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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红星” 关心“红星”

汤静涛+徐宏洪

我是江苏扬州人,1938年生,1958年6月份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内地,当年10月来到江西省东乡县红星垦殖场总场工作,一直没有离开过红星。1990年落实政策,回到第二个单位省委党校,在校刊《求实》杂志编辑部工作一直到退休。

王震“文革”期间到红星垦殖场下放蹲点

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国上将王震下放到红星垦殖场一直到1971年离开,连头带尾有3年时间。由于王震将军年龄已很大,组织上安排我照顾王震将军的生活起居。

王震为什么下放到我们红星?我后来听说,是他自己要求来的。红军时期王震就在江西永新一带闹革命,是湘赣根据地红军领导人,对江西很有感情。195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农垦部,任命王震为农垦部长。1969年,中央决定把一批老同志疏散到外地去,宣布王震等一批老干部下放到江西。王震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两个要求:第一,下去以后想到处走一走,还要蹲点;第二,想带上王若飞烈士的遗孤王兴一同下去,可以保护老革命的后代。总理很理解王震,当即同意了他的这两个要求。这样,1969年底,王震便带着全家,加上王兴,乘火车来到了江西。把家人安置在抚州后,他就来到了红星垦殖场。红星垦殖场是1957年12月中央和省里决定创建的,当时省里有个口号,我听总场的领导说,叫“开发山区,建设山区”,所以我们红星垦殖场就建在抚州东乡县。红星当时很有名,王震是农垦部的老部长,所以他很愿意到农垦系统的红星来。

程世清、甘祖昌都来红星垦殖场看过王震

“文化大革命”期间,省、地(市)、县农垦管理机构被撤销,绝大多数干部被下放农村插队落户。有部分原省、地(市)属垦殖场被下放到县或改为人民公社。其实此前,中央对国营农场、垦殖场是有文件的,中央是要加强农垦企业的建设、稳定农垦管理制度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乱了。不是王震顶着,红星垦殖场早就变成了公社。

王震从北京下放江西时,带了一个警卫照顾他。警卫有时在抚州军分区,帮王震料理家务,不来红星。红星垦殖场的领导看王震年纪大,警卫员经常不在身边,生活上有很多不方便,就找到我,要我来照顾一下。王震在总场时的活动我知道一些,我在总场还有工作,我要管文书档案、机要收发和民政一摊子事,只是附带照顾他。

王震来红星后,红星干部职工对他都很尊重、很敬仰,有的还要给他送鸡送蛋,但他从来不接受大家送的东西。王震住二楼当中的小间,对面是他警卫住的房间。后来确定了蹲点,就换了一个稍微大点的房间。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曾到红星垦殖场看望王震。程世清知道他是老资格、老红军,对他很尊重,看到王震住的地方在二楼,说岁数大了还要爬楼,地方不好,便指示总场领导给他在前面安排了一个带小院子的平房,全部是红石头砌的墙。程世清来看他时,我们在总场食堂做了一顿饭,在王震住的对面二楼的会议室吃的,中午在其他房间休息了一下就走了。王震对程世清也很客气,叮嘱我拿好茶叶给他泡茶,但程世清好像不太喝茶或者因为其他什么原因,没有要我给的茶叶。

甘祖昌、邱会作也来看过王震。王震不花公家的钱,自己出钱叫炊事员烧饭给他们吃。

甘祖昌是他的老部下,在江西的时候就和他一起干革命。王震当过红军湘东独立一师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兼第八军代政委,湘赣军区代司令员,长期在永新一带战斗,是湘赣根据地的领导人。甘祖昌是莲花人,红军时期任莲花县独立团军需处处长、湘鄂川黔兵工厂总务科副科长、红六军团工人连副连长、补充团政治处主任、红六军团供给部材料科科长。后来他随王震从江西一同长征到陕北,到了陕北也是在一个部队。王震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甘祖昌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供给部军需科科长、三五九旅供给部副部长。后来到了新疆,王震是军区司令,甘祖昌是后勤部长,他们俩在一起工作多年,有很深的感情。

甘祖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当时是新疆军区后勤部长,可能是战争年代头部负伤、身体不好的原因,1957年放弃将军的头衔和待遇,回到老家江西莲花县,甘愿当农民,为家乡建设做贡献。因为同在江西,甘祖昌特地来看望老首长。王震看到老部下、老同志,很高兴。甘祖昌来看王震时,也是吃了餐饭,没有住,当天就走了。

邱会作是总后勤部部长,可能是路过江西还是其他原因看他吧。

王震朴素节约、平易近人

王震在红星垦殖场的时候,对工作要求很严格,有布置有检查。他在总场时,今天到这个生产队检查,明天到那个生产队检查。他去抚州出差之前,这个山头种什么,那块土地种什么,都要布置好。从抚州回来后,马上把场长找来,问种得怎么样。记得有一次,他交代警卫员开荒。有可能是警卫不会干,一锄头也没动。王震回来就好生气。刚来时,王震的饭是从饭馆买的,我负责去买饭。那时我在总场也有工作,没有时间给他煮饭。他喜欢吃熏鱼,不太吃辣椒。他的炊事员来了之后,就自己开火烧饭给他吃。在总场办公楼给了一间房间,还有煤球炉和锅。

王震时时处处注意节约。有几件小事我记忆犹新。比如泡茶叶茶,他交代我,你泡一杯浓浓的放在那里,客人来了,倒一点浓茶,再到热水瓶里对点热水。他说有的人来一下,喝两口,有的甚至都没有喝,倒掉了浪费,太可惜。冷天,早上烧木炭火,我的想法火烧旺点就暖和。他起来看到了,说不要烧这么大火,浪费啊。他用火钳钳掉几块木炭,让火小点。有一次,他衣服的袖子不知道在哪挂到了,撕破了一块。我说给他缝起来,他说,不要,不要,拿把剪刀来剪掉,变成短袖吧。

王震下放期间,他的大儿子王兵、小儿子王之和大孙女、二媳妇都来看过他。他的大孙女那时只有三四岁,他很喜欢,特地从抚州带到红星来玩。我还给他大孙女洗过澡。他那时家安在抚州,他经常回去。他对子女要求很严格,他儿子王兵退伍回来就在湖南军山垦殖场(军垦)工作。

王震很爱读书。他每次从抚州来,或者回抚州,大家总看见他带个旅行包。连司机都觉得好奇,不知道装着什么。我帮他收拾过行李,其实带来的是一包书,带走也是一包书。

王震很平易近人。不管大人小孩,男女老少,他都交往、聊天,边聊天边了解情况。比如,他问我,你们家里定量是几多啊,够吃不够吃啊?他还问我,你现在几个小孩啊?我说三个。他说,哎,计划生育嘛。我的大儿子喜欢玩弹弓,拿弹弓打麻雀,王震也找他聊天。他说,你这个好,打得好。麻雀是害鸟,会吃粮食。总场场长徐文甫儿子要结婚,王震还给他儿子徐乐民当证婚人,主持婚礼,好热闹。直到现在,徐场长的大儿子徐乐民还跟王震的儿子有联系。最近,徐乐民还到北京去拜访王震的二儿子王军和小儿子王之。

王震教大家种树、养殖、搞沼气、手工制茶

王震下放江西的时候,有时去抚州军分区的家看看,有时去福建等地调研,其余的时间都是在红星。

平时,王震注意实验。比如养猪。我们都是拿锅子煮红薯藤给猪吃。他就亲自教饲养员,头天晚上用糠、红薯藤、菜拌好糖化饲料,第二天早上香喷喷的,猪很爱吃,也不要煮,不用浪费柴火和炭。王震还教职工用猪粪等发酵搞沼气,可以烧火做饭,发酵以后的粪便可以做肥料。在生产队,他也教家里养了猪的职工搞沼气。

王震很爱惜土地。他是“寸土必争”的。总场前面有一大块地,他把总场的干部都叫去种树。种了树苗后,树苗的空隙里,他要求种上玉米。大门口有一块宽敞的地方,两边种上苦瓜。王震每天早上起床,喝杯茶,到下面转一圈,然后回来吃早饭,生活很有规律。

红星搞了茶场,种了茶叶。老点的茶叶子,王震也要我们摘下来加工,他说这个泡出来更浓更好。有一次,我到附近生产队抓了只老表的黑狗给他吃。他问我,你给人家钱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不行,你去找小栗(北京带来的警卫)拿钱,要给人家。有人拿了点南丰橘子给他,他就交代我把橘子给李婆婆、江婆婆等每家送去。

王震在很多事上都自己带头示范。像我们吃的红心薯,比较软一点。王震曾亲自到福建搞一车皮红心薯苗,把总场的干部都叫去,手把手教,一垄一垄栽红心薯苗。红薯收获后,总场的人还带了红薯回来,在饭馆蒸好送给王震吃。王震请了湖北、北京农学院很多老农、老师、专家指导红星种养植工作,还请过婺源有名的制茶师傅曹师傅教我们做手工茶。

王震说,红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是红星的一名老职工

20世纪80年代,王震回北京之后来过红星三次。第一次来,我在生产队参加“春插”,后来总场领导叫我回来接待。第二次来,我在总场。为迎接王震,搞了省、地、县三级保卫。王震当时是中顾委副主任,我听场里人说,当时的省委书记万绍芬、副书记刘方仁,原来的老书记白栋材,省顾委主任赵增益,还有好多领导都陪同他,视察红星垦殖场。王震看了奶牛场、饲料加工厂、淀粉厂、乳品厂、机械厂、食品厂、种猪场和大桥分场等,还看了当年亲手种下的杉林和竹林。他在全场干部职工大会上讲话时说,“1969年到1971年,我在这里劳动、工作了三年。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我已是年过花甲,承同志们发扬工人阶级的友爱精神,伸张正义,抵制和反对少数坏人的迫害”。“红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是红星的一名老职工,你们如果集资(办奶牛场),我也参加一股。”当时,我也听了王震的报告,好几次都感动得快要流出眼泪来,我觉得王震对红星真是有感情,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内心的。

当时天气很热,接待人员买了些香皂、毛巾和脸盆。王震跟其他人没有说,跟我讲,买这个做什么呀,这是浪费,不应该买。第三次来没有在红星住,在省里住,他好替红星节省。王震回北京之后非常关心红星垦殖场的生产和发展情况,一次一次写信来,问问生产情况,问问大家的生活情况。

《王震传》出版后,王震的警卫员栗永给我寄了两套。去年11月,东乡县搞王震纪念园,叫我过去,因为当年红星的老同志都不在了,像总场的场长啊,书记啊,场长叫唐继章,也是个老红军。我一直在红星,王震的房间、床的位置、房间的陈设、沙发的摆放,他们不知道,叫我过去看一下。现在红星也变了样,原来我记得有个招待所,有个大食堂。现在都拆了,在建高楼。我看到他们把王震住的地方全部装了修,吊了顶,搞得很豪华,跟原来不一样了,他原来是好朴素的。前面的葡萄架,四四方方的,这么粗的木头搭的葡萄架。他那个时候就是用毛竹搭的。我们的一致意见是希望恢复原样。

王震和他的夫人很关心红星、红星的同志们

王震很重感情,回北京后一封一封信写来,很关心红星的同志们。我在红星搞文书档案,把他的信和照片一一整理。王震回北京后,我去过他家里三次。红星的领导去汇报工作,王震总提起我,对我很关心。后来,老场长唐继章就带我一起去。王震那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准备出国到日本访问,住在国务院。我们去之后就住国务院二所,要等他秘书安排才能接见。他秘书过了几天安排我们见面。等见面时,王震说,你们来了这么多天才来呀!马上叫秘书打电话到张家口,他又写了信,安排我们到张家口怀安县参观屠宰场,看杀兔子,然后参观加工、包装、出口车间,让我们学习人家先进经验,看看红星能不能搞兔子养殖、加工。第二次去北京,王震交代秘书伍绍祖安排我们到长城、八达岭、十三陵水库参观。结果下雪,没去成,在他家住了几天。他家有三个伙食单位,他和他夫人、孩子等家人一个伙食单位;他的警卫等一个伙食单位;另外他还有一个警卫班。他的夫人王季青人也蛮好,跟我聊天,对人很和气,临走的时候,他夫人王季青还送了我一床被单和一件衣服,衣服还是从国外带回来的,这些东西我现在都珍藏着。

责任编辑张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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