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丁晓平

蔡元培是我国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开新文化运动“学术”与“自由”之风。他的学生柳亚子曾这样说过:“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些火气,参加清党运动。一纸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受到影响。”这位“好好先生”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是1927年弃学从政、卷进反共逆流,帮助蒋介石决策清党大计。但是,作为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的蔡元培虽然拥蒋反共,却反对随意捕人杀人,主张保障人权、重视法治,最终与蒋介石分道扬镳。

声援反帝弃学从政

1926年2月,蔡元培从欧洲结束游学,回到祖国。此时,正是广东国民革命军行将北伐的前夜。在大革命即将来临之际,蔡元培仿佛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看到了曙光。他一改五四时期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姿态,革命的政治热情高涨。

11月初,孙传芳在江西被国民革命军击败。为配合广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推翻直系军阀孙传芳在苏浙皖东南三省的统治,蔡元培与褚辅成、沈钧儒、黄炎培等发起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策动三省自治运动。11月14日,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在上海成立。23日,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委员会议,蔡元培被推举为主席。

1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南昌召开,决议于浙江设立临时政治会议,张静江、蔡元培、褚辅成、查良钊、沈钧儒、朱少卿等为委员,以张静江为主席。张未到前,由蔡元培代理。对蒋介石的任命,蔡元培复信表示:“为国为党,义不容辞。”12月19日,浙江宣布自治。孙传芳旋即大举进攻浙江,卢永祥部占据杭州,导致浙江省民治政府无法建立。23日,孙传芳下令取缔苏浙皖三省联合会,通缉蔡元培、沈钧儒、褚辅成等70余人。

1927年1月,浙江省临时政治会议被迫决定,转往宁波成立省政府。蔡元培匆匆赶往宁波,筹建浙江省政府。谁知,吴佩孚的部队又前来进攻,省政府再次无法成立。于是,蔡元培和马叙伦等乘渔船由浙江转移福建,于1月21日抵达福州,23日到达厦门。2月19日,北伐军攻克杭州。第二天,蔡元培就马不停蹄地由厦门奔赴杭州。3月1日,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在杭州正式成立,蔡元培任委员,并代张静江任主席。这个时候的蔡元培,住在杭州青年会,忙得不亦乐乎。据姜绍谟回忆说:求见蔡元培的人络绎不绝,许多人来要求他介绍工作,他乐于接受,当场就写介绍信,而且总是亲手写,从不假手于人。一天晚上,已经十点多钟了,一个青年画家求见,随从告诉元培,元培接见。此人带了画来,请元培介绍工作,元培问他能否画宣传品,接着当场写信把他介绍给白崇禧的东路军指挥部。

北伐战争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势如破竹,不到半年就占据了江南大部分地区,革命迅速发展到了长江流域。这个时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个兄弟共同合作,高举中国革命的大旗,他们的命运本应该如同一棵藤上的两个瓜,同呼吸共命运。但是,当中共领导工人农民暴风骤雨般地掀起反帝反封建运动、表现出空前未有的革命毅力和首创精神时,工农革命的惊雷触及了蒋介石、吴稚晖等国民党右派的神经。

1927年3月21日,张静江自江西蒋介石行营抵达杭州,住进新新旅馆。当晚,蔡元培与邵元冲即往拜访,听取有关蒋介石的反共清党计划。张静江向他们传达说:“介石对于与共产党分离事已具决心,南京定后,即当来宁共商应付。”

24日,蔡元培跟随一贯反共的张静江由杭州抵达上海,与先期抵达那里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吴稚晖、李石曾、黄郛等一起筹划反共清党事宜。3月27日,蔡元培、吴稚晖等迁入丰林桥蒋介石总部行营,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这次会议亦被称作“预备会”。

28日,蔡元培与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古应芬等召开第三次会议。蔡元培被推为会议主席。五名到会的监察委员中,除古应芬资历稍浅以外,其余四人都是民国元老。这次会议可谓是清党的发难会议,发难人为吴稚晖。根据会议的原始记录,吴稚晖首先发言,报告“共党谋叛情形”。他说:“共产党陈独秀明言二十年内实行共产,及已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及不利于中华民国之种种行为。”会议付诸讨论,吴稚晖提议“纠察共产党人”。蔡元培表示附议,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之党籍”。吴稚晖的反共提案获得通过,决议如下:“由原提议人拟具草案,交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决。至除名部分,俟另案办理。”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吴稚晖提议的“现在共产党种种行为,实危害本党及中国,此次运动应名为护党救国运动”。

祸在清党歧化革命

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除了蔡元培与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古应芬五人之外,监察委员增加了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三人,而实际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共有20人,与会人员根本不过半数。蔡元培仍然担任会议主席。吴稚晖正式向会议提出弹劾共产党文告,作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法律依据和舆论准备。吴在文告中大放厥词,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共产党,把共产党反对新军阀、批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提倡向俄国革命学习等,都说成是为了实行共产主义而“决定铲除国民党之步骤”,是共产党的“逆谋”。

就是这次仅到八人的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吴稚晖拟具的草案,即1927年5月被列入第一号《国民政府公报》的《请查办共产党呈文》。吴稚晖说:“今者共产党有谋逆之整备,遂喧腾其联共之口号,诬罔总理(孙中山),挟制舆论,以图大逞。”他又说,在3月6日晚和陈独秀谈话时,他问陈,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须若干年?陈独秀回答“二十年”。吴稚晖还声称,去年双十节湖北共产党敬告同志宣言,认为“二十年内中国国民党灭亡,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或只是挂出招牌),似已为难逃之巨祸”。吴稚晖由此指出,国民党如果不愿亡党,“内部即应当制止”,“是以本委员会特将亡党卖国之逆谋,十万急迫提呈本会,伏祈予公决,得咨交中央委员会非共产党委员及未附逆员临时讨论,可否出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即实行清党。

吴稚晖在会上提出这个臭名昭著的弹劾共产党的文告后,立即邀请“主席提出共产党祸党证据,请众参观”。蔡元培作为主席,立表赞成,随即向大家出示两份材料作为证据。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来的所谓“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另一份是名为《浙江共产党破坏本党之事实》的材料,列举了中共在浙江的四条“罪状”:一是“阻止入党”,浙江省及宁波、杭县等地国民党党部为共产党操纵,阻止他人加入国民党;二是“煽惑民众”,有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的标语;三是“扰乱后方,捣毁米铺”等;四是“压迫工人”。并附有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民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据此,会议决议:“照原案咨送执行委员。”

这份送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咨》的报告称:

由吴敬恒提出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因有谋叛证据一案,经出席委员共同讨论,复由各个委员报告最近在湖南、湖北、浙江、江西、安庆、上海共产党之所为,皆有不利于国民党,受外人指使之事实,其骚乱社会,扰动后防,尤为余事,故全场一致决议,将访查所得,首要各人(名单另附),咨请贵委员会以非常紧急处置,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一面由贵会公决,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公议处分。

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这次会议审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各省党员应进行通缉和看管的共产党人的名单。上榜这个黑名单的既有陈独秀、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张国焘、澎湃、邓颖超、蔡和森、方志敏这些共产党人,也有像沈雁冰、柳亚子、邓演达这样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共计179人。显然,蔡元培与吴稚晖一起提出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的建议,与国民党极右分子——“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叫嚣如出一辙。

此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这一部分监察委员又召开了四次清党密会。当然,仅是开密会肯定不够光明正大,凡事都得师出有名,才算理直气壮。而在4月5日举行的会议上,“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本会二日之决议之请办覆党卖国之共产党案暂行保留”,决议“俟适当时再集会议决发送”,并特别注明:“到会人数不限多少,均可开会决定之。”也就是在这一天,《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发表了《汪陈宣言》。陈独秀还天真地跟郑超麟说:“大报上好久没有登载我的名字了。”他自以为是地认为《汪陈宣言》发表以后,国共关系从此可以好转,随即和汪精卫一起从上海来到武汉。谁知,这次陈独秀又看错了人。他哪里知道,汪精卫也是在利用共产党和蒋介石的矛盾,来一个“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出卖了陈独秀出卖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承认:“根据国际对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政策,和汪精卫联名发表那可耻的宣言”。

4月8日,蔡元培参加了蒋介石于2月21日指派吴稚晖、何应钦、陈果夫等组织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委员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得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并指导当地党务”,从而篡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建立的上海市人民政权。

9日,蔡元培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发表了长达3000余字的“护党救国”联名通电。这份列为《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一号”的公报,痛斥联共政策的种种荒谬,严词指责工农运动,攻击当时实行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种种革命行动。其中,特别攻击武汉国民党中央坚持国共合作的决议,指责武汉三中全会提出允许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和省政府的决议为“谬误之决议”,为“亡党之责”,“大有背于本党治国之精神,极端毁灭本党组织之根本旨趣,减少群众对于本党之坚固信仰”,鼓吹全体国民党员“念党之危机,懔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这份通电公开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做了舆论准备。

当然,除了舆论的鼓吹之外,蒋介石还得到了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的强力支持。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的代表团拜访蒋介石,声称只要他和共产党决裂就给予财政援助。据当时《字林西报》报道,代表团强调“上海立即回复和平与秩序”的重要性,蒋介石做出了“迅即调整劳资关系”的保证。蒋介石提出了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口号。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银行家觉得蒋介石十分“给力”,在支付300万银元后,又向蒋介石提供了700万银元。

4月12日,蒋介石将清党决议从一纸文字化为血雨腥风的反革命大屠杀,将中国大革命葬送于血泊之中。这天下午,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上海的反动军队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查封并解散了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短短三天,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300多人,被捕500多人,失踪者达5000多人。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先后被捕杀害。同月15日,广州的李济深也发动反革命政变,仅7天就逮捕2100人,其中共产党员600人,被秘密杀害100多人,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英勇就义。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在北京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同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从容就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中国国民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重大失败。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江南北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蒋介石用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部分国民党人的头颅,为自己投靠国际银行家势力集团缴纳了一张血淋淋的“投名状”!

13日,上海知名人士郑振铎、胡愈之等七人联名致信蔡元培等人,声讨蒋介石的暴行。同日,蔡元培与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黄绍竑、邓泽如、古应芬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做出了否认武汉政府、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取缔“反革命分子”等项决议。这个时候的蔡元培,在政治上与他的浙江同乡蒋介石坐在一条板凳上,完全支持反共清党。

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并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有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

18日,蒋介石一手操纵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一时间,南京政府、武汉政府与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对峙局面。蔡元培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授印,由胡汉民接受。在这次成立会议上,蔡元培发表演说,指责当时的武汉政府是“受共产党妨害”和俄国人操纵的“破坏政府”,鼓吹应予取消。

6月6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再次开会。会议记录载:“本会检发共产党叛逆案内应予通缉之名单,经于5月21日咨行政治会议,将饬政府一体通缉归案究办。”此外,在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中,还讨论了与清党案有关联的、对待当时尚与共产党合作的武汉国民党问题,决议予以弹劾;同时对于江西等地送来的所谓“共党叛乱案”,分别做出了“悉数逮捕,严加看管,听候查办”的决议。

6月19日至21日,蔡元培与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等一道,随同蒋介石参加徐州会议,与冯玉祥商定取消武汉政府,驱逐共产党,促成宁汉合流。7月15日,汪精卫宣布倒戈反共、投诚南京政府。以此为标志,中国大革命宣告失败。武汉也成为继上海、广州、长沙之后,第4个遭到血洗的城市,100多名革命志士惨遭杀害,白色恐怖笼罩了大半个中国。

拥蒋反共不嗜杀人

8月13日,南京国民党政权内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逼宫”,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辞职下野。蔡元培则与胡汉民、吴稚晖等赴上海挽留。第二天,蔡元培与胡汉民、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等联合致电冯玉祥,宣布辞职,与蒋介石共进退。在紧接着的政治拉锯战之中,蔡元培依然站在蒋介石一边,反对蒋的政敌汪精卫提出的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主张。并且,他与张静江、李宗仁、吴稚晖、李石曾等以中央监察委员的名义弹劾汪精卫,斥责汪精卫口是心非,反复无常,挑甲倒乙,挑乙倒甲,私德荡然,自坏人格,阻碍清党,“日与共产党画诺”,“变乱视听”,同时指责他主张唐生智东征讨蒋,提议予以察看,“使闭户潜养,增长能力再出与议,似于公私,而皆有益”。

10月18日,蔡元培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特别区分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向青年学生灌输反共思想。他说:“以前本党在共产党捣乱的时候,下级党部和农工组织为他们所把持,不许本党党员插足。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消灭本党的工作。共产党的农人工人运动,是欺骗农工的运动,不能替农工谋实在的利益。”随后,他在沪宁杭甬西路特别党部以《粤宁汉之分裂与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经过情形》为题发表演讲,说:“共产党乃暗结小团体,实行其共产主义。其方法专从农民工人入手,工人则组织工会,农民则结合土恶组织农民军,给以武装,到处干涉行政,同志始知共产党之阴谋日亟,于是在北京西山开会,会议对付共产党。惟在广东方面之忠实同志,尚迷信总理容共政策,未能坚决拒共。3月20日,共产党重要分子本欲解决国民党,幸我同志知机在先,早行下手,未受其害。及国民革命军到上海后,俄国共产党又欲利用我党,以为攻打英国之工具。因俄国目的专在倒英,而无其力,故欲用我以与英冲突,而后澳洲及印度可以继起。当时主我攻入上海租界,使风潮扩大;鲍罗廷谓中国要死500万人,革命可以成功。其意即以我国为牺牲,鄙人当时大不赞成。同志吴稚晖又提议于监察委员会,于是拘捕共产党,风潮不致扩大。”

蔡元培此番言辞,一边为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辩解,一边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解脱。同时,他还以为宁汉合流意义重大,指出:“现在尚有二事,大家各宜注意。(一)国民党受共产党之催眠。(二)共产党之煽惑。因共产党口号,专打倒西山会议派,谓该派同志与军阀无异;又主张打倒腐化分子,其煽动手段无所不至,稍一不察辄受其惑。”他告诫:“万万不可受共产党人之愚惑,凡事须要细心考察是否实在,则是非自能明白,不致为共党所利用。”

12月10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第四次预备会议通过了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蔡元培立即发表拥护蒋介石的言论。13日,他在南京向记者发表谈话说:蒋介石“功在党国,此次再任艰巨,自极赞同。余意蒋先生复职以后,必能将所有军队凡立于铲除共党、打倒军阀之旗帜者结合为一。现在武装同志大家都应觉悟,同心努力,一致铲除共党、打倒军阀之工作。此外种种皆不足置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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