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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当众向毛主席提意见的地委书记

1955年的金秋时节,北京中南海碧波荡漾,朝霞映照的怀仁堂灿烂辉煌。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正在召开。10月14日,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接见出席这次会议的各大区、省、市、地委书记。毛泽东对大家说:“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你们是我请来的远道客人,有什么话尽管讲吧!”

短暂的沉默后,一个人站了起来,以洪亮的声音且令人吃惊的语言说:“主席,我给你提个意见!”发言人自我介绍道:“我是江西来的,上饶地委书记,名字叫黄永辉。”毛泽东和蔼亲切地说:“好呀!有什么意见?”黄永辉说:“关于农业合作化速度和规模的问题,是这次会议上认真讨论的大事。但中央就当前工作中有关耕牛、农具作价入社等政策性问题的规定,我认为其中有些内容不对头。它既违背了农民自愿的原则,又不利于发展生产,也不符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我党群众路线传统。我的意见是要加以改正。”毛泽东听完略加思索后说:“你这个意见很好。我可以转达给中央农村工作部。”一石激起千层浪,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毛泽东接着说:“农业合作化要反右防‘左,要抓紧领导。要对党负责,听招呼,反右纠‘左都要听,实事求是。关于合作社规划问题,生产规划问题,一个地委先搞好一个县(两三个月内),县计划要经区、乡讨论一下,不然完全主观主义。领导者的担子很重要,不准乱刮风。合作社发展之后要有停顿,有间歇,防止冲昏头脑。”这次座谈会之后印发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规定了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是“自愿和互利”,以及社员其他生产资料的一系列的具体政策。为保证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决议》规定了发展和巩固合作社的具体步骤、办法:说服教育,分期分批,不要勉强,自愿互利,不侵犯中农利益,反复宣传,发展互助组,训练骨干,改善经营管理。

黄永辉,1904年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一个贫农家庭。年少时,因家贫随族人到景德镇瓷厂学制瓷手艺。1929年参加革命。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3月,为阻止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黄永辉率领一个班,烧毁了云山公路大桥,截断了国民党由南昌至临川的公路运输,为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立下大功。1949年南下后,历任中共浮梁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江西省委纪检委副书记、江西省监察厅主任、中共上饶地委书记等职。

1958年,全国的浮夸风刮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田里的水稻亩产可达“几十万斤”,人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但广播、报纸上天天播,天天登什么“放卫星”。黄永辉对此很生气,经常说:“共产党员还吹牛皮说假话,简直是坑害老百姓!”为此,家人担心他受人陷害,劝他不要当“老保守”。黄永辉气愤地喊起来:“什么老保守!毛主席说过,亩产八百斤就是大跃进了,什么几十万斤,尽是吹牛皮说假话!”

1956年冬季,江西省组织老区慰问团,黄永辉任上饶分团团长,他亲自带领干部去贵溪县周坊乡慰问。当时地委有一辆轿车,书记出远门本可乘坐。然而,他还是同其他同志一起乘火车到县城,再步行近40公里才到乡村。旅途中,随行的20来岁的小伙子,爬了一段山路都感到吃力,而年过半百的黄永辉却一直健步在前,谈笑风生。一边走,一边讲述他当年在这里的战斗故事,大家的脚步也跟着轻松了许多。中午,他们来到一个水库指挥部用餐,食堂的师傅弄了6道好菜。他们满以为领导会很高兴,谁知黄永辉一看,脸就沉了下来:“怎么弄这么多好菜?”工地干部回答:“今天民工加餐,都是如此。”黄永辉拍拍随行同志的肩膀说:“小严,出去看看。”便疾步2里多路,来到水库工地。民工正在吃饭,菜是清一色的白萝卜。黄永辉拿起菜勺往菜桶里捞了几片放进嘴里嚼,然后用手抹去唇边的菜汤,风趣地说:“好辣味呀!就是少了些油。”回到食堂,黄永辉正颜厉色地指着饭桌说:“你们不要说谎嘛。民工成天劳动,吃萝卜,油都没有点点,这么好的菜,我们能吃得下去吗?”陪同的贵溪县委书记搞得很难堪,只能婉言相劝:“既然弄了就吃吧!不然也是浪费。”谁知,黄永辉听了更起火:“随便乱吃,这是人民的血汗呀!”黄永辉叫司务长拿来算盘,一盘盘算菜的成本,总共13元。“这还了得,一个农民两个月的伙食费啊!”黄永辉感慨道。这时只见黄永辉摸摸口袋,拿出13元,平心静气地说:“钱我先付了,以后10个人分摊,警卫员工资低,由我代交。”

黄永辉爱人是1934年在延安参加刘志丹部队的,工作一贯勤勤恳恳,吃苦耐劳,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被评为劳动模范。1952年,即是行政十六级的县级干部。1954年10月,随调任上饶地区医院副院长。可在调整级别时,却没有她的份,而比她参加革命晚的同事还有提为十五级的。她心中有点想不通。特别是看到有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为老婆晋级,心里也想黄永辉能为她评级讲句话。黄永辉察觉到了妻子的想法,就耐心地启发她:“提级是组织上的事,哪有个人说了算的?不要攀比,多看人家的长处。一个老党员,要多想想过去,想想有多少好同志为革命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我们这些人能活到现在够幸运的了,只有加倍努力工作才能对得起他们,怎么还能再计较个人的得失呢!我劝你还是把精力多用在学好文化、提高工作能力上才对哩!”一席话把妻子的思想疙瘩解开了。黄永辉爱人的十六级待遇一直冻结到1989年,国家出台有关老红军待遇的规定才“解冻”。

1958年春,一生勤勤恳恳的黄永辉积劳成疾,身体每况愈下。一做肝功能检查,发现肝肿大三指,肝功能四个“﹢”号,诊断是肝炎,待送到医院治疗时,已经肝硬化腹水了。1959年6月,黄永辉转到上海华东医院。黄永辉的爱人问黄永辉:“是不是叫孩子们都来看看你?”黄永辉半天没有吭声,最后还是摇摇头,斩钉截铁地说:“我已经花了国家很多钱,不能再给国家增加负担了!”他用最大力气说了这句话,就剧烈地咳嗽。呼吸稍平静后,转脸对爱人说:“我们没有读过什么书,你一定要好好培养孩子,让他们多读点书,长大了为党好好工作……”黄永辉还多次交代她:“我死后要火化。在八大会议上签了名,要带头移风易俗,死后不给国家增加负担。”1959年8月12日,黄永辉病逝于上海,中央民政部授予其“革命烈士”称号。

(梁发明摘自《名人与上饶》,朱民安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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