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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动“农业学大寨”的原因探析

黎丽萍

[摘 要] 毛泽东将大寨树立为农业发展典型并向全国推广,逐渐发展为全国各行各业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这一运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其根本原因是探索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直接原因是反驳对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质疑,现实原因是通过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壮大集体经济,而其外在原因则是要通过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来“反修防修”。

[关键词] 毛泽东 农业学大寨 原因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毛泽东的号召与推动下,中华大地上演了一场有数亿干部群众参加的全国性“农业学大寨”运动。期间,全国从农业学大寨到各行各业学大寨,从学大寨基本经验到学大寨“一整套具体经验”不走样,大寨经验俨然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毛泽东缘何决定发动“农业学大寨”这样一场群众运动呢?笔者尝试着从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出发,剖析毛泽东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

一、探索农业现代化道路是毛泽东发动农业学大寨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改、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我国农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始启动。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农业发展遭受重大挫折,与世界农业现代化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虽经过三年调整,农业生产有所恢复发展,但因未从根本上触及人民公社制度,故看似有力的调整并未能引导我国农业现代化步入正轨。农业现代化出路何在?此时,大寨以自力更生精神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贯彻“农业八字方针”①,实行科学种田,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将“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穷山沟改造成“层层梯田米粮川”,农业获得了丰收,创造了奇迹。

大寨在发展生产上创造了很多“新套套”。一是大搞群众运动。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1]。大寨运用群众运动,充分发挥群众的政治热情,“大干、快上”,大搞农田建设、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据统计,从1967年到1978年,全县共投入9725万个劳动日,平均每人投入440个劳动日,等于12年中每个人在农田水利工程上干了一年多时间[2]P178-179。每年冬春,全国各地集中劳力大搞农田基础建设,每年都投入六七十亿个劳动日,这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抓革命,促生产”。毛泽东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障。1964年10月,毛泽东提出“农业主要是靠大寨精神”,强调大寨精神对发展农业的强大动力,甚至将大寨精神作为农业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认为“只要有了大寨精神,即使一时没有化肥,一时没有农业机械,自然条件很不好,同样可以大大发展农业生产”[3]。三是“就地发展,集体致富”。大寨实行“三不搞”政策,禁止农村人口流动,将外出务工视为资本主义予以“剿灭”,实现了“劳力归田,‘五匠归队,车马务农”。大寨实行“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的劳动管理方式和“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分配制度,既符合毛泽东强调的按劳分配原则,又避免了毛泽东担心的两极分化现象。大寨的做法切合了毛泽东对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思路,得到他的充分肯定。这是毛泽东发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根本原因。

二、反驳对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质疑是毛泽东发动农业学大寨的直接原因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使绝大多数农民上升为丰衣足食的农民。而要做到这一点,则需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面发展”[4]P160。实行集体化,消灭富农经济和个体经济,才能“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5]P79。集体经济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也是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1952年起,党领导了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显示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党内一些领导人因此认为只要变革生产关系就能高速发展农业,人民公社化运动由此而生。实践证明,“搞人民公社,不对头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6]P234。但在毛泽东看来,与个体经济相比,作为社会主义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甚至是迅速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理想道路。他反对包产到户,认为“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业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7]P590,提出要不断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并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重点解决基层干部作风问题,挖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不满意西方国家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民公社的否定态度,表示要写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时的他急需一个有力的实践范例,大寨的出现无疑是最好的佐证。

新中国成立后,大寨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1958年进入公社化,都是在坚定不移地走集体化道路。1959年,大寨由过去的“七驴八牛一口猪,百只羊儿串山头”的穷摊子变成了农林牧副总收入5.8万元,公共积累88万元,户均1.1万元,户均存款156元的富大寨,成功地巩固和发展了集体经济[8]P377-378。1963年,在百年难遇的洪灾面前,大寨提出“三不要、三不少”②口号,自力更生,依靠集体,灾年夺得高产,兑现了承诺。毛泽东需要这样的成功个案,来反驳对人民公社和集体经济的质疑,将种种反对思潮和做法统统打压下去。大寨的成就体现了人民公社集体化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正确性,大寨成为农业战线的典型可谓顺理成章。毛泽东希望发挥大寨典型的示范效应,带动全国集体经济发展,保障农业的社会主义方向。

三、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毛泽东发动农业学大寨的现实原因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大寨精神核心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是毛泽东一直强调要发扬的精神。“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要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9]P937,“主要靠自力更生”[10]P526。农业现代化尤其如此。十几亿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是个大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这个原则”[11]P154。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苏联撤走专家,国家建设陷于被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以及三年自然灾害,使经济建设遭受严重挫折。加上趋于紧张的周边环境,使毛泽东不得不减少农业投资,以保证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的需要。此时,毛泽东尤其强调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寨不要国家支援、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事迹非常符合他的愿望。毛泽东十分欣赏大寨精神,特别是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曾在多个场合讲:中国农业要搞上去,主要靠大寨精神,靠群众自力更生,无须政府太多投入。他号召“农业学大寨”的初衷就是希望借发扬大寨精神,发挥农民的生产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将其转化为改变我国农业落后面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强大物质力量。学大寨运动初期,各地把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放在首位,大搞农田基础建设,大办农业机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确实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四、通过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反修防修”是毛泽东发动农业学大寨的外在原因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断定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可能会出修正主义。后来国际形势的发展似乎越来越印证了他的判断。他越来越担心党变修、国变色的危险发生。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毛泽东开始强调、并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强调:干部要参加集体劳动,这是一个关系到“反修防修”的“重大”、而且是“极端重大”的问题;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才是“反修防修”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法,“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12]P293。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常年坚持参加生产劳动,昔阳县从县、公社、大队到生产队的干部都能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以陈永贵为代表的昔阳县四级干部长期坚持参加集体劳动的做法,这契合了他对当时形势的思考和他的兴奋点。在毛泽东的批示和指导下,《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开始以报道、通讯、社论等形式大量宣传大寨和陈永贵的经验,尤其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做法,说明毛泽东已决定用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办法来反击党内的“修正主义者”。直到晚年,毛泽东依然十分赞赏陈永贵的“三三制”③,还号召其他高级干部学习陈永贵,积极参加生产劳动。

毛泽东是大寨运动的发起者和主要推动者。农业学大寨运动之所以能兴起并持续十余年并非偶然,因为它契合了毛泽东当时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考。

注释:

①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农业八字方针,即:土壤、肥料、水利、良种、合理密植、植物保护、田间管理、工具改革。

②1963年闻名全国的大寨“三不要、三不少”,即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同时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的口粮不少、集体的库存不少。

③陈永贵进北京工作后,因住在宾馆里很不习惯,对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批文件也很不适应,于是提出了一个“三三制”的想法,即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蹲点实践,三分之一的时间跑面调查。

参考文献:

[1]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N].人民日报,1964-07-14.

[2]孙启泰,熊志勇.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3]大寨之花[N].人民日报,1965-09-19.

[4]周志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业发展道路[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8]陈吉元,陈家骥.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

[9]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0]周恩来经济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1]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彭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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