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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春天:一九七八年的全国科学大会

罗平汉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四个现代化的口号被重新提出,人们日益认识到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中共中央为此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次大会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为四化服务的热情,1978年也由此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春天。

“开个科学大会,把劲鼓起来”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全国上下都以一种十分迫切的心情,希望把工业、农业和各项事业迅速发展上去。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自然离不开科学技术。为了使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也有一个大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科学大会。

1977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如何恢复和开展科学技术工作的汇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会上说,“四人帮”的干扰在科技方面确实很大,打击了科技队伍的积极性。要把科学技术在二三十年内努力搞上去,要揭批“四人帮”,肃清流毒,澄清思想。我们要认真地搞。考虑开个科学大会,把劲鼓起来。人数要多一点。这个会要使全国震动。科学大会的规模可以大些,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对人民有贡献的专家和群众,要给予表扬,戴红花。他们应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要送个“红本子”,要拍电视、电影。把全国有成就的科学家请来。华国锋还说,科学技术不仅本身要现代化,而且要走在前面,要为四个现代化作贡献。科学大会要开得热火朝天,科学要兴旺发达起来,要捷报频传,有贡献的都要奖励。他还表示要亲自参加科学大会,政治局全体委员都参加。

会议决定,为了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召开一次全国科学大会,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全国科学大会由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委负责筹备。

1977年8月,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的报告中正式宣布:“科学研究工作,应当走到经济建设的前面,由于‘四人帮的严重破坏,现在却落在后面。这个问题关系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必须认真抓起来。中央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次大会,要交流经验,制定规划,表扬先进,特别要表扬有发明创造的科技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把科技战线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向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进军。”

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通知》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必须建设世界第一流的科学技术队伍,拥有最先进的科学实验手段,在理论上有重大创造,技术上有重大发明,在科学技术的主要领域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促使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世界的前列。《通知》强调,能不能尽快地把科学技术搞上去,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大问题。

《通知》说,由于“四人帮”的严重破坏,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挫伤,科学技术队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我国科学技术事业遭受极大的摧残,拖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后腿,同世界科学先进水平本来正在缩小的差距又拉大了。《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加强领导,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并且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前,采取有力措施,切实解决一批经过努力可以解决的问题,把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运动扎扎实实地推向前进。

同一天,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恢复了主管全国科研工作的领导机关,并任命方毅为国家科委主任。为了鼓励广大科学工作者勇攀科学高峰,叶剑英在这年第9期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首题为《攻关》的短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9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首诗。正如方毅所说的,叶剑英的这首诗,“寄托了对我们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凝聚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无限关怀”。

与此同时,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国务院各部委,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以及各大军区等方面的负责人,共200多人。会议认为,能不能尽快把科学技术搞上去,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全局、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不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劳动生产率就不能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就不能大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不能充分显示出来,社会主义就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不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国防建设的面貌就不能迅速改变,就有落后挨打的危险。

自从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后,全国人民对于这次大会寄予了无限希望。全国科学大会定于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消息发表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就收到了近两千封热情洋溢的来信,热烈祝贺科学大会即将召开。此外,还收到向大会献礼的科研成果和各种物品五六百件,其中包括科学论文、设计图纸、实物模型、锦旗、诗画以及现款等,还有近百种祖传中医秘方。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5586名。其中,省、市、自治区代表约占76.7%,中直和国家机关代表约占14.8%,军口代表约占8.5%。来自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厂、农村、医院的科技人员3478人,其中副研究员、副教授、副总工师以上978人,年纪最轻的只有21岁,年纪最高的有90岁。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郭沫若、韦国清、乌兰夫、方毅、纪登奎、苏振华、吴德、余秋里、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陈慕华、赛福鼎、王震、谷牧、康世恩、粟裕、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这次大会。

华国锋宣布大会开幕,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对科学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连带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邓小平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与历史上的剥削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同了。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

如何看待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问题,早在1956年1月中旬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曾明确宣布:“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使他们抛弃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然而,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知识分子却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当时中国的阶级结构和阶级状况作了分析,并且指出我们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地、富、反、坏未改造好的部分,再加上右派,他们反社会主义,是人民的敌人;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1962年3月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上,陈毅代表周恩来发表了讲话,指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了十二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陈毅认为,有些人看不到十二年来知识分子新的进步,还拿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给知识分子作鉴定,是不符合实际的,太伤人。同月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道:“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这就是1962年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但这次“脱帽加冕”并不彻底。当时,党内有些人不赞成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说法,认为知识分子仍然没有改造好,不能说资产阶级还存在,就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时候。毛泽东也认为从意识形态来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存在。到了后来的“文化在革命”中,知识分子不但重新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而且成为革命的对象。邓小平在这次科学大会上强调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是对知识分子最彻底的一次“脱帽加冕”。

第二个问题,关于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邓小平说,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

又红又专问题曾长期困扰着广大知识分子,影响他们积极性的发挥。又红又专作为对知识分子的原则要求,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如何看待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以及用什么作为衡量知识分子“红”的标准。“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白卷英雄”捧为“红专”典型,而将那些孜孜不倦、刻苦钻研、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斥责为走“白专”道路,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在讲到这个问题时,邓小平强调指出:“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们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就是红的重要表现,就是红与专的统一。”

邓小平认为,不能要求科学技术工作者,至少是绝大多数科学技术工作者,读很多政治理论书籍,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开很多与业务无关的会议。“白”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即使是思想上作风上有这样那样毛病的科学技术人员,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不能称为“白”。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分工的。各行各业的人员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的条件下,努力做好自己的岗位工作,这不但不是脱离政治,而且正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具体表现,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

第三个问题,在科学技术部门中怎样实现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邓小平说,能不能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地搞上去,关键在于我们党是不是善于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也都应当有相应的转变。科学研究机构要建立技术责任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科学研究机构的基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要出又多又好的科学技术成果,出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人才。

他还讲到做好后勤工作对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说:“为了实现科学研究计划,为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还必须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这也是党委的工作内容。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愿意同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最后邓小平说:“路线是非基本澄清了,规划制订了,措施提出来了,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现在,摆在我们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事情,就是要鼓实劲,要切实解决问题,要踏踏实实地工作。一句话,就是要落在实处。”

邓小平的讲话,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清算,透彻地阐明了知识分子政策上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引起了强烈反响。

“我们感到了党的温暖”

代表们一致认为,这次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是我国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还是一次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动员大会和誓师大会。邓小平在讲话中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红专关系的论述,深深地打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共鸣,他们纷纷发言,表达自己的兴奋心情。

北京市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鲍文奎说:邓副主席明确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是党的一支依靠力量,这使我们放下了多年来压在身上的沉重包袱。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知识分子被诬蔑为“臭老九”,像我这样到外国留过学、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无论如何也休想摘掉。戴着这样的精神枷锁,纵有为社会主义作贡献的愿望,也总不敢理直气壮、放开手脚去干。现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我们明确了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个称号,对我们来说真是来之不易。我为之感到光荣和自豪,要一辈子珍惜它。

复旦大学教授谢希德说:邓副主席的报告使我们感到了党的温暖。“四人帮”把“两个估计”套地我们身上。对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扭住不放,把我们往敌人一边推,剥夺我们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干工作的机会。现在邓副主席在报告中指出,“一个人如果爱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鼓舞。邓副主席还说,即使知识分子身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那也是教育帮助的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丢掉一切顾虑,解除一切束缚,在工作上可以甩开膀子大干,在学术上敢于提出创新的见解了。

中科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江泽涵说:我是搞理论数学的,搞了50年数学。好些年来,只要一搞政治运动,总是涉及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自己老是挨批。不是说我“三脱离”,就是“成名成家”,“四人帮”横行时,好多年不准我搞研究。我有时埋怨自己,当初不该学数学。邓副主席的讲话,讲清楚了这几个问题。我感到,今后只要注意世界观改造,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就可以大胆地、理直气壮地搞业务,搞理论研究了。真是太使人高兴了。

天津大学水利系教授赵今声说:过去“四人帮”把知识分子排除在劳动人民之外,自己在思想上也受到很大影响,认为自己不是工人阶级的一员,是外人,把自己当客卿。办事慎重又慎重,说话掂量又掂量。听了邓副主席的讲话,使自己真正感到是主人翁了。

四川成都工学院教授徐僖说:在旧社会,最大的一种痛苦是失业,看不见前途。“四人帮”横行时,最大的一种痛苦是不让我安心地工作。林彪、“四人帮”把红专问题搞得十分混乱,仿佛自己在走钢丝一样,总是担心不知什么时候会摔下来。听了邓副主席的报告,思想清楚了,使我增强了信心。

包头钢铁公司冶金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徐来自说:在“四人帮”当道时,能把我当成团结对象,就心满意足了,但根本不可能。那时搞科研也有“罪”,自己被关进“牛棚”,受残酷折磨,要我承认是“爱因斯坦门徒”。现在换了一重天,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后顾之忧消除了,要全力以赴搞科研。

邓小平的讲话,对于与会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如同久旱甘霖。早在1956年1月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时,说过这样暖人心、鼓干劲的话,这之后,他们已经许久没有听到了。听完邓小平的讲话,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不仅仅是激动和兴奋,更多的感到自己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河北大学化学系教授沈家驹说:我是党教育多年的知识分子,即使在“四人帮”横行时,我不能不干工作。我到一个化工厂,看到许多技术问题不能解决,工人欢迎我,就跟他们搞了“三结合”攻关小组。小组刚成立,有人就对工人说,你们又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那时,辛辛苦苦从事科研,不算劳动者,总被人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是不服气的,那时不敢公开讲,只能私下嘀咕。现在邓副主席为我们说话了,我们解放了。

北京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张开济说:最近我院落实了政策,为我恢复了总工程师职称。有人说,你要注意点,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要下来。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宣布:“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听到这里我禁不住流下了热泪。我现在只有一个“上”字,那就是上前线,为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冲锋陷阵。

北京医学院叶恭绍教授说:我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念了一辈子书,总想做点事。“四人帮”硬说知识分子是“反动的”,把我搁在“反动学术权威”的位置,我觉得活着都没有意思了。华主席、邓副主席给我们摘掉了“臭老九”的帽子,我感到自己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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