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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根据地群众工作经验及现实启示

瞿萍

[摘 要] 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人用“28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实践回答了“为什么要依靠群众,怎样依靠群众”的重大问题,在发动群众、服务群众、团结群众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新时期党员干部牢记党的宗旨、进一步树立群众观点、做好群众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 大别山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 群众工作 启示

大别山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开展组织建设和武装斗争的地区之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信念、浴血奋战,先后有100万优秀儿女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大别山根据地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28年红旗不倒;从1927年黄麻起义到1949年全面解放——22年武装斗争不断。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把做好群众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主线,与人民群众建立了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在发动群众、服务群众和依靠群众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增强群众观念,做好群众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大别山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主要经验

毛泽东曾经把共产党人和人民的关系比作种子和土地的关系,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1]P1162

在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壮大的各个时期,斗争环境极其艰苦,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正是由于共产党人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紧紧地依靠群众,才使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一)发动群众,最大程度上地依靠群众。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党就充分认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1927年,党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领导农民暴动的口号:“一、乡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四、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十一、对于一切新旧军阀政府的捐税实行抗纳,并实行抗租。”[2]P295—2961928年7月9日,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议决案》要求各级党组织“引导农民到有组织的斗争,到自觉创立苏维埃政权和实现土地革命的斗争,要去联结乡村中的农民运动和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3]P312。

大别山区的党组织积极在群众中宣传党的上述主张。党员和战士们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墙上、树上、石头上到处都是标语、口号、传单,对动员群众树立革命信心、参加革命起到重要作用。戴季英在回忆中说:“1928年元月1日,鄂东军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以原来黄安县农民政府颁布的革命纲领为内容,在木兰山附近地区张贴布告、标语、传单,号召农民群众行动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积极参加工农革命军……”[4]P24陈再道在《木兰山的斗争》一文中,也回忆了当时发动群众的情况。他说:“木兰山附近地区的农民群众深受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横遭反动武装的抢劫掠夺,加上封建迷信的欺骗蒙蔽,他们虽有强烈的革命愿望,却一时无法抬起头来。因此,我们首先从宣传、发动群众入手,通过张贴标语、个别访问、召开会议等形式,号召他们抬起头来做人,打击土豪劣绅,自己解放自己。”“我们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消灭无恶不作的反动武装,拔除危害群众的祸根;打击罪大恶极的地主豪绅,开仓分粮给贫苦农民。我们办了这几件事,使广大群众懂得了革命道理,得到了切实的利益,把我们当成了自己的队伍。”[5]P36曾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参谋长的吴世安,多年后回忆当年在大别山进行革命斗争时深有体会地说:“我们还在木兰山地区积极宣传党的方针,发展党组织,壮大革命力量。许多先进分子在我军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着党的队伍扩大,群众工作更广泛,更深入,我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更加密切。”[6]P64党在大别山区开展的农民运动,为此后这片区域开展武装割据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会剿”中不断巩固扩大,成为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大红色区域,以农民为主力的红军队伍迅速发展壮大。究其原因,除了党的正确领导外,就在于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对此,徐向前的回忆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红军的力量在于民众之中。反三次‘会剿,拖得敌人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失败而归,就是因为有广大群众积极配合红军作战。”“工农武装起义成功,打土豪、分田地,搬掉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他们打心眼里拥护革命。……每次‘会剿来临,群众纷纷藏粮食,进深山,封锁敌人,支援红军。他们宁肯丢掉家园,在山里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也不愿落到白军手里。有些群众被敌人抓住,百般受刑,至死不吐露红军的一点消息。在特委领导组织下,男女老少,拿起扁担、长矛、大刀、土枪,四处击敌,弄得敌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防不胜防。红军有了群众的支持,如鱼得水,任我驰骋,这是弱小的红军能够生存、发展、克敌制胜的根本原因。”[7]P63-64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1947年8月27日,大军渡过淮河,在进入大别山的当天,邓小平就起草了《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发给所属晋冀鲁豫野战军各部队。指示明确指出:“如不大量歼灭敌人和充分发动群众,要想站稳脚跟是不可能的。”“充分发动群众及其游击战争,同我们一块斗争,是实现我们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初进大别山,一部分群众心有疑惑,有的群众说:“在我们大别山,你们有过四次走出,没有一次不是搞到箩里精光(罗山、礼山、经扶、光山)……鬼才相信你们旱鸭子(北方人)不走。”[8]P653群众担心刘邓大军过一阵就撤走,敌人再来反攻倒算。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两个应当说明”:第一,“应向全军说明,我们有完全胜利的把握”。第二,“应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的大回家,他们的子弟兵在华北胜利了,壮大队伍了……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9]P93-P94。邓小平一再强调,一定要牢固树立起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一定要和大别山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为重建大别山根据地而斗争。为了迅速实施战略展开,把群众发动起来,重建革命政权,刘邓大军在寻机歼敌、打击土顽的同时,组织大批工作队深入群众,访贫问苦,采取各种形式向群众解释说明刘邓大军就是当年的红军——鄂豫皖子弟兵打回家乡,是在歼灭了100多万敌人以后的战略进攻,这次回来就是要重建大别山根据地,决不会再走[10]P121-122。经过积极努力,刘邓大军很快得到大别山人民群众的支持。据不完整统计,1947年10月、11月两个月,鄂豫军区四分区的县、区武装就发展到2000多人,五分区发展到2500人,其中湖北广济县一个月就发展到700多人,河南新县一次就有600多名青壮年报名参军。

在大别山区20多年的武装斗争中,发生过大小战役战斗数千次,每次都有人民群众的身影。“村村寨寨铜锣响,山山岭岭红旗扬。家家户户忙打仗,男女老少齐武装。”“最后一把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块布送去做军装,最后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些歌谣都是大别山区人民舍生忘死、无私支援革命的真实写照。刘伯承说:“我们所依靠的是人民,蒋介石所依靠的是碉堡……这也就是二野在大别山战争胜利以及全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大别山区的革命胜利不仅是战略战术的胜利,更是广大人民无穷力量的胜利,大别山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争。

(二)服务群众,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1]P82人民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在创建、巩固和建设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凝聚了广大人民群众力量。

一是满足了农民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土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要解决好农民问题,就必须进行土地革命,满足广大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

192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湖北工作方针决议案中,在指示开展游击战争、造成割据局面时特意指出:“彻底消灭一切封建关系,分配一切土地。”[12]P51同年6月1日,中共中央在给河南省委的信中指示:“农村中特别注意‘今年一律不交租……‘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农民等口号的鼓动并成为争斗的目标。”[12]P61根据八七会议精神,黄麻起义时,黄安农民政府就制定了《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了“没收豪绅地主的剥削土地及一切不法财产”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1928年秋,鄂东根据地开始了分配土地斗争,并制定了土地分配办法:“豪绅地主反动派的土地财产,照人口分配给贫农、雇农,自耕农不分土地进去也不拿出来,富农的好土地也没收,小地主不反动的分以坏地,但无所有权。”[13]P791929年5月,中共鄂东北特委根据中共六大关于土地革命的精神和鄂豫边根据地一年多来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了《临时土地政纲》。从当年6月至12月,鄂豫边革命根据地按照《临时土地政纲》进行了土地分配。12月底,鄂豫边区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颁布了《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广泛开展了土地革命。1930年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成后,全面开展了以分配土地为中心的大规模土地革命运动。到1930年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土地分配完成。

土地所有制的改变,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第一次获得了土地的农民,起早贪黑,披星戴月,辛勤耕耘自己的土地。他们“为了保卫苏区,保卫土改斗争的果实,成年农民一面积极从事生产劳动,多打粮食支援红军;一面参加赤卫队,轮流到一二十里外的淠河边守卫河堤,时刻警惕敌人对苏区的侵犯……用最热烈的行动,最真挚的情感,掀起了拥护红军的热潮”[13]P155。这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斗争的真实写照。

二是千方百计解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凡是群众生产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大到满足农民的土地需求、发展经济,小到分田造屋、架桥铺路,生老病死、油盐柴米,党和军队无不想方设法予以解决。

1931年,大别山地区发生严重的水灾,民众生活极其窘迫。党和苏维埃政府及时采取了施粥放粮、拨款救济、减免税收等措施。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一成立就连续发出一系列有关粮食问题的通知,决定举行粮食运动周,要求党员、团员至少必须种五棵瓜藤类杂粮作物,负责照料直至收获。通过这些措施的推行,鄂豫皖苏区的粮食在大灾之年获得了丰收,缓解了民众生活困难,与国民党统治区发生的严重饥荒形成了鲜明对照。鄂豫皖根据地党和苏维埃政府开办了医院,为群众治病,收取低廉医药费。同时,在根据地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村村建起列宁小学和夜校。至1932年春,根据地中心区学龄儿童入学率高达90%以上,实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普及小学教育。农民群众这样唱道:“分田又分地,自种又自吃,读读文化课,看看列宁报,唱唱革命歌,人人真快乐。”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武装反复对红军和便衣队进行“清剿”,斗争环境异常艰苦,红军和便衣队在与敌人周旋的同时,仍然首先考虑群众问题。他们把打来的粮食分给生活上有困难的群众,帮助没有劳力的家庭恢复生产。黄安县紫云区的便衣队曾向鄂东北道委申请过3000多银圆,发给“把米无存”“吃野菜树皮”的几个乡的群众,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14]P291。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等新四军第五师的领导干部和鄂豫边区各级党组织都把群众当亲人,经常参与到群众的生产建设中。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李师长,种南瓜,种的南瓜人人夸。陈大姐,种白菜,种的白菜人人爱。”[15]P260李先念还经常教育下属,对人民群众要像十七八岁大姑娘那样,规规矩矩,不要侵犯群众利益。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重建大别山根据地工作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时刻关心群众疾苦,把群众利益看得高于一切。1948年1月,邓小平率前方指挥所辗转于商城南部山区,他多次就寻机歼敌、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等方面做出重要指示。在五里山驻扎期间,他经常深入群众中,检查部队执行群众纪律情况,还以身作则帮助房东打扫宅院、收拾玉米,使部队指战员和群众受到深刻教育。刘邓大军赢得了群众的支持,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大别山站稳了脚。一位国民党俘虏兵感慨地说:“我们是抢老百姓的东西,而老百姓却把东西主动送给你们吃,难怪你们总打胜仗。”[10]P200

根据地的党、政府和人民军队正是因为时刻关心群众疾苦,从细微之处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才打下了军爱民、民拥军的坚实基础。

(三)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不脱离群众。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共产党人的模范带头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别山区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树立良好作风,处处维护党的形象。1932年6月,鄂豫皖中央分局明确要求共产党员以身作则,做群众的模范。为节省粮食,接济群众,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通知,要求党和苏维埃政府机关每人每天吃两顿稀饭,减少民众的负担和尽可能地供给前线革命战士需要。同时把节省开支、反对浪费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对各机关开支及个人生活费做出具体规定:“各人员生活费每天不得超过一角;各人员鞋袜、手巾、牙粉、纸烟等,每人每月一元五角,不得随便在公项下开支。”[16]P459每逢农忙季节,党组织就动员党团员、机关工作人员帮助农民劳动。1931年6月,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通告,要求:“党团员、守备队、少先队、童子团以及当地休息的红色战士,组织插秧队,在苏维埃指导之下去帮助农人插秧。”“各机关除重要工作人员不能分身的以外,其余一概动员到附近地点去帮助农人插秧。”[17]P323当年的鄂豫皖苏区,党组织发展党员的一个重要考察条件就是“党员模范作用”。徐向前回忆:共产党员“吃苦在前,冲锋在前,行军要帮助别人背枪、背行李,到了宿营地主动烧开水、烧洗脚水,还要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官和兵,不太分得出来,吃一样的饭,睡的都是民房,铺的都是稻草”[18]P59-60。广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使苏区群众坚定了跟党走、革命到底的决心。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号召解放军和地方干部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给群众做好事,进一步展现了党和人民军队吃苦在前的优良作风。1947年深秋,为了解决冬衣问题,同时不给群众增加负担,刘伯承、邓小平号召全体指战员自己动手缝制棉衣。邓小平带领前敌指挥部和战士们一样风餐露宿,踏冰卧雪,与群众一起忍饥挨饿、共渡难关。寒冬腊月,警卫员看到首长冻得发抖,就拿几把稻草想给首长御寒,邓小平劝止说:“不用烤火。大家都过得去,我们怕什么。要知道,群众的一根草也是来之不易呀!”[19]P89

其次,严肃纪律,加强制度和群众监督。鄂豫皖党组织十分重视对党政机关公务人员的监督管理,防止官僚化的危险。鄂豫皖中央分局在给鄂豫边特委的信中明确指出,“如果一天不能和这些官僚腐化、命令群众、统治群众等现象斗争,群众与政府的关系就不能密切起来,而苏区就不能建立巩固。”[12]P499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成立后的第三天即发出了《关于建立工农监察委员会》的通知。通知指出:“工农监察委员会必须与广大工农群众发生最密切的关系,要吸收广大工农群众的意见和吸收他们去参加监察的实际工作。”[20]P224在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之外,鄂豫皖苏区还充分发动群众监督举报违法违纪行为,要求苏维埃工作人员对自己的错误作自我批评,鼓励群众举报,等等。

不管大别山的斗争环境多么艰苦,恪守群众纪律始终是共产党员和人民军队的基本要求。作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最早唱响的地方,大别山地区的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很好地践行了这一优良传统。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在《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中强调指出:“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风纪,是树立良好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各级必须专门检查实现,万勿忽视。”[9]P95刘邓大军初到大别山时,因为远离后方作战,给养十分困难,一些部队出现了违反群众纪律的事。为此,邓小平、刘伯承等中原局领导先后在河南新县小姜湾村和光山县砖桥召开了整顿纪律的干部会议,规定了“三个枪毙、三个不准”,并对违反群众纪律的事进行了严肃的查处。野司警卫团副连长赵桂良私自从商店拿走一些生活用品,虽然他立有战功,但仍然被执行纪律,公审后枪决。邓小平还强调:“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生根的大事。”[10]P123这些事情表面看来是小事,但对做好群众工作非常重要。正是严格的群众纪律,奠定了党与群众亲密无间关系的基础。

二、大别山根据地群众工作的现实启示

历史的余晖仍映照着现实。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的环境、对象、内容更加复杂,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工作这个传家宝不能丢,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不能变。大别山根据地的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丰富了党的群众工作方法,对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有着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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