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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发展生产问题再研究

李丹利+曾耀荣

[摘 要] 中央苏区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更加强化了对民生问题的解决。最初中共通过推行土地改革来解决乡村民生问题,但未达到理想效果,继而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主张。在强调发展生产时,中共重点选择了农业,并通过一系列措施鼓励农业生产的发展。然而由于当时处于革命战争环境,中共发展生产的效果也并不特别理想。

[关键词] 中央苏区 发展生产 解决民生 土地改革

中央苏区民生问题不仅是关系到群众生计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问题。中共在建立中央苏区后,最初通过推行土地改革来解决民生问题,对土地进行没收与重新分配,使无地少地的贫雇农获得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土地,以期来改善他们的生活处境。然而经过土地改革后的中央苏区,生产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得到提高,民生问题依然严峻,面对如此的情形,中共逐渐认识到只解决土地分配问题是不够的,继而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主张。

一、问题的提出:土地改革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土地革命的主要目标在改良农业生产方法,使土地改善,生产力提高,农产品增多,以发展农村经济,解放困苦的农民,而解决全社会的生活问题。”[1]P71中共较早明确了土地改革的最终目的在于使生产力得以发展,进而改善苏区群众的生活。那么,土地改革究竟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呢?

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在1931年已基本完成:赣南苏区,多数农民分到6-7担田;闽西苏区,龙岩农民分到18担田,上杭农民分到12担田,长汀农民分到12担田,连城农民分到4担田[2]P506。相较革命前,广大农民的土地占有数量有了显著提高,许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按当时大多数人的想法,土地问题解决了,那么生产问题自然是随之而解,但事实并非如此。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时就发现“暴动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生产低落约百分之二十”。在红军到来之前,湘赣边苏区的人民“日常生活程度颇低,米一元钱可买四五十斤,茶油每元钱可买八九斤,盐每元七斤,普通一个人生活,有一元多钱就可度过一个月”[3]P18。而在革命之后,生活支出大幅度上涨,一些地方“肉要一元钱四斤,鸡要一串二百钱一斤,小菜如萝卜、冬南瓜、青菜之类,要一百钱一斤,米比较便宜,也要三元大洋余一石,盐一元钱只买得四斤或两斤不等,茶油一元钱六斤多”[3]P20。1931年9月20日赣西南特委在《赣西南的(综合)工作报告》中说,苏区在土地革命后,“封建经济剥削已经完全推翻,在经济上当然得着相当的发展”,但由于苏区工作上的问题,苏区经济出现了“枯滞的状态”[3]P410。

显然推行土地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面对如此情形,中共开始逐渐认识到,要想改善苏区人民的生活状况,只解决土地分配问题是不够的,发展生产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当时党内普遍认为“发动斗争是第一位,发动生产是第二位”[3]P353,“‘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4]P131。中央苏区存在的这种忽视生产的观念对当时生产发展是相当不利的。毛泽东、项英等主要领导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高度重视发展生产。1933年3月2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设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及各级国民经济部的命令中强调:“过去苏区对于国民经济问题异常忽视,应该迅速转变。”同时指出:“在激烈开展着的国内战争环境内,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改善群众生活、增强战争实力的极重要条件。”[5]P398中共认识到发展生产对于改善民生问题的重要意义。“我们首先必须尽量扩大苏维埃的生产。土地生产力的提高,应该是我们党与苏维埃政府目前的战斗任务”。“我们不但要使农民分得土地,而且要使农民从他们所分得的土地上得到更多的生产品。”[6]P483-484解决民生问题的路径开始向发展生产转变。

二、路径的选择:以农业为主

中央苏区主要有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经济部门,在中共提出发展生产的主张时,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将发展生产的重点落在何处,如何发展生产。中央苏区地处赣闽粤边区,其经济状况与湘赣边界差不多,“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3]P18,如同赣西南,农村经济“多数是以耕种为业,工商业非常不发达”[3]P329。也就是说,农业是其主要经济部门,同工商业相比,农业作为苏区的传统产业,有一定的基础和发展优势。此外,它还是苏区军需民食的重要基础,“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7]P131。因此,中共将发展生产的重点放在农业上,并提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7]P131。

发展农业生产不仅可以提高粮食产量,而且可以增加农业税收,缓解苏区财政紧张的局面,保障红军供给。中央苏区成立之初,红军给养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第一,是没收地主、军阀、官僚、绅士等方面的财产及储藏品;第二,占领新区域和新县城市;第三,夺取国民党军队的粮饷军装;第四,苏维埃政权在苏区内征收赋税。”[6]P640但是在老苏区,地主、军阀、绅士等已不复存在,无财产可以没收,即使建立新苏区和攻占新的县城也得不到多少财富和粮饷,夺取国民党军队的粮食和军械,现在也比以前更加困难[6]P640-641。因此,征收赋税成为保障红军供给的主要来源。但“由于苏区经济状况底变坏,苏维埃政权在征税时不能不遇着许多客观困难”[6]P641。农业税作为“苏维埃政府的重要税种之一”[8]P143,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业税收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那么,究竟该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呢?中共认为:“关于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方面的困难问题,如劳动力问题,耕牛问题,肥料问题,种子问题,水利问题等,我们必须用力领导农民求得解决。”[7]P131-132

在苏区广大乡村,普遍存在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长冈乡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四十五岁)四百零七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三百二十人,占百分之七十九。上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五百五十四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五人,占百分之八十八。下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七百六十五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五百三十三人,也占了百分之七十。”[9]P341针对这一问题,苏区组织了耕田队与劳动互助社来进行劳动力的调剂。耕田队主要任务是帮助红军家属耕田和进行群众间的互助。“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积极提倡耕种互助运动,耕田队有了较大的发展。例如,兴国县一九三二年十月廿日至十二月廿日两个月时间,全县组织了耕田队大队二三三个,耕田小队一五二八个。”[10]P494-495耕田队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劳动力的调剂。劳动互助社是在耕田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乡为单位,选举了劳动合作社委员会,设主任一人,每村一名委员。在委员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统一调剂劳动力”[10]P497。互助社的主要工作是优待红属、社员互助和帮助孤老。帮助红属不要工钱,社员互助需要算工钱或还工,工价统一是由社员议定好的,帮助孤老只要吃饭,不要工钱。“劳动互助社在许多先进的县区乡,有着极大的发展。如兴国全县已组织了三百八十六个,在一月社员只有一万八千二百二十人,至四月就有四万九千八百五十六人。”[11]此外,苏区还积极发动妇女参加生产。“长冈乡提出了‘妇女学习犁耙的口号,女子已是成群地进入生产战线中”[9]P312。苏维埃政府也“在乡苏之下,设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教育广大妇女群众莳田犁田耙田等主要的生产工作”[10]P528。这一系列举措都有效地缓解了苏区劳动力紧张的局面,为苏区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人力上的保障。

耕牛对于农业生产也是至关重要的,在当时的农业技术条件下,“耕牛的作用仅仅次于人工”[9]P312。而在当时苏区,农民缺少耕牛的“平均要占百分之二十五”[9]P313。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苏维埃政府组织设立了犁牛合作社,在没收地主富农的耕牛农器的基础上,通过集股买牛来克服耕牛不足的困难。中央土地部于1933年4月颁布了《关于组织犁牛合作社的训令》,阐明了组织犁牛合作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规定了具体的集资办法,有力地促进了苏区各地犁牛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在瑞金,“犁牛合作社在各处建立起来,使瑞京原缺三百多条牛的,现在只缺上百条牛了。……在犁牛合作社的继续发展之下,今年瑞京的耕牛问题可以完全解决了”[12]。组织犁牛合作社对于促进苏区农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7]P132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苏区的水利建设工作,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土地部下均设有水利委员会,对所负责的各县、区、乡农田水利建设工作进行具体领导。“福建仅长汀、宁化、汀东三县,就修好陂圳二千三百六十六条,粤赣省的会昌、登贤两个县,修好陂圳四千一百零五条”[13]P112。水利的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区农业的发展。

此外,苏区还采取了开垦荒地、增加粮食种类、组织农事科学实验、积极积肥造肥等措施。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和广大农民群众的热情配合下,苏区农业生产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三、效果的分析:依然无法解决的困境

中央苏区实行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举措后,农业生产比以前有所提高。毛泽东在第二次全苏大会的报告中提到,“一九三三年的农产,中央苏区是比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14]P325。1933年10月,中共福建省委报告中也指出今年秋收的谷子产量“平均统计增加一成上下。杂粮比往年增加三分之一”[3]P510。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发展生产解决好了苏区的民生问题。1933年粮食产量的提高是相对于1932年来讲的,而1932年苏区粮食产量同往年相比是下降的,甚至在部分地区(汀州、上杭、于都、瑞金等县)发生了粮食饥荒[15]P128。中央苏区粮食问题依然严峻,1933年长冈乡在“今春莳田前,竟有百分之八十的群众缺粮”[9]P304。长冈乡作为模范乡,缺粮情况尚如此严重,中央苏区其他地方可能更加严重。关于这个问题,从中央苏区农地抛荒情形可见一斑。据《红色中华》记载,1934年5月底“各地尚未莳好的荒田,不下十二万担”[16]。6月以后中央苏区更是出现了“田地荒芜、粮食紧张和棉布奇缺的严重局面”[8]P57。可见,通过发展生产来解决民生其实并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人民群众对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不高,这是发展生产效果不佳的首要原因。在中央苏区,土地分配使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确实分得了土地,但同时也使他们心存疑虑。很多人害怕上升为富农和小地主,成为被打击对象,因而不愿意投入生产。“人人怕上升为富农、小地主,拼命吃穿,不想扩大生产。”[17]P225土地多次分配也使得群众不能安心生产,普遍抱有够吃就行了的心态,对发展生产并不积极,“有些地方群众还不相信土地是分定了的,不肯去积极耕种”[18]P251。1933年的夏耕运动大纲中对于杂粮减产的分析也很好地说明了这点:“杂粮特别是番薯一项,在革命后是大大地减少了,有些地方竟至不种番薯了(过去许多地方番薯当三个月粮),原因是群众以为得了土地,粮食够吃。”[18]P252

其次,劳动力不足也制约着苏区生产的发展。劳动力是发展生产所不可或缺的,“开垦荒田荒地,需要劳力;修整水利陂圳、植树造林、深挖池塘等农村水利基本建设,需要劳力;抓好粮食生产、有计划地安排棉花种植、扩大其他作物的生产,也需要劳力”[10]P498-499。而在苏区能够从事生产的劳动力却是极为有限的。由于当时所处的战争环境,数次反“围剿”战争都需要红军兵力的补充,扩红运动在苏区多次进行,仅从1933年秋收到1934年秋收加入红军的新战士就在10万以上[19]。“参加红军的人数剧增,使农村青壮年男劳动力显著减少”[10]P499。发展生产中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尽管成立了劳动互助社、耕田队等,但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和,而且有些地方的干部并不真正了解劳动互助社的作用,没有去调剂劳动力,而是“在农事正忙的时候用命令把这一村的劳动力调到那一村去,或者不深入地去宣传互助社的需要。”[20]P132这些认识与做法也使得劳动力调剂的效果并不理想,苏区有限的人口资源,特别是有限的劳动力资源仍然制约着发展生产效果的实现。

再次,一些地方的党和政府工作落实不到位也影响着生产的发展。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下达到地方,需要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具体去贯彻落实,而在这一环节中,并非所有的地方政府都能积极落实到位。王观澜在《春耕运动总结与夏耕运动的任务》中就提到:各地对于“组织劳动互助社与犁牛合作社的深入的普泛的动员,非常不够,以致这两个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以及他所起的作用,还只限于那些先进区乡”;发动妇女参加生产的工作也是如此,“对于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的组织(即生产学习组)也是发生了同一毛病”[21]P46。此外,有些地方政府没有去积极地领导和引导群众发展生产。1933年4月的《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关于夏耕运动大纲》中就明确指出了这点,“有些地方春耕有成绩,但是由于群众的自动努力,而不是由于政府的积极领导,政府做了群众运动的尾巴。有些地方群众粮食困难妨碍春耕,政府没有去帮助解决。有些地方群众还不相信土地是分定了的,不肯去积极耕种,政府没有去解释清楚”[18]P250。1933年12月的《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经济建设决议案》中也承认自己在发展农业生产的领导上还做得不够,以致今年秋收没有达到全部增加二成的目标,在一些地方甚至比去年收成减少,而且江西各地苏维埃对水利、耕牛和种子的问题也缺少应有的注意[14]P614。

最后,缺乏安定的生产环境是影响生产发展的又一因素。中央苏区自建立起就处于国民党的封锁与包围之中,先后进行了五次反“围剿”战争。频繁的战争使得苏区缺乏安定的生产环境,这势必会影响到生产的发展。王明在论述苏维埃的经济政策时就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苏区所处的长期的不断的战争的条件。这种战争,有的地方延长了三四年,有的地方已延长了五年之久。这种情形使苏区的经济状况受了很大的坏影响。凡是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地,凡是受国民党飞机轰炸的区域,一切农业和工业都被破坏了。”[6]P640与此同时,在苏区的一些边界地带,农业生产常常会受到来自国民党方面的骚扰,他们组织割禾队,抢割苏区内的稻禾,“国民党广东军阀正在门嶺、河敦、水东、站塘等区界的地方,组织他们豪绅地主的武装抢禾队,企图侵犯我们苏区,抢劫苏区工农群众的米谷”[22]。这些对于农业生产都是极为不利的。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中共推行土地改革使大多数贫雇农分到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解放了潜在的生产能力,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但实际上土地改革只是解决了分配问题,它只是发展生产、解决民生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并不必然导致生产力的发展和民生问题的解决[23]P41。正是认识到了这点,中共后来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主张,在发展生产时重点选择了农业,并通过一系列措施鼓励农业生产的发展。然而由于当时处于革命战争环境,中共发展生产的效果也并不特别理想。其实,这并非是中共政策产生了问题,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客观形势造成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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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王观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2]文堂.粤赣省秋收情报[N].红色中华(第224期),1934-08-10.

[23]曾耀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解决乡村民生问题的路径选择[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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