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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拗:粟裕与陈毅(之五)

少华

“犟将军”头长三根刺

抗日战争结束后,陈毅的动向牵动粟裕等新四军将领的视线。

中共七大闭幕后不久,毛泽东找陈毅谈话:“中央决定你继续回华中工作。”

陈毅很为难:“回华中恐怕没有事做,不起作用。”

“不起作用?”毛泽东知道陈毅担心饶漱石掣肘,提高声调说,“怎么不起作用?只要你坐那里,就起作用。”

陈毅应承下来:“那我就去华中,请中央放心。”

为解除陈毅的顾虑,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华中局:“陈毅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陈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分工: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其余不变。”

毛泽东安排陈毅与饶漱石搭档,前者为军长,后者为政委。

1945年10月,陈毅从延安奉调入鲁,任山东军区司令、新四军军长,与粟裕等老部下重新聚首。

仍然是上下级关系,仍然是惺惺相惜,但格局和定位发生了微妙变化。

解放战争初期,中央设立七大军区,其中山东军区由陈毅任司令员,华中军区由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规定华中军区隶属山东军区;在两解放区未打通前,中央军委同时向山东和华中下达指示,华中军区同时向山东军区和中央军委请示汇报。

既平行又隶属的格局,给予粟裕更大的选择空间。他由单纯的战役执行者跻身战略谋划者、决策者行列。

围绕战略和战役选择,一年之内,粟裕与陈毅发生了三次分歧。

第一次争执缘起抽调华中部队。

当时,为完成向东北运兵、向山东接防的战略任务,华中部队调动频繁。除黄克诚第三师以完整建制调到东北外,新四军军部对其余各师均采取部分抽调的办法。

叶飞、王必成、陶勇各纵队是华中军区主力,经过三次天目山战役,已经形成了一个各有特点、相互协作的整体,并且在各大野战军中率先完成了由分散到集中、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新四军军部先是将叶飞纵队的3个旅调至山东,接着又下令调王必成纵队入鲁,而将已到达山东的第二师第四旅回调华中。

粟裕很不理解。其一,在调走叶飞纵队后,再抽调王必成纵队,危及华中野战军的战斗力和战略任务的完成;其二,将一个纵队北调,后再将相同的兵力南运,徒劳往返,没有意义;其三,无论抽调还是留守,都应该尽可能保全主力建制,不能采取调空主力的办法。

粟裕说不动军部,便于10月27日直接上书中央,建议在抽调部队到山东、东北时,“尽可能不过分破坏编制”,以保持部队战斗力,并说“此点虽曾向华中局及分局建议,未蒙采纳”,顺带告了军部一个“御状”。

粟裕的观点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不谋而合。29日,刘少奇致电陈毅,指示:“各师建制应尽可能不分割。请华中局考虑四旅调山东归罗(炳辉)韦(国清)纵队,二旅王必成(即王必成第一纵队)留华中野战军。”

有了中央的尚方宝剑,粟裕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华中野战军的组建工作。华野下辖4个纵队共4.7万人,约为山东野战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

第二次争执是高邮邵伯战役。

高邮位于华中解放区南线,南临扬州,北扼两淮,是京杭大运河上的重镇。当时,高邮为日伪军占据,等待国民党第二十五军接收。国民党军把高邮视为打开华中根据地的钥匙,公开宣称:“运河是道门,高邮是门上的锁,有了这把锁,就可以把共军锁在笼子里。只要开锁进门,国军就可长驱直入,直捣两淮。”

华中军区决心拿下高邮。12月5日,粟裕签发命令,令王必成率第六纵队、姬鹏飞率第七纵队、陶勇率第八纵队向高(邮)邵(伯)地区挺进。

部队开进5天后,中央军委获悉国民党军将沿津浦路大举北上,要求陈毅率山东野战军阻止顽军北上,对高邮战役是否进行,或者调动粟裕主力到津浦路南段行动,“请你们决定,电告粟裕”。

得到中央授权后,陈毅大喜,他一直希望将划归山东军区指挥的华中野战军纳入整个作战体系,以便集中军力。12月11日午时,华中分局(1945年9月19日由华中局改称,归华东局领导)下令中止高邮战役,指示“粟(裕)谭(震林)率第六、第八、第九纵队迅集津浦路南段,进行大的战略破击,力求一举即能控制百里至二百里的铁路,并相机求得歼灭北上顽一至二个师”。陈毅强调:“六、八两纵不宜用在高邮方向,而应专力应付津浦。”

12日,中央军委同意陈毅的部署,要求“即令王(必成)陶(勇)纵队津浦路作战计划”。

12月15日,粟裕接到由华中分局转来的中央和陈毅的电报,距预定攻击时间只有3天了,部队都已准备就绪:陶勇第八纵队开到宝应以南,王必成第六纵队到达淮阴,张鼎丞、粟裕率第七纵队及前敌指挥所已到邻近高邮的兴化。而此时,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由扬州向高邮疾进,第四十九军也准备从江阴渡江。如果放弃高邮战役,华中解放区南线将处于国民党军的合击之下。

南线之战,一触即发;高邮丢失,全局被制。粟裕心急如焚,不管不顾地起草一封给军部的电报。电报长达千言,辣味十足。

首先,电报请求军部准确判断顽军聚结重兵的真实意图。粟裕认为,顽军“今后第一步行动之最大可能,除加强徐(州)海(州)间铁路之封锁外,将利用淮北平原发挥其优势兵器,以重兵由徐州东南沿睢宁、宿迁向两淮前线”。也就是说,当务之急在华中而不在津浦路。

其次,电报直言抽调华中主力破击津浦路南段不现实。粟裕认为执行此计划,“如达到目的,有调动徐宿蚌沿线顽军对我之可能,对错乱顽方部署及对山东我军之配合均有利,但欲与顽军决战,以确保暂占之铁道线,恐非我华中三个纵队所能胜任”。

最后,电报建议将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联合破击津浦的时间推迟至1946年1月,以便华野完成高邮战役。

陈毅有保留地同意了粟裕的建议,批准第七、第八纵队攻打高邮,但是将第六纵队留在淮海地区,待机协同山东野战军在津浦路作战。

这是难题,也是试题,考验着华野决策层。指挥部议论纷纷。有人建议:“如果没有十分把握,这一仗是不是缓一缓,等六纵归建后再打。”

粟裕说:“可以打,但是要调整一下方案。”

原定方案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攻打高邮、邵伯,第二阶段吸打第二十五军北上援兵。粟裕改变打法,也分两个阶段:第七纵队首攻邵伯镇,控制第二十五军北援的通道大堤;然后转入第二阶段,由第八纵队向高邮发起总攻。

高邮战役共歼灭拒降的日军官兵1100余人,歼灭伪军第四十二师师长王和民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获各种炮80余门、步枪6000余支、轻重机枪200多挺。

高邮战役虽然如期进行,但华中方面深感兵力受制、方案受制、指挥受制。作为一个独立的战略单位,他们急切希望摆脱多头指挥格局。这时,军部再次决定抽调王必成第六纵队到山东解放区,华中分局领导集体与陈毅出现了第三次争执。

如果说前两次争执还带有建议性质的话,这次表现为直截了当的批评,批评意见集中到了军长陈毅身上。为此,华中分局五大常委——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粟裕、曾山,联名致电中央并新四军军长陈毅、政委饶漱石、副军长张云逸,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请示中央确定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的建制和指挥系统。如归新四军军部建制,则军委对华中野战军的行动最好通过军部下达,以便华中部队执行命令有所遵循。同时,新四军军部下达命令,是通过陈毅下达,还是通过饶漱石、张云逸下达,也需明确和规范。

第二,确保华中部队的基本数量。华中地区号称拥兵18万,实际能集中使用的最多4个纵队。军部不断要求调部队进山东,华中奉调入鲁的部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已经够用了,请求军长放弃再调入一个旅(即第六纵队)的命令,以便华中解放区能够坚持。

第三,要求在一定范围内,给予华中方面机动权。

电报于1946年1月2日拍发,两天后即收到中央答复:“华中野战军在建制上属于华中军区,在战略行动上受陈毅同志指挥。你们野战军经常的位置及战略性的行动,均须事先取得陈毅同志的同意并报军委。”

这份复电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留下问题。

复电明确华中野战军在战略上归陈毅指挥,战略性计划及行动均须报陈毅同意。复电也规定,战略行动同时上报军委。

这样,军委仍然同步透视着华中、山东两个战略区、两支野战军,并在战略意见不一致时持有最后仲裁权。陈、粟的争执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粟裕和陈毅完全不同的战争构思

粟裕与陈毅分歧的核心,在于对自卫战争走势的预判和应对。

一是战略区的协同形式。陈毅致力于将华中野战军纳入山东野战军的整体作战中,主张由战略协同推进到战役协同,打大仗,开创大局面。粟裕则认为,各个战略区之间,应在战略上相互配合,不宜过早地做战役性配合,更不宜过早地举行大会战。

二是作战方向和兵力投入。陈毅根据中央指示,把重心放在津浦路和徐州方向,希望华中野战军兵力向西集结;而粟裕和华中分局主张利用苏中根据地的天时、地利、人和,兵力向东,充分消耗南线之敌,而后转兵。

兵力调配则成为触发舌战的导火索。粟裕认为华野手上掌握的第六、第七、第八纵队只能打一个战役,欲连打两三个战役,必须将位于淮南的第四、第五旅调回,组成第二梯队。陈毅认为华中威胁不仅来自东南的苏中方向,还有西边徐州方向,提出将华野布置在两个作战方向,一路由第六、第七、第八纵队应付苏中,另一路由第五旅与第九纵队对付淮南。

症结出在对主战方向的选择上。粟裕和华中分局偏重于东,陈毅和华东局偏重于西。陈毅甚至断言:“如淮南无适当部署,即令苏中突击有效,亦得不偿失。”

6月16日,华中野战军前敌指挥所到达海安县王家园子,随即召开纵队首长会议,权衡在苏中或在淮南作战的利弊得失。粟裕对着地图,用数字和推演说明苏中优于淮南:

第一,淮南地区人口仅130余万,长期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中,转入战争需要一个过程。华野主力如在淮南作战,不仅粮草需要苏中供给,就连支前民工也需要从苏中补给。主力开到,加上民工、干部,每天需要粮食至少10万斤,两三个月的粮食总量将达到数百万斤,其他军需物资供给也相当繁重,将给初期作战带来很大困难。

第二,苏中当面有敌军9个旅,如华野主力西进,留守部队难以担任钳制任务,该区极有可能被敌迅速占领。苏中地富民稠,人口900万,占华中总人口的五分之二,粮食产量占华中总产量的五分之二,税收占华中总收入的50%以上,这些都是支撑战争的巨大资源,一旦沦入敌手,就会为敌所用。

第三,淮南之敌有第五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一个旅也在淮南,另两个旅在南京,战事一开势必北渡淮南。这两支部队均为蒋介石部队主力。开战即与强敌对决,没有胜算。相形之下,苏中之敌较为弱小。

陈毅与粟裕都极具煽动力,两人手段不同。前者用火一样的激情、诗一样的语言鼓舞人、激励人,而后者最拿手的手段是数字对比和战事推演,用严密的逻辑争取人、说服人。

6月18日,粟裕向陈毅报告华野作战部署,坚持要求将第五旅调至高邮。同日,张鼎丞以华中军区名义致电山东军区,判断华中之敌突击方向首先在运河沿岸(即苏中方向),进一步请求将第四旅南调。

陈毅认为不妥,当日复电,判断敌人“目前先攻天长可能性大”,指示第五旅调往淮南,告知第四旅无法南调。

粟裕接到复电后,认为军长的设想有问题,“我们目前又不便以主力转向淮南,如单以五旅去淮南,似亦难解决问题,而有兵力分散之弊”。他提出妥协方案:“五旅仍南调”,“俟苏中战局告一段落,再将一、六师和五旅全部及七纵或十纵一部,转入淮南,解决淮南问题”。

陈毅一眼就看穿了“先苏中后淮南”仍然是苏中方案的翻版。第二天,他要求华野“不要按预定图式去使用和部署兵力”,强调蒋介石梦寐以求的目标是“夺取整个苏北、淮南、淮北”。

这时,毛泽东加入了论战。

1946年6月22日和24日,中央起草《全局破裂后太行山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及《对南线作战的补充指示》。毛泽东提出以外线出击为核心的南线作战计划,要点是:在国民党大举进攻时,山东、太行两大解放区主力实行外线出击,向南作战,其中,太行区部队以豫东为主要作战区域,集中主力尽可能攻取陇海路沿线南北十几个县城,相机占领开封;山东野战区则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力配合苏皖北部的部队攻取津浦路徐蚌间以及陇海路黄口、徐州段的各点,相机占领徐州。

南线计划的精髓在于向蒋管区进军。毛泽东指出,“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计划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分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如能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

在这一计划中,华中野战军承担协同任务,要求“以苏中兵团吸引并牵制(南)通扬(州)线上之敌,粟谭率主力占领蚌(埠)浦(口)间铁路线,策应北面之敌”。

集结山东、太行、华中三路大军,向南线出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是毛泽东“三军经略中原”的最初版本。

在形势分析、战争构想和用兵方向,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与雄心勃勃的陈毅惊人的一致。

6月26日,中央向华中分局发出电报,命令粟裕、谭震林率主力向西,主力“不少于十五个团”,限期15天内到达指定地点,强调“你们一切听陈(毅)舒(同)指挥”。

陈毅信心更足了,电示华中野战军主力西进淮南,命令“集中陶(勇)王(必成)两纵、五旅及谢(祥军)纵在六合、天长之间整训”。

接到中央和陈毅的电令后,华中分局感到了压力。27日,邓子恢、张鼎丞发电报给位于苏中前线的粟裕、谭震林,表示同意中央26日计划,提出分兵两路,以第七、第八、第十3个纵队在苏中作战,以第六、第九纵队和第五旅以及淮南5个团共16个团担任淮南作战任务。

为尊重前方指挥员的意见,电报特地说明“是否妥当,望粟、谭考虑决定”。

电报同时送达陈毅和粟裕,两人异口同声地说“不”。

陈毅反对平分兵力,指示:“苏中地区可留一个纵队担任坚持和钳制,你们应集中陶王两纵、五旅及谢纵在六合、天长之间整训”。

粟裕反对将兵力西移。他找来华野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参谋长刘先胜商量。

“仗是非打不可的,南边走得脱,北边也走不脱。”粟裕态度坚定,“苏中是我们的老根据地,地形复杂,特产丰富,群众基础好,有苏皖、鲁南、豫皖、中原各方面策应,条件是好的,要打就在这里打!”

钟期光、刘先胜和各纵队主要首长一边倒,都主张先在苏中打。

粟裕综合前方指挥员的意见,复电华中分局同时上报山东野战军、中央军委,认为在三分区(淮南——笔者注)集中大兵团作战,粮食及民夫和交通运输均极困难。随后,他列举了苏中作战的诸多有利因素。结论是:“如不在苏中打仗即西移,不仅对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服……是否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

接到陈毅、粟裕观点截然相反的电报后,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心中的天平向粟裕倾斜,复电陈毅并报中央,建议华中部队留苏中作战,同时还请叶飞纵队和第四、第九旅南下。这是他们态度的第一次逆转。

陈毅立即提议华东局和华中分局领导碰头,会商当前战略。28日,陈毅与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在新安镇会晤。结果是陈毅说服了华中分局领导,出现第二次态度上的逆转。双方“研究结果,华中主力西移,鲁南部队南下”,在7月15日之前赶到淮南南北铁路沿线指定位置。谭震林当天返回淮安。

粟裕也看到危险的信号。他清楚军长的雄辩之才和感召能力,意识到华中分局领导集体保持意见一致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从前线返回后方,当面陈述意见。从海安到淮安,共计300余里,粟裕带着警卫员跑了一天一夜,在29日赶到淮安,说服大家,促成华中分局观点第二次大逆转。

29日,邓子恢、张鼎丞、粟裕、谭震林4人联名发出向中央和华东局的请示电:

苏中当面之敌共有顽军九个师(旅),我军主力亦集中于苏中,如即向淮南转移,不仅七月十日难以到达(须迟至七月二十日),且将使苏中有迅速被顽攻占之极大可能……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苏中大部为水网,如被顽占领不易夺回),如是不仅对苏中本身不好,即对华中整个作战部队之供应更有极大影响。为此,我们建议:在作战第一阶段中,王陶两纵仍位于苏中解决当地之敌,改善苏中形势与钳制敌人,使顽无法西调;至山东及刘邓主力完成第一阶段进行第二阶段时,我们再以王陶两纵加入(八月中旬)蚌浦段作战。

陈毅说不服粟裕,劝不动华中,要求中央施压。

这时,毛泽东的态度开始松动。他在30日18时同时发出两份电报。一份给陈毅:“华中二十九日酉时电,主力留苏中确保财源,而将淮南作为钳制方向,以九个团担任破路阻敌,此意见似有理由,你们觉得如何,盼告?”另一份给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军长商酌后,即可决定通知你们。”

陈毅见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有了倾向,不好再说什么,即复电“同意王陶纵留苏中待机”。

7月4日,中央电令华野“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7月13日再次指示“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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