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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大将蒙冤十八载

水新营+张宁波

1959年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全会继续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宣称彭、黄、张、周结成了“军事俱乐部”。全会还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等文件。在蒙冤的四人中,黄克诚大将既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不幸的是,他蒙冤长达18年,备受屈辱;幸运的是,经过漫漫长夜,四人中只有他迎来平反昭雪的那一刻,其他三人都已含冤离世。

六年的闲居在家

庐山会议后,被撤销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黄克诚仍然居住在西城区大水车胡同4号院。除政治待遇基本取消、行动受到一些限制外,生活待遇没变。工资照发,专车依然保留,身边还有几名工作人员“服务”。

赋闲对黄克诚来说,并不轻松。戴着“反党、反毛主席”和“右倾机会主义”等多顶政治帽子的黄克诚一时陷入苦闷之中,难以自拔。几十年来,他为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建设,舍生忘死、废寝忘食地奋斗。现在突然没有了工作,看不到文件,参加不了会议;别人不来看他,他也不便去看别人。黄克诚当时的那个处境,人家很忌讳,他也忌讳。

对于黄克诚的罢官赋闲,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的夫人唐棣华虽然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却仍然被随之而来紧锣密鼓的批判几乎压垮。她的检讨书不幸被康生看到并批示:丝毫不触及黄克诚勾结彭德怀阴谋篡党这个要害问题,不是对黄克诚错误的认识,而是包庇。最后,她被定论为“严重右倾”,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有好心人劝她:“你还是替孩子们想想,与黄克诚离婚自己带着孩子过吧,一是表明立场,二是可使自己和孩子少受些连累。”不过,唐棣华明白,离婚和不离婚区别不大,总难逃一劫。后来,她听说彭德怀夫人浦安修打了离婚报告,加之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她还是提出了离婚请求。

唐棣华的离婚报告一直没有得到组织批准。后来,唐棣华向自己的工作单位提出申请,分到一套三居室宿舍,她带着在东城区读书的二儿子黄晴搬过去住。每到星期六,她便回到大水车胡同住一天,看望黄克诚和另外三个孩子。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岁月的磨砺,黄克诚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他曾赋七律一首:

少无雄心老何求,摘掉纱帽更自由。蛰居矮屋看世界,漫步小园度白头。书报诗棋能消遣,吃喝穿住不发愁。但愿天公勿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

随着时光流逝,黄克诚的赋闲生活也有了规律。每天,他经常是早晨6点半起床,然后出去散步一小时左右,去的最多的是北海公园和月坛公园。然后回家洗漱、早餐、收听新闻。8点左右读书、看报。午饭后休息一会,下午下棋,晚饭后听新闻联播、散步,10点左右就寝。周而复始,他就是这样打发日子的。

黄克诚算是书生出身,酷爱读书,即使是紧张的战争年代,书总是一直陪伴着他。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位时工作繁忙,读书的时间相对少些;罢官后赋闲在家,读书时间就多了。几年中,他先后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马列著作,还阅读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历史著作,以及《朱可夫回忆录》等名将著作,有时也看一些古诗词和散文消遣。

罢官后的黄克诚依然牵挂着黎民百姓的苦乐。那时,他在北京地区的活动还不受限制。在郊区,他经常找农民攀谈了解民情,打听庄稼长势及收成好坏。看到天旱缺雨,他比农民还着急,只要下起雨来,他就在家拿个脸盆接雨,估量雨水大小。

在那段寂寥的日子里,大哥黄时玑竟意外来访。大哥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黄克诚任湖南省委书记时,他仍在乡下种地,没有沾过“一人当官,鸡犬升天”的光。黄克诚调北京任职后,他也没上过京城。等黄克诚丢了官,他才赶来看望。见到黄克诚身体还行,他连声说:“这样就好,这样就好!过去你当那么大的官,多危险哪。我都替你担心。”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依然保留中央委员身份的黄克诚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黄克诚见到了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老战友陶铸。陶铸是在庐山会议上对黄克诚积极“劝降者”之一。这次碰面,陶铸还是很关心他,再三对黄克诚说:“给主席写封有点内容的检讨信吧!” 1月27日,黄克诚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发出后,一连数月,未见毛泽东有批复。

1961年9月底的一天,黄克诚突然接到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的通知,这使他十分激动。10月1日,他早早登上天安门城楼,坐在休息室等待。当毛泽东出现时,他赶快站起来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很热情地和他握手,说:“你的信看到了,很好!我已批示中央各领导同志阅。”黄克诚乘机问毛泽东,可以给分配一点工作么?毛泽东说:可以、可以。并问:还想回军队么?黄克诚说,不回军队了,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供领导作参考吧!

1962年3月底,他向中央写了报告,要求准许到外地走走,中央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随后,黄克诚到杭州、雁荡山、新安江水电站、天台山、绍兴等地参观。

4月底,黄克诚回到北京。不久,北京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6月15日,彭德怀将长达8万余字的信送达毛泽东和党中央,这也是一部刷洗他“里通外国”罪名的申辩书。然而,一石激起千层浪,彭德怀的信又触动了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神经。同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反党集团”案进行审查。会议做出了撤销黄克诚和谭政的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下放山西的日子

1965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指出在美国扩大侵略越南战争,严重威胁我国安全的形势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保持高度警惕,做好应付最严重局面的一切准备。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感到,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北京,应尽快地分配到外地去。

这年9月的一天,黄克诚家中办公桌上的红机子突然响了。红机子是他在职时安装的一台保密电话机,被撤职后仍保留。当然,它也同黄克诚一样“赋闲”多年。如今它一响,让黄克诚有些惊讶。他抓起话筒,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黄老吗?我是安子文,你好!黄克诚一听是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心中闪过一些猜测,赶忙回答:是安部长啊,你好!有什么指示?安子文说,你如有时间,请马上到中组部一趟。

随后,黄克诚立即乘车到中组部办公大楼。安子文已在办公室等候,见黄克诚进来,他很关心地问起黄克诚的起居饮食和身体状况,有什么困难等。安子文说:“黄老,有好消息,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让你到山西去任副省长,今天请你来,就是正式通知你。”当安子文说到这次安排工作的还有彭德怀、谭政等时,黄克诚不免又有些猜测。安又说:“黄老几十年来,党无论安排什么工作都是不讲价钱,坚决服从的,这次也希望黄老尽快屈驾成行。”黄问:“过了国庆节再去上任行吗?”安子文说:“中央决定国庆前必须到任,你在太原和山西人民共度国庆,不是也很好吗?”

谈话的第二天是星期六,唐棣华和孩子们都回来了,黄克诚把去山西任职的事告诉了他们,全家人都很高兴。黄克诚试探着问唐棣华:“你和我一块去山西好吗?”唐棣华轻轻地摇了摇头:“还是北京的教育条件相对好一些,我在北京照顾孩子吧,等他们上了大学,我就去山西。”黄克诚觉得他的话有道理,便点头同意。

9月11日,黄克诚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达了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敬重和感谢之意,并再次表示“努力工作,以补前过”。9月15日,毛泽东将此信批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等阅,没作任何批示。

同时,黄克诚赴山西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已就绪,他的书籍和衣物、用品等装满了几个木箱子。黄克诚还把别人赠送的若干幅字画和自己保存多年的一些革命文物送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并把多年来节余的1000多斤军用粮票上交。

9月27日,黄克诚离开北京前往山西。当时,卫恒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12月王谦任省长。考虑到黄克诚的资历和威望,尽管是“戴罪”之身,他到太原时,省领导还是主动去看望他,并给予各方面的关照。

黄克诚赴山西不久,他的家人就从大水车胡同4号搬出,全家人挤在唐棣华单位分给的那处单元房。从大水车胡同搬出时,唐棣华单位分的房屋里几乎一无所有,军队管理部门拒绝了她想照价购买部分旧家具的要求。

1965年国庆节,黄克诚参加了在太原举行的庆祝活动。黄克诚到后一段时间,暂时没具体工作,省里安排人员陪他先后参观了太原钢铁厂、山西杏花村汾酒厂以及山西化肥厂,还游览了晋祠公园等地。12月10日至14日,山西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增选黄克诚为副省长。根据省政府领导分工,黄克诚分管农业。此时的黄克诚已63岁,但他不顾年高体弱,不辞辛苦,一个多月里走访了10个县市。1966年4月间,黄克诚顺便还到河南省林县参观了著名的红旗渠。

5月底,黄克诚从外地返回太原。此时,“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全面发动。在返回太原之前,黄克诚已在高平县听到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传达,他感到非常茫然。“文革”刚开始,山西的局势还算稳定,尽管省委下达了《关于开展学术批判的通知》,但一时未掀起恶浪。然而,运动来势汹涌,街上大字报越来越多。黄克诚常到街上走走,看看大字报,心情还算平静。

6月上旬,唐棣华从江西参加“四清”回京,有几天假期,她即刻赶到山西看望黄克诚。老夫妻相见,交谈到当前的“文革”,唐棣华免不了替黄克诚担忧。她说:“文化大革命首先抓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山雨欲来风满楼,大的运动还在后面,你们恐怕在劫难逃啊!”黄克诚摇摇头说:“彭德怀和我们几个人的问题已经审查了这么多年,现在已让我们出来工作,这一次不该有什么问题了吧。”唐棣华不以为然:“我看还是不会放过你们,最近舆论界风声鹤唳,《海瑞罢官》首当其冲,说吴晗为彭德怀翻案,可见你们还是脱不了干系。”黄克诚竟一时无语。

临近国庆节,黄克诚接到不让他参加省里召开的国庆庆祝会的通知。他预感到唐棣华担忧的事可能真的要发生了。12月初,根据华北局的指示,山西省委建立一线、二线两套班子,一线应付各路造反派围攻,二线负责日常工作和生产,班子名单中已没有了黄克诚。

1967年1月3日,灾难再次降到黄克诚头上,他被红卫兵造反派挟持带离位于省政府家属院的住所,先在太原市一所校园内关了一天,由几名红卫兵轮流看守。4日晚被带上火车,于次日晨抵达北京。

八年的监护岁月

黄克诚到山西任职本来是做了长期打算,以为将在那里度过余生。他曾赋诗抒怀:“衔命西去无别念,愿尽余生效薄绵。”没想到,仅一年多又被政治风暴卷回京城,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

1967年1月10日夜,红卫兵把黄克诚送到位于海淀区西五棵松附近北京卫戍区的一个“监护点”,彭德怀等人也被关押在那里。一些战士在那个年代不可避免地受到“左”的思潮影响,有的人表现得很激进,对被关押人员甚至有推搡打骂的举动。黄克诚常常和看守士兵发生冲突。他在《自述》中写道:“我常常和看守我的人吵架,他们对我有侮辱行为时,我就也还手。我明知自己年老体衰,和年轻小伙子打架是自找倒霉,但打不过也要打,不能白受侮辱。”

“文革”开始后,唐棣华被作为“走资派”揪斗并抄家。她向单位租借的几张床和书架等生活必需品被造反派全数收回,家庭存款被抄走封存,工资减扣。四个子女都回家的时候,就得有人钻壁橱里睡觉,这份待遇大都落在大儿子黄煦身上。唐棣华拖着患有心脏病、类风湿病和长期失眠症的身躯应付一次次批斗,被罚打扫院子、厕所、楼道等,但她表现得异常平静而坚毅。她对孩子说:“如果我死了,绝不是自杀,你们一定要追查。”在恶劣的环境中,唐棣华尽可能用心呵护孩子们。小女儿黄梅在中学经常遭同学围攻;两个儿子在家捣弄无线电竟被诬告成私设电台,被抓进公安局。对此,唐棣华常常心如火焚。

监护期间,黄克诚一度因患前列腺炎住院。出院后被转移到了海淀区玉渊潭附近的卫戍区某部驻地。彭德怀等人也被转押在这里。在新的关押地,每人一个小屋,仅有9平方,除了一张木板床外,只有一小桌,一木凳,别无他物。应黄克诚的要求,一天,黄克诚收到了他在山西的秘书给他邮寄来自订的报纸和资料。家人也通过专案组给他送些衣服、食物和书籍。有书报看,黄克诚感觉日子好过多了。

但是,相对平静的日子十分短暂。4、5月间,专案组开始责令黄克诚写自传,要求“从小到老写出一份简要而全面的材料”。黄克诚在斗室里奋笔疾书,写出了他革命的大半生经历。

随着上海“一月风暴”刮起夺权歪风,全国各地很快又掀起了批斗浪潮。在这样的“大批判、大斗争”的恶浪里,自7月开始,被关押的黄克诚先后被批斗20余次。每次批斗的对象主要是彭德怀,黄克诚以及张爱萍、杨勇等被拉去当陪斗。黄克诚还先后被拉到三总部、各军兵种以及驻京各军事院校和国防科委等重要军事机关进行批斗。“大批判”高潮过后,黄克诚等在押人员有了放风时间。对此,黄克诚挺高兴,尤其是放风时,见到了不少熟悉的人,如彭德怀、谭政、林枫等,尽管不准说话,但相互间能用眼神或点头表达问候之意。一次,黄克诚与彭德怀不期而遇,趁监管人员稍有松懈,说了几句话。9月以后,专案组加大了对黄克诚的审讯力度。审讯人员先从黄克诚写的自传中找矛盾,然后让他一件事一件事地交待,有时还要写成书面材料。

1968年新年后,专案组把审讯黄克诚的重点放在他的大革命时期入党问题上,穷追猛打,逼黄克诚承认自己是假党员。个别人甚至采取打骂等手段折磨黄克诚。黄克诚不甘受辱,便抓起桌子上的茶杯砸破自己的额头,以示强烈抗议。他对审讯人员非人道的做法气愤异常,再也无法忍受,遂提笔给当时的副统帅林彪写信。信是悄悄地托哨兵送走,交由北京卫戍区负责人“代为送交”林彪,但一直没有得到回音。

当审讯人员再逼黄克诚承认是假党员时,他当即宣布:“我要声明,从你们开始对我逼供的那一天起,所有你们逼我写的检查材料、交待和讲话中被迫说的话,一律无效。今后,你们逼我再讲、再写的东西,也同样一概无效。特此当着你们大家,郑重声明。”3月22日,发生“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负责领导中央专案组“二办”的杨成武代总长等被抓,专案组的态度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对黄克诚审讯的力度明显减弱。黄克诚后来回忆说:“这件事使那些起劲搞逼供的造反分子们大受影响。也许是看到了人事变化的无常吧,他们的劲头变小了,连诱供也不那么卖劲了。”此后一段时间里,黄克诚的“任务”就是更详细地写自传。8月后,黄克诚、彭德怀等人被转移到海淀区什坊院的一座军营长期关押,主要还是审查历史问题。在这里审查,有些监护人员蛮横恶劣的态度令性格倔犟的黄克诚难以忍受,他也不时和一些监护人员争吵甚至对打。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凭借着政治敏锐性,黄克诚从监护人员态度的变化、监舍条件的改善,看出了发生重大事件的迹象。不久,黄克诚因高烧住院,他从医院哨兵的口中知道了林彪出逃机毁人亡的事件。震惊之余,他陷入了沉思。政治形势突变,黄克诚满以为自己的问题很快会解决,可是他失望了,仍被继续关押,不过居住和饮食条件有了较大改善。

1972年2月,黄克诚被转移至位于西城区木樨地的中央政法干校。5月,黄克诚在监护中第一次见到家人。这距上次见到唐棣华已隔了5年,与孩子们分离时间更久。一家人坐下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由于有监护人员在场,有些话不便说。但是黄克诚看到孩子们身体健康,了解他们都自食其力地参加生产劳动,就放下了心。他对自己的关押情况不愿多谈,却热切地问询“外面”的情况。

此后大体形成惯例,允许家属一年探视两次,特殊情况还可以提出申请。所以,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打报告要求探视,成了唐棣华那一时期生活中的一件大事。1974年元旦期间的探望,黄克诚还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孙辈。

迎来胜利的曙光

进入1975年,解放老干部的工作有了新的转机。3月7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指示,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写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这年年初,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对黄克诚又进行了审查。审查报告最后说:“鉴于中央对黄克诚同志的问题已作过结论和处理,仍维持原结论和处理,回山西省工作。”

7月4日,中央审查小组将此报告送黄克诚。看到久违了的“同志”二字,黄克诚百感交集。他对自己在庐山会议上认过错的问题没有再提异议,但是因报告里涉及的一些人和事的所述不尽属实,他仍不肯签字,与专案组人员反复争论。后来听从了唐棣华的劝说,黄克诚才勉强地在审查报告上签了字。黄克诚签了字,专案组人员也松了口气。几天后,专案组向他宣布:中央决定解除对你的监护,仍回山西工作。

当年秋,黄克诚离开中央政法干校,返回山西。回晋之初,省委还有给黄克诚安排工作的考虑,但没几天就变了,说他身体不好,还需休养,市内不宜居住,要求搬到晋祠招待所居住。黄克诚心里明白,肯定又出现了新情况。在晋祠,也有不少老干部、老熟人陆陆续续地来看望他。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到山西参观大寨时,专程去看望了老领导黄克诚。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到山西办事,让夫人到晋祠看望黄克诚。还有不少年轻人慕名前来,看望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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