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菜单
首页 > 热门资讯 > 党政 » 正文

中共在国统区的抗战动员工作述评

杨玉荣+陈占友

[摘 要] 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调整,中共采取了不同的抗战动员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前,中共独立自主地开展了抗战动员,形式或明或暗。统一战线建立后,两党配合密切时,抗战动员做得有声有色;当两党磨擦产生时,抗战动员暗中鼓动,做到了不露声色。从动员对象看,全员覆盖,有的放矢;从动员机制看,借鸡生蛋,双管齐下;从动员形式看,方式灵活,激发了各阶层抗战热情;从动员效果看,为抗日战争凝聚了人心,也为中国抗战胜利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国统区 抗战动员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以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依托,团结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犹如一柄柄利刃直插敌人心脏,为中华民族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国统区,在国民党严密监控下,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组织人民抗日救亡?其动员工作又有哪些特点和经验?

一、中共在国统区开展的抗战动员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组织工作,联合了不同党派共同抵御外侮。随着与国民党关系的调整,中共采取了不同的动员政策与方式。

(一)国共两党对立时,抗战动员坚持独立自主,开展形式或明或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前,国民党将共产党视为心腹大患,不断对其进行“围剿”,以期杜绝后患。于此局势下,中国共产党不顾自身安危,义无反顾举起抗日大旗,1931年9月20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2年1月31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1933年1月7日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1934年7月15日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在此策略的指引下,中共积极做好抗战动员工作,动员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

一是宣传鼓动,呼吁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抵抗。一方面通过《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群众》等报刊宣传抗日救国方针;另一方面或通过发布通告、宣言等,或组织演剧、发传单、游行,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抗日动员。粟裕领导的闽浙红军发布通告,号召“凡是有民族观念和不愿过悲惨命运的中国人,都应该团结一致,以对侵略者予以无情的打击为急务”[1]P1。在四川党组织的领导下,“左派刊物如《大声》《救国周刊》及我们所出的《新时代》《建设晚报》,皆先后出来了,以民族统一阵线、抗日救国的政治为号召,刘湘又在推动之下,坚持抗日救国立场”[2]P27。这些报刊,不但以富有感召力的语言激发了民众爱国热情,而且还以鲜明的舆论导向推动上层人物及有良知的国民党军队抗日。川军首领刘湘受当时抗日舆论的影响,顺应了群众呼声,坚定了抗日立场。

二是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开展救国斗争。一方面,推动建立各种公开或不公开的群众组织,例如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在中共的领导下,将各阶层有志于抗日的群众团结在其周围。在闽粤边境,“每乡有‘农民抗日救国会及农会的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在各乡中大部分是采取公开与半公开的组织,其中的成分包含有贫农、中农、富农及愿意抗日的地主。至于‘农民抗日救国会与农会的会员目前总共两万余人”[3]P15。其时,在农村各种群众组织中,抗日的力量是较大的,包括各种成分而且愿意抗日的人士。另一方面,利用一些合法团体组建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直接给予日寇及傀儡部队以沉重打击。福建(南)靖(平)和(漳)浦县委利用国民党乡村的“壮丁队”形式,在各区乡中组织了“农民抗日自卫军”,虽然名为“壮丁队”,其实是中共领导下的农民抗日武装。靖和浦县委还领导了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等抗日武装,义勇军“日常的任务是领导农民起来消灭汉奸与日本帝国主义在漳州各县所组织的‘东亚同盟军‘青年血铁团等傀儡部队,及实行没收走私日货与抵制日货斗争,并广泛地在各乡中做公开的抗日救国宣传与组织抗日救国会”[3]P16-17。为了激发农民抗日积极性,中共还领导了农民与土豪劣绅的斗争,开展减租减息,改善民众生活。广大民众获得胜利果实之时,进一步在中共的领导下积极地投身于抗战洪流。

(二)国共两党配合密切时,抗战动员开展得有声有色。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共强烈要求下,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党密切配合、并肩作战。中共依托国民政府的动员机构和形式,将国统区的抗战动员效果发挥到极致。

一是协助国民政府,全力做好抗战动员。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当局顺应抗战形势需要,成立了国民动员机构。在中央建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陆海空军大本营等动员领导机构,在地方建立了以省市县各级动员委员会为骨干的基层动员体系。中共发挥组织宣传作用,积极鼓励群众为国出征,慰劳军队,优待抗属,协助政府做好抗日后援工作。“我党说服壮丁们登记户口,响应政府征兵动员,号召最好的党员领导群众投军杀敌,说服一切开小差的逃兵归队。”[3]P185中共还帮助政府召开出征大会,以扩大动员影响。“自从××的欢送自愿兵大会以来……各地自愿应征的农民纷纷报名。在××镇同样开了一个更大的热烈大会欢送九个应征农民,到会民众三千多人,发动了募捐,募得衬衣、鞋袜及日用品等,尤其商人鸣放爆竹,热烈空气前所未有。接着就是××镇的欢送自愿兵,原来是六人,可是在欢送的前夕,增加到十一人,有一保规定三人,而竟报名五人者,因而争吵。”[4]P141由于中共的协调努力,国统区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涨,大家争先恐后参军,捐钱捐物支援前线。

二是积极参加各种合法团体,切实发挥动员实效。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建立了一些公开的群众组织,一面想利用群众抗日,一面又害怕人民力量壮大影响统治,因此始终处于矛盾心态。他们对于群众组织“包而不办”,并未调动群众抗战的热忱。面对群众运动的冷寂,中共要求党员参加到一些合法团体内,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机会宣传发动群众。中共浙江省委在1939年的工作计划中强调:“各特委必须发动所有职工同志与我们领导下的职工,参加到已有的国民党各种职工会中,帮助并推动他们积极团结整个工人力量,参加各种抗战救亡的工作”[1]P67。由于中共积极参与其中,善于发动群众,因此职工运动、农民运动等都搞得有声有色。

三是站在国家民族利益高度,为抗战进行实际的准备。面对日军节节进攻,中共动用了一切力量,根据抗战需要和敌人进攻方向,做好武装斗争的一切准备。例如,组织人民自卫武装及游击小组等,通过报刊、标语、演剧宣传和教唱抗日歌曲,激发各阶层与日寇斗争的决心,号召他们“誓与乡土共存亡,与同胞共生,坚决地为迎接抗日战争而奋斗”[3]P184。等等这些工作极大激发了各界人士的守土之责、卫乡之情,稳固了抗战的支点。

(三)国共两党产生磨擦时,抗战动员暗潮涌动,不露声色地开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重点打击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而对国民党采取诱降政策。此时,国民党也不断制造反共磨擦,消极以对抗战。中共在国统区的一些活动受到限制,抗战动员的内容方式呈现变化。

一是秉持团结抗战原则,推动国民政府抗战到底。面对日本诱降,国民党内部发生分裂。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投降日本,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摇摆不定。良好的抗日形势将被破坏,全国抗日面临夭折。为了稳定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局面,中共想方设法推动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或通过群众团体代表,谒见地方军政长官,贡献意见,支持政府,坚定军政领袖抗敌的决心;或通过发布拥护抗战、打击投降的通电宣言,鼓舞民众抗战信心,提振军队士气,以军民合力推动政府抗战到底;或调解友党与政府的冲突,联合各党派拥护政府一致抗战。

二是隐蔽党组织,采取多种形式稳固统一战线。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对中共采取“防共、限共、溶共”政策,对群众运动实行统制包办,控制很严。在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中共不得不转入隐蔽状态,只能依靠一些公开身份或合法组织动员和发展抗战力量。注重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小学教师建立联系,通过他们去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因为他们有迫切的革命要求,也有爱国热情,而且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把小学教师组织到各种抗日团体中,帮助他们提高抗日觉悟。然后“一切救亡运动的工作都是通过这些小学教师去执行,党的许多主张都是通过他们散播到群众中去”[5]P99。小学教师成为中共与群众联系的纽带,是群众动员的有力宣传者。还利用国民党的保甲组织,推选一部分进步农民充任保甲长,既利用保甲长影响力去联络开明地主和群众,又通过保甲长身份组织民间抗日武装。此外,还对各种进步群众组织因势利导,进行合法斗争,让反共的国民党也无可奈何。中共通过不同的方式争取到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抗日旗帜下,为团结全民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是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争取与团结地方势力。国民党内派系林立,中央与地方积怨颇深。例如,在四川,由于中央势力的扩大与深入,一切处于中央统制下,致使民怨沸腾,地方与中央势不两立。川军师长们说:“不将中央力量打击出去,就有亡川之苦痛,我们受不了压迫,干吧!”[6]P325中共以加强实力,共同抗日,反对中央宰割相号召,呼吁川人大团结。同时,还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民众抗日运动的发展与扩大,给川军以舆论和人力物力支援,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因而川军也以抗日相号召,加强团结,抵制中央势力和顽固反共行径。这样,社会上下层互动和支援,不仅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发展,而且推动政府继续抗日,不敢妥协。

二、中共在国统区抗战动员工作之评价

中共在国统区的抗战动员工作虽不如敌后抗日根据地那么声势浩大,但也以星星之火点燃了国统区人民的抗日激情。

(一)从动员对象来看,全员覆盖,有的放矢。中共在国统区的抗战动员对象是从上至下,全员覆盖,涉及各阶级各阶层。对于上层国民党政府及军队,不计前嫌,主动放弃一些利益要求,团结其抗日。为此,主动协助国民政府做好征兵工作、捐款捐物支援前线,组织抗日武装配合作战等,以实际行动激发政府和军队的抗战热忱。对于中层地主士绅、知识分子等中间势力,既对他们晓以民族大义,又设身处地为其排忧解难。因此,一些中间人士自觉团结在中共周围。例如陕西渭华地区的党组织尽力团结开明士绅,取得了他们的同情和帮助,反对顽固反共分子,一定程度扩大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7]P128。1941年香港沦陷后,中共将流落香港的大批文化人士如茅盾、柳亚子、郭沫若等人分期分批转移到内地,解除了他们生命危险,激发其以更大热忱投身抗日救亡中。对于下层民众,中共把他们作为重点动员。因为他们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是抗日救国的主体力量。将之细化为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商人五个层次,尤其注重对前三个层次的引导,针对他们的不同需求,因势利导。对于工人,帮助他们读书识字,组织加薪斗争,改善工作环境;对于农民,领导减租减息、反对苛捐杂税等斗争,改善他们生活;对于青年,用革命思想影响他们,激发其血性和担当。由于有的放矢,满足了各层次的不同需求,因此抗日动员工作有效展开,有声有色。

(二)从动员机制来看,借鸡生蛋,双管齐下。在国统区,国民政府的抗战动员机制还是比较齐整的,从中央的国防设计委员会等领导机构到地方各级动员委员会,自上而下,像一张大网,覆盖了大后方。这些动员委员会或利用工会、农会、商会等群众团体,或依托保甲等行政组织进行社会动员。然而,国民党主要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害怕民众在抗战中力量壮大,因而对抗战动员态度矛盾,政策亦不平衡。有时抓紧一点,有时什么也不做;有的地区统制包办,有的地区包而不办;有的地区允许共产党参与工作,有的地区坚决排斥共产党。

中共利用国民党政策的不平衡,力所能及地发挥抗战的支柱作用。一方面,利用国共合作机会,借用国民政府的抗战动员机制,参与其中,积极发挥作用。“一切工作都是立在抗战方面帮助政府,向人民解释政府抗战的好处与困难,人民应该拥护政府,体谅政府,政府有纪念节时一切团体皆把旗帜打出整队参加,平日作自我训练和教育群众的工作。”[6]P283另一方面,在长江局(1939年改为南方局)的领导下,依托各级党组织,组织抗战动员。中共在条件成熟的省份成立中共省委,省委下面一般分为特委、中心县市委、县委三级,另有若干相当于中心县委或县委的特殊党支部等。此外,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中共适时成立统战部,主要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地方部队及官僚士绅中活动,团结其抗日救国。由于国民党忌惮中共力量的壮大,因此中共组织一般以秘密为主,党员也以一般群众面目出现,不引人注目。中共抗日动员工作展开,也由各级党组织选派人手,深入中上层,尤其是下层群众中,或单独联系、秘密发动,或渗入团体,以真诚善意进行统战工作,将群众引导到自觉抗日的道路上来。

(三)从动员形式来看,方式灵活,激发了社会各阶层抗战热情。中共在国统区的抗战动员方法灵活多样,有针对个人的,有面向团体的,有公开的,有秘密的,有自上而下的,也有自下而上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在公开活动上,多以直接形式表明公正态度,所谓打官话式的一套文章,从政治上去发生影响。”当用游行、演剧、演讲等公开方式达不到动员效果时,“就利用秘密的来‘唱双簧式的去由内部来推动”[6]P327。因为利害关系不同,说话地位不同,所起的动员效果也不同。不管动员方式如何变化,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必须切合动员对象心思,对症下药,方有成效。譬如川军首领刘湘,为了动员他抗日,中共站在他的利害关系上分析四川与中央矛盾,争取他坚定立场。随后,派人打入内部,与左派接近,宣扬抗日与其事业发展不可分,以左派影响刘湘,坚定其抗日的决心。

在抗战动员中,还特别注意维护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谋福利。即使中间人士,也体贴入微地考虑其利益,维护其社会地位。这样,各阶级各阶层的人都看到,只有抗日,自己才有出路,才能越过越好,因此自觉响应号召,投身抗日热潮中。

(四)从动员效果来看,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凝聚了人心。从表面看,中共在国统区的抗战动员工作不如抗日根据地开展得那么轰轰烈烈,而是润物细无声。帮助政府改善与人民的关系,尽量发挥政府动员机制的作用,推动全民御侮。“某些先进的县长、联保主任、保长等在我们的影响下,做了许多有益于抗战的事情;政治与民运方面,都有些进步。”[7]P96虽然国民党官员虚应故事、包而不办使抗战动员屡陷困境、有名无实,但中共所做的许多组织协调、政策解释等工作,激发了民众齐心抗战。根据国民政府国防部1947年10月统计,八年抗战,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3227926人,因病消耗937559人,两项共计4165485人[8]P256。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仍有470多万军队。这么庞大的兵源,除一部分是抓兵拉夫拉来之外,很多热血青年都是在抵御外侮的激励下奔向战场。中共在其中的推波助澜、宣传动员,功不可没。

针对军队,力主团结,帮助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抗战意志,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事实证明,中共的工作是起了相当作用的。刘湘的川军出川抗日;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放弃“剿共”,与中共“三位一体”,共同抗日。“在抗战中凡是有我们同志与我们工作的部队,作战时都很勇敢坚决,给了敌人以许多打击;这些部队中的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比较一般的要好些。”[7]P97

对于民众,中共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将他们组织起来,参加抗战。广泛发动各县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将抗日热潮由城市辐射到乡村,使各种群众组织如同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抗战初期,仅浙南永嘉地区,中共领导的工会就有14个,参加的工人多达2万人;中共领导的农会有148个,农村合作社4个,参加的农民多达39200人[1]P246-247。在重庆,仅在海员中领导或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会就有14个,参加的工人达5920人,未参加者为4000人[6]P449,可见,中共领导下的工人已达60%。这些群众团体在中共领导下,开展了生气蓬勃的抗日救亡运动,不仅提高了人民的觉悟程度和政治水平,而且有力支援了中国持久抗战。

中共在国统区不同层面的动员工作,密切了国民政府与群众、军队与群众的关系,激发了各阶层的抗战热忱,为全民族团结抗战凝聚了力量和人心。

三、中共抗日动员工作的当代启示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中共在国统区卓有成效的抗日动员工作为中国抗战胜利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当代国防动员建设大有教益。

(一)建立健全高效的国防动员机制是当代国防动员的组织根基。中共在国统区抗战动员效能的发挥,或明或暗地依托了国民政府的动员机制以及各种群众团体。因为“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依靠组织力量才能凝聚人心,发挥集体的作用。当代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战争节奏加快,战争时效缩短,要求国防动员机制必须精干高效、快速反应、紧急动员。我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秉持“平战结合,军民兼容”的发展方针,平时常备军队规模较小,国防设施、国防技术、国防装备大都采用军民通用模式。一旦爆发战争,巨大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装备都需依靠强大的国防动员机制高效调配,实时投入战场。

赞一个 ( )

如果本文对你有所帮助请打赏本站

  • 打赏方法如下:
  • 支付宝打赏
    支付宝扫描打赏
    微信打赏
    微信扫描打赏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验证码: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