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推“大跃进”运动的成都会议

毛泽东讲完话后,一些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先后发言,基调仍然是批评反冒进,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有人说,教条主义在内战时期主要表现为“左”,在建设时期主要表现为右。又有人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的思想斗争具有深远的原则性的意义,这场斗争,是在建设路线、方针方面的斗争,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用什么方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种是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一种是慢慢吞吞、冷冷清清,两种方法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兴衰问题。反冒进和其他错误,根源是主观主义,或者教条主义,或者经验主义,克服主观主义就是思想解放运动。我们要有雄心,但心要热头要冷。还有人说,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不亚于急性病,从当前来讲,右倾保守的危险还是主要的。急性病的问题要防止,但也不甚可怕。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是截然分开的。

这天会议的发言中,也有不少颂扬毛泽东的话,比如有人说:我们的水平与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来说,不只是跟上的问题,而是要有创造精神的问题。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有人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主席的许多优点是不是可以学到呢?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但是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些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学到的。有人提出: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还有人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

会议中,一方面,毛泽东要求各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但要破除对教授(即专家)的迷信,也要破除对苏联经验的迷信、对马克思的迷信,要打破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又有人开始制造对毛泽东本人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上面这些对毛泽东的赞美之词,也许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但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应当说,1958年对反冒进的批评,不但直接导致了“大跃进”的发生,也致使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而党内民主的破坏,又必然导致个人专断作风的滋长和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发生。

3月26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第六次讲话,也是对会议作总结。他说: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但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实业多了一点,虚业少了一点。这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同志一起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今后一段时间内多搞些虚业,或专搞一次虚业会议,以便要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的问题,使红与专结合。一年抓四次很重要。三年看头年。由于形势发展快,很多矛盾要很快反映和解决。如果不抓四次,许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拖久了就会影响工作。

毛泽东表示,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对农业了解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都不清楚。工业方面,除到会的几个部接触了一下外,其余没有摸。煤、电、石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都没有接触。财经贸易,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也没有摸过。今年有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要摸一摸。

接着,毛泽东讲到了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问题。他说,我们国内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地、富、反、坏未改造好的部分,再加上右派(全国右派在这些人中,可能有10万以上,改造好的不算),他们反社会主义,是敌人。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过去被剥削或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

毛泽东讲完话后,为期18天的会议就算结束了。

助长“大跃进”运动的几个文件

会议过程中,讨论并通过了39份文件,在这些文件中,对后来的“大跃进”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有:

——《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这个文件大体同意国家经委党组3月7日报送的《关于1958年度计划第二本账的报告》。国家经委在报告中说,各地方、各部门送来的第一本账,也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账,我们已经汇总起来,并且做了初步的平衡工作。这本账,比2月上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计划高了很多:工业总产值增加157亿元,农业总产值增加66亿元。这确是一本多快好省的账,它反映了我国国民经济大发展、大跃进的新形势。从这本账看,南宁会议的反对保守、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的精神,已经在我国经济生活中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我国的解放了的生产力,像原子核分裂一样,产生了巨大的能量,我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们的民族确实大有希望。

报告说,地方提出的1958年粮食产量指标,达到4316亿斤,比中央第一本账增加396亿斤,比去年的产量增加616亿斤,这大体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产的总和。棉花产量指标,达到4093万担,比中央第一本账增加593万担,比大丰收的去年的产量增加813万担。这样,今年粮食增加的速度将是16.6%,棉花增加的速度将是24.8%。这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工业总产值指标是904亿元,比去年实际完成产值680亿元增224亿元,增长速度是23%,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

报告最后提出了可以比十五年更快赶超英国的问题。其中说,我国是一个大国,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国,甚至一个专区就比欧洲的一个小国大,一旦把各省、各专区和各县举办工业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万马奔腾,又有大中型工业的协助和国家的统一规划、调整,我国工业化的速度没有理由不比欧洲各国快得多。纵观当前的经济形势后,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我们贯彻执行主席所指示的方针,继续发扬革命干劲,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就可能比苏联更快一些。我们就可以掌握时机,在比十五年更短的时间内赶过英国。

——《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意见》和《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成都会议之前,国家经委写出了一份《让中小型工厂遍地开花的一些设想》材料,递交会议讨论。设想提出,花三分的力量搞中央的大工业,把七分的力量搞地方的中小工业,使工业遍地开花,有重大的意义。这就是说,从中央直到乡一级都举办自己的工业,使大型工业和中小型工业、工业和农副业,更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城乡工业网。这是一条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一条促进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

这次会议对这些设想进行了讨论,并且明确提出了中央、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两个文件,规定各省、市、自治区要在大力实现农业跃进规划的同时,争取在五年或者七年的时间内,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地方兴办的限额以上建设项目,除了提出简要的计划任务书,其中规定产品数量、品种、建厂规模、厂址和主要的协作配合条件需要报送中央批准外,其他的设计和预算文件,一律由地方自行审查批准。这两个文件为各地一哄而起大办地方工业大开方便之门。成都会议后,各地迅速掀起大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并由此招收大批的职工,致使1958年职工队伍迅速膨胀,导致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这个文件认为,有广大农民参加的群众性的农具改革运动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全国各地都应当普遍地积极推广,并提出了三至七年内(争取五年内做到)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设想。文件指出,农具的改革应当因地制宜,不要千篇一律;农业机器应该以小型的为主,配合以适当数量的大型和中型机械;在推广农业机器的同时,不要放松新式畜力农具和改良农具的推广,农业机械的制造,一般以地方工业为主;实现农业机械化,主要靠农业合作社自己的力量。受这个文件的影响,“大跃进”运动中曾开展全国性的工具改革包括运输工具的改革,大搞所谓“车子化运动”“滚珠轴承化运动”“绳索牵引机化运动”等等,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形式主义严重,造成很大的浪费。

——《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早在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毛泽东就认为可以办大社。他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曾写了一篇《大社的优越性》的按语,指出:“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可以一乡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一个社,平原、山区都可以办大社。所以1956年合作化后,一些地方建立的合作社规模超大,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后来中共中央专门下发过文件,要求缩小合作社的规模。但“大跃进”启动后,一些地方在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时,又提出农业社合并的问题。该文件指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自此之后,一些地方开始将小社并成大社,成为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先声。

——《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指示指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许多地方自发地出现了一些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从业人员大约有140万人,其中工商各半。这些个体经济虽然对社会主义工商业起着一定的补充作用,但是,它们的生产经营还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和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其中一小部分是资本主义经济,在生产经营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不仅妨碍国家对市场管理和危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影响若干手工业、农业合作社和商业合作组织的巩固。因此,要一律把它们管起来,不允许它们未经登记进行非法经营,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和管理,取缔他们的投机违法行为,对他们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

成都会议是“大跃进”运动史上继南宁会议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对反冒进做了进一步的批评,并且将冒进与反冒进的分歧上升到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这就使得任何人都不得再对冒进提出异议,不得再提反冒进一事,也就使得本来已经够高的工农业生产指标一再加码,超英赶美的时间一再缩短,急于求成的倾向日趋严重。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受右倾保守思想束缚的“冷冷清清、慢慢吞吞”路线,另一条是敢想想说敢干的“轰轰烈烈、干劲十足”路线,并在会议过程中初步形成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条总路线一方面反映全党和全国人民要求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也体现了毛泽东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雄心壮志,其出发点无疑是好,但由于这条总路线是在反冒进、不满所谓低速度的背景下形成的,表面上看,“多、快、好、省”兼顾到了速度与质量的统一,实际上它的核心是强调多与快,强调冒进即跃进,也就是高速度,结果使高速度变成了总路线的同一语。

毛泽东在会议上一再强调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要求,从一般原则看也是正确的,破除对经典作家、苏联经验的迷信甚至对所谓教授的迷信也是有意义的。但联系到他对反冒进和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评,不难看出,破除与解放的重点,在于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平衡发展的观点,在于从反冒进变成“大跃进”,在于使所谓右倾保守变成积极跃进争取高速度,其结果是把“一五”期间在经济建设积累下来的许多有益经验,把经济建设与人类改造自然必须遵循的一般规律,也当作迷信去破除。这种破除的后果,就容易将规律、科学也破除掉了,变成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所谓“大办”“大干快上”的名义下的胡搞蛮干。随着成都会议的召开和会议精神的传达,“大跃进”运动进一步被发动起来。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冷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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