场争吵起来,但两人谁也没有说服谁。

两年后,陈毅从更高的角度、从战役指挥的角度思考问题,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在《曹甸战斗总结》写道:

——曹甸之战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的。统一战线就未如黄桥战斗那样成功,而且战斗部队也未详细解释动员,仓促作战。

——我很轻敌,准备非常不够,变成了浪战。

——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攻坚战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坑道作业,就有可能成功。

陈毅批评同志严格,解剖自己更严厉。他后来多次向黄克诚道歉,令后者非常感动,一再表示“军长不必再过自责”。

刘少奇后来把曹甸失利的责任揽了过去。他不仅原谅了两位唱反调的将领,还更加关注在争论中表现出卓识的黄克诚、粟裕。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项英被害,叶挺被俘。中央立即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任军长,刘少奇任政委,粟裕任第一师师长。

半年后,盐城保卫战爆发,黄克诚、粟裕又一次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韬略和预判能力。

盐城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有“苏北小延安”之称。1941年夏,日军抽调第十五师团第十一旅团和独立第十二旅团,集结近2万人,向盐城发动“扫荡”。日军总司令部的目标是“以闪电战打击陈毅将军,消灭重建的新四军军部及其主力”。

粟裕是最先示警的新四军将领。

“扫荡”盐城的主力为日军第十二独立旅团,与之对垒的是苏中第三分区部队。“扫荡”开始后,第三分区压力不增反减,这引起了粟裕和叶飞的警觉。叶飞在自述中说:

开始,敌伪军约有少量增加,由如皋、海安、安丰、富安、李堡等据点出动,“扫荡”我苏中二分区。另外,南通、海门、启东等据点敌伪军以原有兵力出动,“扫荡”我苏中四分区的中心地带,而敌寇唯独没有在我三分区增兵。为什么?这使我很踌躇。

粟裕与叶飞反复分析,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日寇由南浦对苏中发动全面“扫荡”,由于兵力不足,而舍弃第三分区;第二种可能是日寇兵发南浦,目标不是苏中区,而是向北用兵,闪击军部。后者最危险,可能性更大。他们及时向军部预警。

刘少奇在盐城城西泰山庙主持召开紧急作战会议,黄克诚跟陈毅又铆上劲儿。

当时,拱卫军部的主力是由黄克诚纵队改编的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建议主力跳出日军包围圈,展开游击战,待敌兵力分散、筋疲力尽之时,再相机集中兵力,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

陈毅有另样的考虑:“我们的政治口号是保卫盐城,保卫苏北根据地,给予日军以狠狠打击,决不让敌人占领盐城!盐城是我们华中根据地的大本营,全国人民注视着这里,保不住盐城,我们不好向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交代。这次反‘扫荡也是一政治仗,一定要打好盐城保卫战。”

他的话讲得一些师、旅长热血沸腾,纷纷表示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盐城。

黄克诚一副冷面,话说得很决然,很难听:“那只是美好的愿望,守是守不住的!”

战局的发展正如黄克诚所料,很快出现严重情况。主守的第三师第七、第八旅以阻击、侧击、伏击的战术,顽强防御,付出重大伤亡,仍然不能阻止日军攻势。

7月10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撤离盐城,向阜宁县农村转移,后方机关、学校、医院、工厂紧急疏散,显得十分仓促。

7月22日,日军占领盐城。从23日开始,敌人对盐城四周采取梳箆式大“扫荡”,装甲汽艇在河中游弋,飞机在空中侦察,步兵、骑兵穷追军部和第三师主力。

为防止被日军一网兜住,陈毅、刘少奇被迫分开行动:刘少奇由赖传珠参谋长陪同,带着一个连向阜宁西北转移;陈毅留下处理善后事宜。

危急时刻,第一师师长粟裕发力。他没有增援盐城,而是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攻敌所必救——苏中地区。叶飞率第一师第一旅连续袭击靖江、如皋、南通、海安、泰州日伪军,攻克蒋垛、黄桥、古溪、加力、季家市、天星桥、孤山等据点,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王必成率第一师第二旅攻克盐城东南裕华镇,全歼日军两个小队、伪军600余人。第一、第二旅从三面包围了日军第十二独立旅团的老巢——泰州。

日军第十二独立旅团司令长官南浦襄洁见后路被抄,担心大本营不保,急忙回援泰州。

陈毅接到粟裕电报大喜,立即电告刘少奇。刘少奇当时正在召集各部首长开会,商量疏散、转移、隐蔽问题,看到电报,当即宣布散会,并兴奋地对赖传珠说:“立即给粟裕和叶飞、王必成发报,感谢他们巧解军部之围!”

黄桥决战当主角,曹甸战役唱反调,盐城战斗解危难,粟裕三个漂亮的亮相,令刘少奇刮目相看。在战场上,最有说服力的力量是能力。它最朴实,最炫目,最能打动人。

刘少奇开始用行动表明对粟裕的赏识:

——赋予其军政一肩挑的重任。新四军重建时,下辖的7个师中,有4个师由师长兼任政委,他们分别是第三师师长黄克诚、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第五师师长李先念、第六师师长谭震林,另外,第二师师长是由副军长张云逸兼任,只有第一师和第七师分别任命了师长、政委。第一师由粟裕任师长,刘炎任政委。这一局面在1942年发生改变,刘炎因病休养,粟裕以师长身份代兼政委,后又代理苏中区党委书记,进一步实现了党政军一元化领导。

——让其同时指挥两个师。1941年底,第一师发展迅猛,不仅接管了第三师在盐城的部分防区,苏中区还向南发展到了原第六师的管辖地区。1942年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第一、第六两师领导机关合并,统由粟裕指挥。11月,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一、六两师领导机关对内合并,由粟裕同志统一指挥。”由一个师长同时指挥两个师,这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独此一例。

——誉其军功为全军之冠。1942年初,刘少奇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报告中,不加掩饰地表达对粟裕的赞赏:“我一师几年来工作是获得了最大的成绩,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在我全军中以第一师的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刘少奇是严谨的政治家,表达感情的方式非常含蓄,上述赞誉说明了他对粟裕的欣赏程度。

——郑重向中央推荐粟裕。1943年,刘少奇从华中抵达延安,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他对毛泽东说: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工作时发现了两个人才:“一是新四军四师政委邓子恢,他是农村工作的专家;二是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是新四军7个师中,打仗打得最多和最好的一个师长。”

粟裕不仅手下有叶、王、陶3位猛将为他披坚执锐,还有朱德、刘少奇、陈毅等一群“伯乐”对其青睐有加,这是历史赠予他的厚礼。

患难中的厚道与攻讦

如果说粟裕是陈毅军事上最好的助手,那么他政治上最大的“苦手”则是饶漱石。刘少奇离开华中,标志着陈毅舒畅的日子到头了。

1942年3月,刘少奇奉命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七大结束后他将“在延安指挥华中”。

刘少奇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用召开华中局扩大会议的方式向大家告别,也是作政治交代:

中央有电报来调我回延安,以后华中局书记由饶漱石代理,军委分会由(陈毅)军长代理。我跟同志们共同工作很久,这次会议是总结了工作,同时也即是办交代。饶漱石同志、陈军长是党内很好的领导者。我走了没有问题。在饶漱石同志陈军长领导下许多同志一定能团结一致,努力工作。

也许是预有所感,也许是防范在先,他强调了“团结一致”。可是,恰恰是在团结问题上饶、陈出现抵牾,最后酿成轩然大波。

从级别体制上讲,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对新四军和辖区内的党政军组织享有一元化领导之权,权力在陈毅之上;从资历威望上讲,陈毅是南昌起义参加者、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者、中央根据地的领导者和新四军的创始人,影响力在饶漱石之上。

两人的性格也是寒暑两极。陈毅豪放,诗人情怀,重大局,不拘小节,有话当面说,被项英称之为“陈爽子”;饶漱石内敛,表面宽容,内心苛严,行事缜密,讲究不打无准备之仗,一击则必须见血封喉。

同事之间,难免有不同意见,会产生分歧争论。对于这种工作上的分歧,陈毅崇尚阳刚,当面锣对面鼓,就事论事,对了就坚持,错了就改正,批错了还主动道歉;饶漱石走阴柔的路子,遇事常往路线上引,往原则上套,往个人恩怨和品质上扯。他有句名言:“开始你可以欺负我,但是到以后我准治得你怕我!”

整风运动中,陈毅就品尝到了他“绵里藏针”的功夫。

1943年8月,盱眙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饶漱石对陈毅说:“最近重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农村调查》,很受启发。我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到农村去搞调查研究,军部整风工作由你负责。”交代后,他前往距黄花塘20公里的大刘郢。

陈毅以为这只是一种惯例。一人坐镇军部,一人到各地检查工作的情况十分常见。事后他仔细琢磨,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陷阱”。

8月13日,陈毅按照整风计划,召集直属队领导人及司令部科长、政治部部长开座谈会,动员大家解放思想、放下包袱,敞开心怀,给领导提意见。大家发言很踊跃,气氛越来越热烈,言辞越来越尖锐。意见有对陈毅的,也有对饶漱石的,还有对军部其他领导的。

座谈会中,大家普遍感觉,自刘少奇离开后,新四军政治思想工作受到削弱,批评意见逐渐集中到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饶漱石身上。

座谈会一连开了几天。陈毅指定政治部秘书长将意见汇总,以便华中局开会研究。

开到第六天(18日)下午,饶漱石突然回到黄花塘。政治部秘书长将汇总的材料送给他审阅。

饶漱石说:“早知道了,不用看了!”

秘书长很纳闷:政委不是在外地搞农村调查吗,怎么对机关提的意见早知道了?

饶漱石把军直座谈会上的批评意见视为陈毅对他组织的“围攻”,下令停开座谈会,找参会人员逐个谈话。每次谈话前,他都要很郑重地表示,自己是以华中局代理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的身份了解情况,传达上级指示。

令饶漱石惊喜的是,一位在军部养伤的老同志提到:陈毅在一次大会上说过,他曾经主持召开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选掉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后来又到党中央汇报红四军党内的争论情况,重新把毛泽东请回了前委领导岗位。

饶漱石找到了批评陈毅的主题——揭发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的历史,清算陈毅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错误。他按照这个调子,找军部各部负责人打招呼,要求他们跟党组织保持一致。他给所有的人造成一种错觉:陈毅犯了严重错误,整风运动就是针对陈毅的,饶漱石代表党中央、毛泽东的声音。

在布置停当后,饶漱石与陈毅摊牌了。据陈毅1955年回忆,饶漱石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知道我下乡后你们一定会爆发斗争,果不其然!”

他给陈毅罗列了“十大罪状”:第一,一贯反对毛主席;第二,一贯对抗中央;第三,一贯反对政治委员制度,不尊重政委;第四,工作不负责,办事拖拉;第五,轻视工农干部,偏袒知识分子干部;第六,对新四军7个师亲一部,疏一部;第七,封建思想严重,嗜好下棋、作诗这类封建士大夫恶习;第八,主观主义严重,说话办事,不调查研究,凭印象表态;第九,官僚作风严重,不愿深入炮火连天的部队去指导工作;第十,个人主义严重,好大喜功,夸夸其谈。

陈毅当然不承认。两人发生激烈争论,从晚上直至拂晓,一连好几个通宵舌战。气氛之紧张,令住在隔壁的警卫员不敢入睡。

11月16日,华中军委分会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华中局委员、新四军各师首长和军部各部负责人。

饶漱石以主持人的身份,把矛头直接对准陈毅,指名道姓:“陈毅,你虽是一军之长,可今日你是普通党员,态度要端正,对自己的错误要交代清楚,不准蒙混过关!”

会议议程是饶漱石制订的,先由陈毅作检讨,然后大家提意见。陈毅以坦诚的态度,检讨了工作中的不足,同时澄清了一些“传言”,包括1929年红四军七大到九大的历史情况。

会议开得不愠不火。

饶漱石按捺不住了,亲自上阵,宣布了陈毅的“十大罪状”。他的话把会议推上过火阶段。会上一些人做了不符合事实、不负责任的批评,有的甚至可以说是攻击。陈毅脸涨得通红,强压不断上涌的愤怒,在笔记本上机械地记着他们的批评意见。

对于这次“批斗会”,陈毅本着自我批评的精神,准备息事宁人。他致电中央说:“漱石、汉年和我三人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为党努力工作。”

饶漱石则在会后以华中局和军部名义给毛泽东、刘少奇发去一封长达1500余字的电报,详细列举了陈毅的问题,提出“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

陈毅一直不知道有这么一份电报,直到1955年“高饶反党联盟”的事件被揭露才看到,忍不住大叫一声:“大老爷,冤枉啊!”

饶漱石为了加重电报的分量,唆使一批负责干部联名向中央反映陈毅的所谓问题。

毛泽东接到陈毅、饶漱石这两份截然相反的电报后,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在征求主管华中工作的刘少奇意见后,决定将陈毅调离华中。11月8日,他起草了一封给陈毅、饶漱石的电报:

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陈来延期间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11月25日,陈毅带着两个警卫员离开黄花塘,踏上赴延安的旅途。陈毅写下了《赴延安留别华中诸同志》:知我二三者,情深更何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

被他引为知己、拒绝落井下石的至少有两位。

一位是第三师师长黄克诚。性情耿介的黄克诚找饶漱石当面说:“无论如何,让陈毅军长离开华中,是个很大的损失。这对于华中整个工作,对敌斗争,都很不利。”黄克诚回忆说:“饶漱石始终两眼盯着我,很用心地听,没有反驳,但心里明显很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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