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菜单
首页 > 热门资讯 > 党政 » 正文

抗战时期兵工企业内迁西南的战略决策

张亚斌+王兆辉

[摘 要] 抗战时期地处华北、华东、华中等地区的中国兵工企业受到日军炮火的严重威胁。为保存实力,坚持持久抗战,国民政府被迫做出兵工企业内迁西南地区的战略举措。大量兵工企业陆续内迁西南地区,有效地保存了中国兵工企业的精华,为支撑长期抗战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关键词] 抗战时期 兵工企业内迁 战略决策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随着平津、南京相继失陷,华北、华东先后落入日军之手。处于沦陷区和靠近战区的兵工企业面临着日军炮火的严重威胁。为保存实力,从长计议,国民政府做出了兵工企业内迁的战略决策,地理环境独特和矿产资源丰富的以重庆为中心的大西南则是其战略转移的重点地区。这场兵工企业的战略大转移,历经时间长,涉及地域广,企业种类多,跋涉路途远,饱受颠沛之苦,历尽千难万险,在中国乃至世界兵工史上都是罕见的。兵工企业向西南地区的战略转移,不仅有效地保存了兵工企业的有生力量,而且对正面战场的抗战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一、兵工企业内迁西南决策的确立与实施

抗日战争时期,伴随着战争局势的持续恶化,兵工企业被迫向西南地区实行战略迁移。

1.兵工企业内迁西南决策的确立。兵工企业是一种特殊产业,必须具备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山高林密便于隐蔽这样一些适应其生存发展的环境和空间。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就已经开始考虑西南地区比较适合将来兵工企业内迁的有利因素。1935年3月4日,蒋介石在重庆举行的“四川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扩大纪念周”活动上发表了《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的演讲,他指出:“就四川的地位而言……可说为各省之冠……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应作民族复兴之根据地。”[1]P655同年8月,蒋介石在峨眉山对国民党第一期军官训练团训话时说:“我们本部十八个省份哪怕丢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2]P374七七事变前夕,蒋介石再次明确提出:“一旦将向来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奠定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以为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中国便有了复兴的根据地,从此日寇非但三年亡不了中国,纵使三十年也亡不了中国。”[3]745七七事变后,鉴于兵工企业面临着严峻形势,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根据国民政府在抗战布局上的既定方针,做出了两项重大决策:一是为坚持长期抗战,以四川重庆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兵工生产基地;二是配合作战需要,以洛阳、汉阳、衡阳为中心,分别建立临近抗战前线的兵工生产厂。为落实这两个决策,兵工署即派遣技术司司长杨继曾入四川考察,确定各兵工厂内迁地点及所需资源情况。1937年10月29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召开,蒋介石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明确宣布为坚持长期抗战,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不久,国民政府兵工署再次发布命令:“凡受敌威胁地区之兵工厂及有关机构,统一于11月15日前迁往西南地区。”[4]P109此后,位于华北、华东、华中的兵工企业分期分批向四川、贵州、云南等西南地区实施战略转移。

2.兵工企业内迁实施情况。抗战时期兵工企业内迁西南的过程中,由于战事紧张和路途遥远以及西南地区具体安置地点选择等原因,迫使兵工企业迁移多次转换临时地点,几经周折,有的直接迁移到西南地区,有的在途中过渡相当长时间,最终迁移到西南地区。整个兵工企业内迁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组织实施。第一阶段,1937年10月至12月。这期间,鉴于华东和华北的严峻形势,国民政府决定将南京弹道研究所、白水桥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等迁往川渝地区,中央修械所、炮兵技术研究处、兵工专门学校等迁往长沙,航空兵器技术研究处、金陵兵工厂、上海炼钢厂迁往武汉,济南兵工厂迁往西安,河南巩县兵工厂迁到湖南南溪,太原兵工厂迁到四川广元。第二阶段,1938年1月至1938年12月。这期间,随着南京、武汉相继失守,国民政府将兵工企业实施第二次搬迁,将炮兵技术研究处、兵工专门学校、金陵兵工厂、上海炼钢厂、枪弹厂直接迁到重庆,济南兵工厂由西安迁到重庆,航空兵器技术研究处、中央修械所由湖南迁到贵阳。此外,广东第一兵工厂迁往广西,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迁往湖南。第三阶段,1939年1月至1940年10月。这期间,随着日军侵入广西境内,兵工企业被迫再次向西南迁移,广东第一兵工厂由广西再次迁往贵州,汉阳兵工厂、火药厂和河南巩县兵工厂由湖南再迁重庆,金陵兵工厂在云南安宁建立分厂。至此,战时兵工企业向西南地区迁移基本结束。兵工企业向内地迁移主要集中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贵州、云南等西南地区,重点落户在重庆。贯穿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形成了枪械、火炮、弹药、防化器材、军用光学器材等常规武器自主生产的中国最大的兵器工业基地。

二、兵工企业内迁西南决策的历史贡献

抗战时期兵工企业大规模向西南地区转移是中国兵工史上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举措,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保存了中国兵工精华,为支撑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1.保存了有生力量。抗战时期兵工企业向内地迁移历时三年多的时间,辗转上万公里,经常冒着酷暑严寒和日军的疯狂轰炸,昼伏夜出,风雨兼程,将大批的兵工企业转移到西南地区。兵工企业内迁到西南战略大后方后,广大员工艰苦奋战,精心选定厂址,建设生产厂房和兵工器材库,加紧对损坏的机器设备抢修调试,并对原有兵工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和改建、扩建。例如,中正式步枪、轻重机枪生产主要集中于兵工署第一、第二十一、第四十一厂,各型炮弹生产主要集中于兵工署第十、第五十厂,枪弹生产主要集中在第十一、第二十、第二十五、第四十厂,手榴弹、掷弹筒生产主要集中于第三十厂,钢铁等原料生产主要集中于第二十四、第二十八厂,防毒面具、防毒衣等军用化学生产主要集中在第二十三、第四十二厂。内迁西南兵工企业打破了向西南地区迁移前一厂多能,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形成了相对独立、比较完整的兵工生产体系。在抗战时期极其险恶的形势下,一大批兵工企业内迁西南战略大后方,避免了重大损失,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中国兵工企业的精华,为中国兵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有力支持了前线作战。抗战时期大批兵工企业落脚在西南抗战大后方,随着兵工企业的恢复开工,体系结构合理改善,广大兵工企业员工艰苦奋战以及大后方人民的大力支持,极大地促进了兵工企业生产能力的提高,许多兵工企业生产的枪械弹药产量达到或超过了战前水平,源源不断地供给前线,满足了战时需要。据统计,抗战期间许多轻重兵器产量达到了战前的3至7倍。西南地区各兵工企业平均每月生产枪械弹药数量与前线每月消耗数量大体持平。例如,平均每月生产迫击炮144门,轻机枪444挺,重机枪195挺,步枪0.5万支,迫击炮弹6.24万发,手榴弹35.26万枚,枪弹1115万发。实际前线战场平均每月消耗,迫击炮59门,轻机枪515挺,重机枪119挺,步枪0.84万支,迫击炮弹6.30万发,手榴弹24.58万枚,枪弹1781万发。常规武器生产基本满足或大部分满足了战场的消耗量,有力地支持了前线作战。如果没有内迁西南兵工企业广大员工艰苦奋战,生产出大量的弹药,在国际交通线基本被封锁、外援难以接济的情况下,正面战场将因弹尽药绝而不战自溃。可以说,西南地区兵工企业有力地支撑了正面战场,为最终打败日本法西斯做出了重要贡献。

3.培养了优秀兵工技术队伍。兵工生产是一项工艺复杂的工程,需要拥有一支懂专业技术的兵工队伍。抗战时期,为适应兵工企业生产需要,兵工专科学校和各兵工厂积极制定培训方案,抓紧培训技工人员。兵工专科学校1938年初迁到重庆后,进一步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质量,整个抗战时期总共培训学员684名。除此之外,内迁西南地区的各兵工厂也采取许多措施,培训兵工厂急需的技工人员。1939年冬,国民政府发出指令:“限定时期,训成额定之技术员工,尤以技工训练为刻不容缓之要图。”[5]P228于是,国防工业委员会召集兵工署、资源委员会等机关,拟订了《训练技术人员计划大纲》,按照该大纲要求,兵工署各兵工厂负责训练950名技术工人。各兵工厂开办了各种形式的讲习所、传习所等兵工技艺的短期职业培训班,这些短期职业培训班的学员通过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熟练掌握了兵工生产的专业技术,成为兵工厂一线技术人才的有益补充。例如,重庆钢铁厂在1940年开班至1945年,共培训技工450人。第五十兵工厂培训技工230人。第二十一兵工厂所属的技工培训班规模最大,培训技工达千人以上。各兵工厂所培训学员“均能学以致用,增进工作效率不少”[6]P12。大批兵工员工技术队伍的培养,奠定了兵工生产的技术基础,有力地促进了西南大后方兵工事业的发展。

三、兵工企业内迁西南决策及实施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

抗战时期,广大兵工企业员工在转移和复工生产的各个阶段,时时处处都充分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仇敌忾、不畏强暴、坚忍不拔、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伟大的抗战民族精神,正是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激励下,内迁西南地区兵工企业的广大员工才出色地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光荣使命。

1.拳拳之心的报国情怀。抗战时期,随着兵工企业向西南地区转移,许多著名的兵工专家也云集于西南抗战大后方。他们把个人的前途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国亡我亡,国存我存,顾大体、识大局,自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他们为了祖国的兵工事业放弃了海外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优越的生活待遇,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国内,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洪流之中。例如,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第二十一兵工厂厂长李承干,留德的火炮专家,第二十八兵工厂厂长周志宏,留日的第二十六兵工厂厂长方兆镐,留德兵器学博士张述祖,等等。据统计,抗战时期,汇集在西南地区兵工企业的28位高级专家中,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有25人,其中留德的有9人、留美的有8人、留日的有5人、留法的有2人、留英的有1人。这些海外留学人员,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高尚的爱国情怀。他们当中,许多人家乡沦陷,有的亲人生病,有的骨肉失散。他们来不及照顾和寻找,舍小家,顾大家,经历着生死离别的痛苦煎熬,为了兵工事业,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漫漫兵工企业内迁之路。他们将自己的聪明才智、汗水甚至热血生命献给了祖国的兵工事业,为拯救民族危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2.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抗战时期,兵工企业内迁西南地区是中国兵工史上的一次战略大转移,在内迁的过程中,各兵工厂的广大员工承受着“山路十八弯、水路九连环”的艰险路途,沿途频繁遭受日军飞机的轰炸。例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在汉阳、宜昌等地前后遭遇空袭9次,死23人,伤50人,损失器材和交通工具无数;河南巩县兵工厂在内迁途中被敌人侦知,遭到4次轰炸,投下炸弹多达131枚,许多器材燃烧被毁,工人死伤多人;金陵兵工厂搬运途中曾多次遭到敌机的轰炸,许多船只或触礁或被炸沉。敌人的残酷暴行并没有使广大兵工企业的员工所屈服。他们同仇敌忾,坚忍不拔,视死如归。他们只有一种信念,保住设备,救国才有望。他们不分昼夜,不怕辛苦,冒着生命危险抢修搬运设备器材。许多人一身泥水,两脚血泡,肩背脱皮,带着严重的伤病,不下火线。广大员工百折不挠,团结奋斗,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用汗水和生命代价,将散布在华东、华北、华中等地的数以万吨的兵器设备搬迁到西南抗战大后方。可以说,“这是中国工业史上辉煌不朽的一页,这一页是由血与汗写成的”[7]P33。

3.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内迁兵工企业到达目的地后,他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西南地区夏天潮湿,冬天寒冷,许多人水土不服,经常生病,没有房屋,租赁民房,有的自己搭建茅屋栖身,许多职工挤在狭窄阴暗的旧仓库里蜗居。许多员工经过多日长途跋涉,身体疲惫不堪,来不及休息,顾不上生活安顿和伤病的治疗,把全部身心都扑在企业的恢复和生产上。他们提出“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一切都给生产让路,较好的房子先安排生产单位。为了早日恢复生产,为前线提供更多的武器弹药,各厂之间开展竞赛,不少职工眷属主动参加建厂义务劳动。广大员工经常冒着酷暑和敌机轰炸,加班加点,夜以继日,经常满负荷工作12小时以上。他们“或则轮班就食,俾机器继续不停工作;或则夜深不寐;或则自动延长工作时间至十四个小时以上,毫不休息。秉此拼命流汗牺牲报国之精神,戮力同心,竞图赶造,其中间有不眠过劳治病者”[8]P20。兵工企业员工在民族危难的时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充分体现了中国兵工企业员工宽广的胸怀和无私奉献精神。诚如当时人们对重庆兵工企业所赞扬的那样:“各厂奋斗牺牲之精神,更有相当之价值。于是择地建厂,短期即烟囱林立,而机器轧轧之声,响彻于嘉陵扬子两江之山谷。”[9]

参考文献:

[1]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G].台北:台湾中央文物社,1984.

[2]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3]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4]王国强.中国兵工制造业发展史[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

[5]中国工程师学会.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M].南京:京华印刷馆,1948.

[6]陈国栋.重庆兵工八年血战撑起天[N].重庆晚报,2005-07-11.

[7]潘仰山.民族工业的命运[J].西南事业通讯,第1-3期合刊,1947.

[8]李承干.直公嘉言录[G].第19期,1947.

[9]潘仰山.第一届工业节之展望[J].西南事业通讯,第4、5、6期合刊,1947.

责任编辑 马永义

赞一个 ( )

如果本文对你有所帮助请打赏本站

  • 打赏方法如下:
  • 支付宝打赏
    支付宝扫描打赏
    微信打赏
    微信扫描打赏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验证码: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