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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时期瓦解敌军工作效果评估

赵艳秋

[摘 要] 土地革命时期,我军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在政治维度、军事维度和舆论维度都产生了较大影响。科学总结评估其工作成效,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创新发展我军瓦解敌军工作的内容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土地革命战争 瓦解敌军 效果评估

一、在政治维度上的影响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中的一切行动都是为实现政治目的服务的。我军瓦解敌军工作是战时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本身具有政治属性。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我军有着与旧式军队本质上的区别,我军瓦解敌军工作也正是依据我军政治优势发展起来的,并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功效。

(一)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力。我军瓦解敌军工作是以我军性质宗旨为基本遵循,顺应马克思主义正义战争观,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来开展这项工作的,所宣传的观点必然符合战争规律、顺应民心、符合道义要求。一是宽待俘虏政策扩大了我军影响力。早在1928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以宽待俘虏和“熔化”俘虏来扩大红军的影响。他说:“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1]p67古田会议决议也明确规定:“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使他们在白军中散布红军的影响。”[2]p20-21通过遣回俘虏兵的方式,将我军的新思想、新情况带到外界去,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力。二是通过在敌军士兵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为提高敌军士兵的政治觉悟,在士兵中散发和宣传中共定期印刷的《士兵的话》《告士兵书》等宣传品;定期举行形势报告会,宣传红军打胜仗的消息;提出各种反对军阀战争的口号,例如“反对开到前线去,不给军阀当炮灰”等。我军颁布的一系列宽待俘虏政策,进行了多种方法手段的宣传,极大扩展了我军的政治影响力。

(二)形成了我军瓦解敌军的指导思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我军瓦解敌军工作的探索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武装斗争之初就高度重视瓦解敌军工作。1927年8月21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指出:“本党应当极快的征调最大限度的力量,到新旧军阀的军队中去工作。”[3]P28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关军事问题的决议案中,要求全党开展广大的反对军阀战争运动,破坏军阀军队,努力争取士兵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并深刻剖析了我军瓦解敌军工作的主要依据,认为这一阶段瓦解敌军工作的主要依据是正确客观地分析国民党军队的性质、士兵的特点,进而利用其官兵间的矛盾来实现瓦解工作。1928年5月的《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中指出:“破坏一切反革命武装,在目前有最大的可能性,军阀制度的本身,已表现出许多的矛盾。兵士与长官间阶级的冲突,是有军队以来便反映着社会阶级的矛盾而存在的。”[3]p333-334为了指导瓦解敌军工作的开展,中共中央还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关于对待俘虏的政策有《总政治部关于对俘虏兵工作的通知》《俘虏兵工作》《俘虏工作大纲》等,对于宽待俘虏,毛泽东提出了四项政策,在《总政治部关于在敌军中的政治工作的训令》中也规定了如何对待俘虏兵:“对俘虏兵的关系必须是阶级的友爱关系,不准搜他们的腰包、漫骂等等。俘虏兵的给养必须处理好,要坚决反对那些怕麻烦敷衍了事的观念与行动。”这些政策和决议充分体现了我党我军对瓦解敌军的认识,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充分显示了我军的政治优势。

二、在军事维度上的影响

瓦解敌军作为我军军事斗争的辅助手段,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分化、削弱、破坏和瓦解敌军战斗力,特别是其运用的多种卓有成效的政治手段,比如宣传、宽待俘虏、策划兵士运动等,都有效促使敌军思想发生质的转变,从而弃暗投明加入我军,拥护我军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我军的军事任务。

(一)加速了战争胜利的进程。1932年11月,总政治部发布的《关于在敌军中的政治工作训令》提出:“瓦解敌军是我们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重要工作之一,同时也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要条件之一。”在战争中,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转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左右着战争的胜负。在反“围剿”期间,红军各级政治机关设立了专门的敌军工作部门,起初叫“破坏部”,后改称“白军工作部”。除继续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和坚持对敌宣传外,还派出得力干部潜入敌军内部,建立党的组织,争取敌军官兵,待条件与时机成熟时投诚起义,投奔红军。1931年12月14日,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下,举行宁都起义加入红军,就是这一工作的重大成果。对白军的宣传、我军的宽待俘虏政策和对俘虏的思想教育加速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分裂瓦解,促成了不少白军官兵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壮大了我军的实力,减少了战争的破坏,使得敌军斗志低落、军心动摇,对加速战争的胜利、缩短战争的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补充了我军的兵员。建军初期,我军瓦解敌军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争取敌军官兵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壮大我军的力量。这一目的是由我党我军当时所处的背景和所担负的任务决定的。我军创建伊始,势单力薄,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注重广泛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壮大革命的队伍。同时实行宽待俘虏政策,甚至在“有条件时派人潜入敌军之中,向军阀部队士兵宣传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揭露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的罪恶,激发其民族感情,使其趋向革命”[4]p24。由于我军实行了宽待俘虏政策,白军在与我军作战时,倒戈、反正及主动当俘虏的人数大大增加,不仅加速了我军作战的胜利,也成为我军的主要兵源之一。1930年底的龙冈战斗中,朱德、毛泽东亲自做被俘的国民党军第18师电台工作人员王铮等人的思想工作,说服他们参加红军。1931年1月至1933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歼灭国民党军51万余人,其中俘虏近20万人,部分俘虏在经过教育改造后参加了红军,为我军补充了兵员,壮大了我军军事实力。仅红一方面军在1933年的半年时间里,就争取了数千名俘虏加入红军。红军第二次攻克遵义后,参加红军的敌军俘虏近3000人。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红军的来源“以敌军俘虏为多,无此项补充,则兵员大成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过转化俘虏的思想,使其加入人民军队,既达到了削弱敌军力量的目的,又补充我军的兵员,壮大了我军的力量。

(三)创造了战胜敌人的新途径。我军瓦解敌军工作是我军在军事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指导下经过实践的摸索创造的非武力打击敌军的方式,是辅助军事打击的重要斗争形式,在争取群众支持、团结友军和瓦解敌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1927年12月的《中共中央给朱德并转军中全体同志的信》中就指出:在工农武装的秘密组织中“更必需的是对于敌人——统治军阀——的武力,施以无姑息的破坏和分裂,在分裂和破坏的工作中,我们应一变从前巩固所谓国民革命军的态度,改成做侦探、作间谍、鼓动兵变、破坏军纪、勾引队伍逃走、引诱兵士卖枪、煽动兵士反抗官长、谋害官长以至全体瓦解的种种工作”[3]p141。可见,当时在军阀的反动统治下,势力单薄、武力发挥作用微弱的工农武装只能另辟蹊径选择非武力的打击敌军的途径,同时也应时地创造了打击、战胜敌人的新方法——瓦解敌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丰富了瓦解敌军工作的内涵,创造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瓦解敌军的方法手段,并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主要有:注重广泛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壮大党的队伍,孤立敌军;利用宽待俘虏将其放回做宣传的方式争取敌军倒戈、哗变;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策划兵士运动分裂、瓦解敌军;等等。我军在工作中积累的初步经验为瓦解敌军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在舆论维度上的影响

平时和战场上的舆论环境对瓦解敌军工作的实施效果能够产生重要影响,有关我军的相关政策、主张,比如宽待俘虏政策、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主张等宣传的真实性和倾向性,对民众、敌军官兵的认知和理解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军极其重视舆论宣传作用,积极为自身创造有利的舆论环境,为瓦解敌军工作的开展赢得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一)传播了我党我军的政策、主张聚拢人心。我军在采取瓦解敌军方式时非常重视传播我军进步的、符合群众利益的政策、主张。例如在《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实现全岛总暴动给中共琼崖特委的指示信》中要求:“极力扩大对兵士的宣传或煽动,如用农民协会或革命兵士委员会和党的名义,散发各种告兵士的短小传单,提出各种口号,如工农革命军、兵士都可得到土地,军队财政由兵士委员会管理,分土地给兵士,不做军阀升官发财抢夺地盘的牺牲品,杀反革命官长等。”对于处在剥削地位、一无所有的广大民众包括广大士兵来说,能够得到土地的使用权是他们的迫切愿望。与此同时,敌军士兵在军队中又受到官长的严重剥削,军人基本权利长期被剥夺,士兵与官长矛盾重重。此时我党我军以土地和军人权利相许,并给予兑现,无疑会聚拢人心,动摇敌军军心,使很多敌军官兵投到革命队伍中来。此外,我军的宽待俘虏政策,也充分体现我军的人道主义精神,赢得了敌军官兵的普遍认同。“张辉瓒师的俘虏兵回去后,大力宣传我们怎样优待他们,不搜腰包并且每人还发了三块洋钱,于是白军的军心更加动摇,没有勇气来打红军,甚至于想送枪给红军来领三块钱的也有。”可见,俘虏兵的现身说法在涣散军心、拉拢人心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澄清了敌军的污蔑言论。不利于瓦解工作的负面言论和宣传,能够对敌我官兵和民众产生巨大的舆论压力和思想波动,从而在瓦解敌军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阻力,严重影响瓦解敌军工作的实际效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军在靠宣传瓦解敌军过程中,澄清了军阀和国民党军队对我军的负面宣传,为我军能够争取群众和敌军官兵营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这一时期,敌军对于我军散布谣言,主要对象是其广大官兵和统治区的民众,他们捏造我军杀人手段十分残忍,甚至伪造血腥场面污蔑系我军所为,试图以此来蒙蔽广大官兵和民众的眼睛。对此,我军用严明的纪律、有效的宣传和宽待俘虏政策有力地揭穿了敌人的谎言,更加衬托出敌人的卑劣伎俩。南昌起义军在攻占汕头时,贺龙总指挥出示了安民布告,指出:“士兵如有骚扰,准其捆送来营。本军纪律森严,重惩决不姑徇。”随后,毛泽东也明确了我军的纪律,提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要求部队严格执行。正是这些亲民爱民的做法给敌人的反动宣传以有力的还击,使其谎言不攻自破。此外,我军的宽待俘虏政策也揭穿了敌军的污蔑。我军俘虏敌军士兵,不打骂、不虐待,对伤兵给予医治,实行去留自愿,愿走就发给路费,愿留就热烈欢迎,“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我军通过人民军队性质宗旨践行和宽待俘虏政策的执行,戳穿了敌人对我军“妖魔化”的欺骗宣传,消除了敌军和民众对我军的疑虑,降低了敌军官兵的战斗热情,赢得了群众对我军的拥护和支持,为我军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调动了群众抗敌的热情。起初,由于反动军阀和国民党将我军宣传成杀人不眨眼的军队,我军初到一个区域时,并未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反而是一听说红军来了就四散逃离。正因为革命伊始我军忽视了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共同抗敌的作用,叶贺军队在潮汕遭遇了失败,中共中央在总结叶贺军队在潮汕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原因之一是“没有信仰群众的力量”[5]p59。无广大工农群众拥护的军队便是侥幸战胜黄绍竑、陈济棠,结果也还是军事孤立。此后,党中央注重对群众进行宣传,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实际效果:“现在各地的群众成天成夜的在那积极打靖匪扰敌,使敌人心惊吊胆,到处做工事,时时刻刻都不敢放松警备,因此使敌人的兵力非常疲劳,这样当然要影响敌军作战的精神。”[6]p173对群众的舆论宣传,使群众站到革命队伍中来,“我们是有广大群众的,敌人是没有的,我们的群众一天天的更加积极,更加勇敢,敌人的士兵是一天一天的动摇,愈到赤色区域来愈困难愈恐慌,这一些都使得敌人不得不打败仗”。可见,群众抗击敌人的热情对于瓦解敌军斗志的重要性。正是靠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使群众了解和认识了我军的性质和宗旨,全力地支持我军的革命斗争。帮助我军筹粮筹款、做向导、提供敌情、收养红军伤病员等,一些青年还积极要求加入我军。“中央红军在赤水附近的土城战斗之后,进入扎西地区,在这里,红军利用战斗间隙展开对群众的宣传工作,一下子就扩大红军3000余人”[7]p48。在中央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中,江西宁都县源头、黄陂等地的人民群众为了围困敌人,积极进行坚壁清野。把粮食藏在山洞,锅碗沉入水底,人畜转移到山里头,使进入此地的敌人吃饭、烧水、照明都成问题。敌师长谭道源沮丧地说,“到了赤区作战,真是漆黑一团。”[7]p37足以见得,群众的支持对于削弱敌军战斗力、瓦解敌军战斗意志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军队政治工作基本文献[Z].2004.

[3]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1).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4]卜松林,吴东莞.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发展史[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4.

[5]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G].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6]敌军工作史料(第1册)[M].1987.

[7]中国人民解放军群众工作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 吴自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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