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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毛泽东在宁都革命斗争中的思想光辉

曾晨英

[摘 要]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曾率领红军10余次或驻扎,或往返,或转战于宁都进行革命斗争,并于此指挥红军取得了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创建了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和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签发了大量的命令、训令、通令、通告,写下了一篇篇光辉著作,这些革命实践和光辉文献,无不闪烁着毛泽东的思想光辉。

[关键词] 毛泽东 宁都 革命实践 思想光辉

宁都位于赣州北部,是中央苏区前期的政治、军事中心。从1929年1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下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一直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开始战略转移,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革命活动的时间长达五年多。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曾率领红军10余次或驻扎,或往返,或转战于宁都进行革命斗争,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是为打破敌人的第一次“围剿”,从1930年11月28日开始,红一方面军约4万余人全部向宁都的黄陂、小布退却集结,直至1931年4月20日离开宁都,在此稳定地驻扎了4个月又23天,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前驻扎时间最长的地域。毛泽东于此领导苏区军民完成了反“围剿”战前的各项准备,指挥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创建了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和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确定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黄陂战斗胜利,签发了大量的命令、训令、通令、通告,写下了一篇篇光辉著作,这些革命实践和文献,无不闪烁着毛泽东的思想光辉。

一、毛泽东在宁都的军事实践,是红军作战原则形成的坚实基础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1]P204对于毛泽东所说的全部红军作战原则,它的具体内容指的是“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和“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的作战形式。而这些都能在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整个三次反“围剿”期间或驻扎,或转战于宁都黄陂、小布、东韶、青塘等地区所进行的革命实践中,找到具体的史实和生动的战例。

1930年11月底,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机关及红军约4万人全部集结于宁都黄陂、小布,做第一次反“围剿”战略反攻的各项准备工作。为进一步在红军中统一“罗坊会议”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当月上旬,毛泽东在黄陂中排村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史称“黄陂会议”),讨论反“围剿”战略反攻问题。会上,毛泽东就为什么要“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作了具体形象的分析,形象生动地比喻“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就好像虾子落滩头,这一着就是敌败我胜”。说到“我们兵力是集中的,敌人的兵力是分散的”时,把“一、三两个军团大汇合,集中在一块”,“叫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断无不胜之理”。说到“我们得地利,敌人不得地利”时,分析“宁都永丰兴国一带,既是赤色区域,又是山多岭峻,路又窄,地又险,敌人大的步伐摆不开,大炮啦,机关枪啦,也失去作用。……要教那陷在那里的白军走投无路,打个片甲不留。”会后,总前委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在黄陂印发了著名的“八个大胜利条件”,进一步统一红军指战员的认识,为反“围剿”胜利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当月下旬,红军总部又在小布河滩上召开规模盛大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亲自参加大会并题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副对联的上联说的是在井冈山打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而下联则显示了毛泽东自下井冈山后从游击战术到正规兵团运动战术的转变,这既是红军作战原则的发展,又是毛泽东对反“围剿”战略战术思想的表达。

“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是毛泽东反“围剿”作战方针的核心。国民党第一次“围剿”红军的主力军是张辉瓒、谭道源两师,其中张辉瓒又是前线总指挥,两个师各约1.4万人,而且他的主力所在地龙冈、源头均接近红军的集结地黄陂、小布。因此,毛泽东决定“集中兵力”,形成绝对优势,一次打一个师,只要消灭了这两个师,“围剿”就基本上被打破了。反攻前,毛泽东首先表现出“慎重初战”的军事思想,认为“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1]P220。决定先把进至源头的敌谭道源师引到小布来打,红军先后于1930年12月25日、27日拂晓,两度开到小布设伏,准备先行消灭敌谭道源师,因敌谭道源师刚出动又停止,未脱离居高临下的源头阵地,红军撤回原集结地待机。而此时,敌张辉瓒师己进至有利于红军作战的龙冈地域。基于敌情发生变化,12月28日,毛泽东、朱德在宁都黄陂签发红字第十号《红一方面军改向我左翼当面之敌出击的命令》。30日,龙冈战斗大捷,是时,吓得敌谭道源师向东韶逃跑,敌许克祥师向头陂逃跑。于是,毛泽东、朱德1931年1月2日在宁都小布签发胜字第二号《追击谭道源师的命令》,乘势“各个击破”敌人。1月3日,红军在宁都东韶歼灭敌谭道源师一半,于是,富田、东固、头陂诸敌畏打纷纷撤退,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结束。

1931年3月25日,红军总部由黄陂迁驻青塘,4月1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继续会议(史称“青塘会议”)在青塘河背村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要确定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苏区中央局和红军领导人内部,对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产生严重分歧。有人主张不要打,开步走,将红军退出中央苏区;也有人主张“分兵退敌”,将红军主力分成几部四面散开,分散和吸引敌人兵力,以保卫根据地。毛泽东则主张一是在根据地内打,二是集中兵力打,并以充分的理由阐述了坚持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消灭敌人的种种理由,从而解决了红军对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打不打、如何打的问题,确定了红军“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先打弱敌,由西向东横扫,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确保了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1年8月11日,毛泽东指挥红军在黄陂仅用半个小时速战速决歼灭敌毛炳文师4个团,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黄陂战斗胜利。直至黄陂战斗结束时,蒋介石方知红军主力在黄陂,即命令其在富田、东固、崇贤、高兴等地所有向西向南的部队,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猛力并进,找红军主力决战。毛泽东发觉此情况后,为避免不利于红军的决战,即当机立断指挥红军撤离黄陂,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红军由原路返回,隐蔽在宁都与永丰交界的旸斋、君埠等地,并于8月13日,以红十二军佯装主力向东北的乐安佯动,吸引赶来黄陂找红军主力决战的敌军,其余之红军主力则乘夜从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和陈诚、罗卓英部之间20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回到兴国的枫边、白石、良村等地集中。当敌发觉所尾追的红军非主力时,红军大部主力已在兴国境内休息了半个月。此时敌军已被红军“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毛泽东趁势于9月中旬先后指挥取得老营盘、方石岭战斗胜利。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用与敌人兜圈子的运动战形式取得的伟大胜利。第三次反“围剿”中的黄陂战斗,则是毛泽东“运动战中歼敌人”战略战术思想的生动体现,毛泽东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1]P230

在中央苏区的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时期,毛泽东在宁都签发了17件反“围剿”作战命令和通令,这些命令、通令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反“围剿”战略战术思想。

二、毛泽东在宁都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口号,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新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我党调查研究工作的努力践行者和极力倡行者,是注重并善于调查研究的楷模,是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先后做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10多个农村调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农村的阶级阶层状况和政治态度、土地占有情况和工商业发展状况等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形成了完整、系统的调查研究方法,为党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1930年5月,毛泽东在进行寻乌调查期间,在科学总结党的斗争经验和自身调查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写了《调查工作》(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名《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是一篇闪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光辉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毛泽东在该文中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的提出为中国共产党开创与形成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确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以后,我们从1931年1月26日毛泽东在宁都小布写下的《兴国调查》前言中可以知道他对科学调查的态度:“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2月2日他在宁都小布写下的《寻乌调查》的前言中又写道:“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气来做这个调查”。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堪称调查研究的典范。特别是这年4月2日,毛泽东在宁都青塘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下发的《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不仅重申了“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而且进一步提出了“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使“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得到了发展,他着重提出要做“正确的调查”才有发言权。这里面仅仅加了“正确的”三字,但正是这三个字显现了毛泽东思想认识上的一次飞跃,也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发展。可见,要研究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与发展,是不能离开毛泽东及中央苏区党和红军在宁都这一时期有关思想路线的革命实践。

三、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在宁都最终完成

消灭封建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占有制度,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使广大农民真正拥有自己的土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因此,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始终把解决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虽然1928年6、7月音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制定的政纲中规定“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民”。但由于会议精神一时传达不到万里之遥、山高路远的井冈山,因而这年12月毛泽东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没有体现“耕地归农民”的原则。诚如毛泽东后来所说:“这是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内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在这以前,是没有任何经验的。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2]P2601929年4月,在总结赣南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共8条,这部土地法是对四个月前井冈山制定的《土地法》的修改和完善,其中有一条就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但是对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依然还未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热情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到了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在峡江召开联席会议时做出的《土地问题决议》中指出,“机械的宣布国有,则违背了农民现时要分土地的私有要求,是没有好影响”。但是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如何打破敌人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会议没有能够把农民的土地私有问题作为重要内容来讨论。这一重要问题一直等到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毛泽东利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的间隙在宁都小布、黄陂才得以解决。1931年2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发出的第9号通告《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明确指出:“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热烈地起来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目前土地国有只是宣传口号,尚未到实行的阶段。必须使广大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取得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才能加强他们对于土地革命和争取全国苏维埃胜利的热烈情绪,才能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分定了的土地不必轻易重新分配,若是三番五次的去重分土地,将来使农民感到革命后他们还不能取得土地(因为农民总认为取得所有权才真是得到土地),今天重分,明天又来一次重分,这似乎土地是苏维埃的,苏维埃要如何就如何,这样就有使他们对革命消极的危险。”2月27日,毛泽东又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于宁都黄陂就“民权革命中的土地私有制度”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肯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信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来耕种,这种情况是很不好的”,“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遂于3月发布文告,正式宣布:“土地一经分定,土地使用权、所有权通通归农民。”这些文献不仅标志着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得到了政策性解决,也标志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在宁都最终完成。

四、毛泽东重视部队科学化、现代化、知识化建设思想在宁都首次运用

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是没有无线电通信装备的,红军的作战大多是依靠徒步或骑马送信以及少量的有线电话来指挥作战。然而,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战争规模的扩大,这种落后的通信方式已经很难满足战争的需求。因此,建立一套无线电侦察、无线电通信装备显得尤为迫切,正如1930年9月1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二打长沙后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的,“此次攻打长沙不克”,原因之一是“技术条件不具备……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因此,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非常注意收缴敌人的无线电器材设备,并在签发的命令中专门写到“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之军旗及无线电机不准破坏,并须收集整部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利用缴获敌人的“一部半电台”,在毛泽东、朱德的指导下,于1931年1月在宁都小布先后成立了红一方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和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这标志着红军部队开始有了现代化技术装备。新组建的电台为红军反“围剿”发挥了重要作用,红军电台每天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监听敌军电台,帮助红军总部及时了解敌军的动向,为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做战略决策及时提供参考情报。为了进一步发挥无线电台的作用,建立红军的无线电指挥联络网,毛泽东决定开办无线电训练班,以培养更多的无线电技术人员,来不断壮大我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1月28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于宁都小布签发了《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2月初,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在小布陈家土楼正式开课,这标志着我军无线电通信人才的培养从宁都小布开始。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在宁都小布重视部队科学化、现代化、知识化建设的思想,红军从没有电台到拥有一部半简陋的电台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无线电通信事业得到不断发展壮大。至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先后缴获了敌人电台8部,这时,红军已发展到了6个无线电分队。无线电通信队也逐步升格为无线电大队,后扩充为无线电总队,并建立了无线电侦察、指挥网。随着电台数量的增多,力量的增强,1931年6月2日,红军实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无线电通报。9月下旬,实现了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第一次通报。11月7日,建立的第一个文字新闻广播电台正式开播。在人才培养上,从宁都小布开办的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到1932年初在瑞金洋溪发展为红军第一所通信学校,至长征前办了11期,共训练无线、有线、司号、旗语、讯号、徒步等各类通信人员21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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