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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大跃进”运动的成都会议

罗平汉



谈及“大跃进”运动的历史,不能不提及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因为这是一次助推“大跃进”运动的重要会议。会上,毛泽东对1956年的“反冒进”再次作了措辞严厉的批评,强调要“敢想敢说敢做”。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推动“大跃进”的文件,这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迅速波及全国。

“马克思主义的冒进”

继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和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又于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召开了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成都会议。

3月9日,会议正式召开,毛泽东首先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对反冒进作了批评。他说,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南宁会议批判了反冒进的错误。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如除四害,一种是老办法,不除(苏联不除);一种是要除掉。如何除?也有两条路线,有快有慢。一说快除,就能除掉,越慢越除不掉。如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十年搞完,一种是二三年搞完。又如肥料,1956年比1957年多一倍,1958年要超过1956年一倍。湖北今年积160亿担(1957年70亿担),平均每亩6600斤。肥料多好,还是少好?去年搞“马克思主义”,生产不起劲;今年搞冒进,还要超过1956年。哪种办法好?1957年的“马克思主义”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办任何事情都有两种方法比较。苦战三年,改变面貌,但“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天”,当然不行。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毛泽东认为,建国以来八年的经验,应加以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问题,南宁会议提出的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那个同志不好混之意。

毛泽东还讲到规章制度问题,对经济工作的教条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南宁会议谈了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已经深入人心。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还有其他:一曰化验(食物);二曰出去前呼后拥;三曰不许参观,不许游水,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自己姐姐做饭,这是好事,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这是讲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毛泽东还说:“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都是‘礼。大批的‘礼,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部长也不一定知道。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搬得厉害。农业部门搬的也有,但是中央抓得紧,几个章程和细则都经过了中央,还批发一些地方的经验,从实际出发,搬得少一些。农业上见物也见人,工业上只见物不见人。商业好像搬得少一点,计划、统计、财政、基建程序、管理制度搬得不少。基本思想是用规章制度管人。”“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

应当说,毛泽东针对有些规章制度的批评,还是很有意义的。“大跃进”的发动,无疑有许多想当然的成分,这场运动中诸多问题的发生,都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没有认真调查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那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作风也是毛泽东极为反感和反对的。由于执政之后将苏联对领导人的那一套严密的警卫制度搬了过来,正如毛泽东所说,确实“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使领导人不那么容易地接触群众了解实际了,即使进行调查研究,有关部门从领袖安全的角度考虑,也往往事先做了精心的安排,这样的调查也就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

当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谈到山西提出实行基本农田制度,改广种薄收为少种多收,山西1550万人有6800万亩地时,毛泽东插话说,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2.5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发展到七亿五到八亿时,再控制不迟。现在还是人口少,少数民族和人少地区不节育,其他地方可逐步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民有了文化就会控制了。当陶鲁笳谈到县办工厂的经验。毛泽东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要大办地方工业,一为农业服务,二为大工业服务,三为城市生活服务,四为出口服务。化肥厂,南宁会议谈到统一由专区办,现在看每县都可办。要全党全民办工业,文章做在全民。过去县以下无人管工业,总是靠城市援助,投资靠国家,要发动群众大办工业,不要搞正规工业那一套。这样,三年或四年产值超过农业,变为工业省。大跃进主要是劳动力和技术两个问题。

3月10日,会议继续举行,毛泽东作了第二次讲话,主题是关于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进一步批评教条主义。他一开头就说,规章制度是一个问题,借此为例,讲一讲思想方法问题。题目暂定为: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

他接着说,学习外国一切长处,永远是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独创精神。学习应和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

毛泽东认为1956年后,中国开始了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独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说,1956年4月搞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跟苏联有同与不同,具体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的一套。我们的同志应当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么迷信。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1957年,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出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还有农业合作化、节约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广大群众对我们工作中错误的批评,思想的启发很大。1958在杭州开小型会,在南宁,现在在成都开中型会,前两次会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和问题,开动脑筋,总结五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

毛泽东关于破除迷信、摆脱教条主义的论述,无疑有其合理的地方。全国执政之后,由于建设经验不足,因而也难免在一些工作中出现了照搬苏联经验的情况,所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戒”、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探索者。但是,由于当时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主要目的是发动“大跃进”,并且一味地强调要发扬敢想、敢干的精神,对客观规律重视不够,结果一度使解放思想在某些地方变成了胡思乱想,敢想敢干变成了盲目蛮干。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提出了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论点。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毛泽东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虽然用意在于提醒人们服从真理,但从根本上讲,个人崇拜本身就是错误的,不存在正确与不正确之分。正由于他将个人崇拜做了这样两种划分,使得本已出现的个人崇拜现象不但未能及时消除,反而使一些人在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名义下,强化对毛泽东本人的个人崇拜,造成消极的后果。所以在这次会议上,就有人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对主席就是要盲目服从。

从3月10日至19日(其中16日休会),会议主要是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的发言,期间毛泽东或长或短地作了一些插话。毛泽东在插话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有:

(一)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他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在八年内逐步形成起来的。八年不算长,还不能算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形成。过去革命中损失很大,八年建设中也受了一些损失,但损失不大。同时这个时期也顾不上、抽不出手来抓建设,如去年春季到夏季右派进攻,1950年到1953年抗美援朝,大部分力量在朝鲜,1955年合作化高潮,也难抓建设。对事物的认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在实践中才能认识清楚。现在切实抓一下,苦战三年,建设路线就可以形成。没有陈独秀主义、王明路线,就没有比较。1956年下半年,斯大林问题发生,我们每天开会,一篇文章写了一个月,又发生了波匈事件,注意力又集中到国际方面。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现在要苦战三年,形成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又说,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也是逐步形成,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形成,至少还要五年,苦战三年再加二年。如工农业不出大乱子,路线就差不多,就可以说形成了。五年加八年,共十三年,付出一部分代价,无非是浪费一点,群众痛苦,时间延长,苦闷一点,但成绩总是主要的。

(二)关于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和超英赶美问题。他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在七年内实现农业四十条,实现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完成。”各省可不可以这样提?特别是农业机械化问题,各省可以议一下。实现四十条,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提三年到五年。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美国,那就自由了。对工业化不要看得太神秘了,对农业机械化也不要看得太神秘了。插话中,还讲到了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间问题,他说,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不要100年,可以50年。个别行业可以试办,取得一些办法和经验。他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可不可以由一个省先进入共产主义?

(三)关于农业社的合并问题。毛泽东对此也很关注,在插话中几次提出并社问题。他说,搞农业机械化,小社势必要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可以搞联社。为了水利综合利用,使用大型机械,会合并一些社。除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五年之内逐渐合并。“二五”计划期间,平原地区合作社的规模大一些为好,可以办小学,办工厂。

毛泽东还讲了农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深翻土地、整风运动中的大字报、地方工业发展、外行与内行的关系、勤工俭学、大社办工厂、知识分子改造、人民内部矛盾、工农业并举、农业机械化、领导干部读书、教育与文化工作、“兴无(无产阶级思想)灭资(资产阶级思想)”等问题。

“敢想敢说敢做”

3月20日,毛泽东第三次在会议上讲话。主要内容有:

一是关于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毛泽东说,应将这个运动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因为几亿农民在动手动脚,否定肩挑的反面,一搞就节省劳动力几倍、十倍。以机械化代替肩挑,就会大大增加劳动效率,由此而进一步机械化。又说,群众的积极性起来了,每天有新的创造,将来还会有各种新巧发明。现代化、机械化与改良农具是对立的统一,两者应同时进行,请各省市迅速推进。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河南、河北已形成群众运动,是自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

二是关于建设的速度问题。他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指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黄河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以南亩产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两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报,内部可以通报。像土改一样,开始不要登报,告一段落再登。大家抢先,会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说河南第一,各省都要争个第一,那就不好。总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让河南当状元。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如果在一年内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当然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毛泽东还说,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

三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毛泽东说,只要路线正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几句话更通俗)。那么后一年、二年、三年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能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好?十年、八年搞个四十条,那样慢一些,人人都不舒畅,那样搞社会主义也不会开除党籍。苏联四十年才搞得那么点粮食和东西。假如我们十八年能比上四十年当然好,也应当如此。因为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比较生动活泼,列宁主义比较多。

3月22日,毛泽东作了第四次讲话,主要是讲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要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他说:要提高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破几节之后,迎刃而解)、高屋建瓴的气概。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工作中的基本矛盾,同时还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会议期间,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写了《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更快一些》一文。这篇文章着重谈到了能否设想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更快些,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长一点时间赶上美国的问题,认为钢铁工业苦战三年超过八大提出的指标(1050万—1200万吨),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化学工业部部长彭涛就发展有机合成化学工业问题,也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介绍了我国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的构成和建设构想,认为我国可以在有机化学产品上也来一个大跃进,并提出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应走以电石为主的发展合成化学工业的道路。此前的3月4日,彭涛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为了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和到1962年实现化学肥料生产700万吨的规划,除在中央和省两级办化肥厂外,还准备在专署和县两级开办化肥厂,这样,四级同时举办化肥厂,到1962年氮肥产量可达到1800万—2000万吨,再加上500万—700万吨磷肥和部分钾肥,就可以在数量上把英国远远地抛在后面,在每亩施肥量上,十年内赶上英国,也就大有希望了。

王鹤寿和彭涛的这两份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在讲话中,他特地提到了这两篇文章,说王鹤寿的文章好,敢于批评教条主义。彭涛的文章也好,有说服力,只是尖锐性差一点。

为了鼓励各级干部树立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出要做到“六不怕”。他说,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难道可以牺牲真理,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于说话。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把顾虑解除,把沉闷的空气冲破。

3月25日,毛泽东作了第五次讲话,重点是讲思想方法问题。毛泽东说: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尊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再谈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是自我批评,南宁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作为方法的一个例子来谈,那是可以的。

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一般,特殊,全面,个别,这是辩证法的问题。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没有反映,把特殊当成一般来反冒进。因此以后我们要注意学习唯物论、辩证法,要提倡尊重唯物论、辩证法。

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的。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的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来解决,把支流当作主流,没有抓到本质现象。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没有抓住本质问题。这次会议把过去许多问题提出来,经过商量解决了。

毛泽东一面批评过去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开会没有抓重点、解决本质问题,一面又表扬了冶金工业部党组,说冶金工业部党组开会,吸收了部分大厂的十几人参加,空气就不同了。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必要时,除省委书记外,再加上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东西。中央同志下去只同省委第一书记谈是不够的,也要找地县委书记、合作社、学校谈谈,要一竿子到底,不要仅仅限于间接的东西。

毛泽东在不断地批评反冒进,希望借此鼓起干部群众“大跃进”热情的同时,又提醒人们话不说得大满,做事要留有余地,所以在讲话中他又说,1956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的批判斯大林、波匈事件,国内的反冒进问题。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认为过高的指标要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大水大旱,有话可说,必须从正常情况出发。做是一回事,讲是一回事。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登了报的也不要马上去改。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可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要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留点余地,这也就是替自己留点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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