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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胡耀邦与共和国几起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

宋毅军+任元娜

1978年12月,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1978年12月,胡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等职。在此前后,胡耀邦协助陈云等,冲破“两个凡是”, 坚持实事求是,坚决平反冤假错案,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这里专写胡耀邦协助陈云等对共和国几起重大冤假错案平反做出的突出贡献。

积极推动“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

1978年11月至1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定主要议题是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会上,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他提出:对有些遗留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即是一例。

1967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发布以后,涉及其中的老干部几乎全都被罗织罪名、栽赃陷害。薄一波等六十一人也被正式认定为“叛徒集团”,他们的家属、亲友、部下都受到株连、迫害。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在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说: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那件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粉碎“四人帮”以后,薄一波等及其亲属再次提出申诉,要求平反这个重大错案。1977年11月11日,当事人孔祥祯致信中央,把1936年北方局如何提出、党中央如何批准、自己怎样两次给狱中传达中央指示,以及薄一波等人出狱经过作了详细说明。

这时,“六十一人”之一王其梅的妻子王先梅的申诉信经邓小平批转到了中央组织部。王其梅,当年22岁,出狱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和张国华等率部解放昌都进入拉萨,“文化大革命”前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和西藏军区副政委,1967年8月被迫害辞世。王先梅在申诉信中简单叙述了孩子们的遭遇,要求落实党的政策。

12月25日,邓小平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问题不应影响其家属子女。建议组织部拿这件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汪东兴接着批示:“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

1977年12月31日,胡耀邦看到批示和申诉信,当天下午就委派中组部一位副局长找到王先梅家,传达批示和胡耀邦的嘱咐。王先梅及其子女都表示感谢中央的关怀,并提出应该重新对王其梅做结论。197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王先梅及其子女落实政策的消息和《王先梅同志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摘要)》,并发表了该报评论员文章——《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引起了广泛反响和连锁反应,各地给中央组织部、《人民日报》和王先梅个人的信件接踵而至。

但是,有的负责人认为,“六十一人”问题是经过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翻案。曾参加“六十一人”案的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个别负责人甚至说:“‘六十一人的案件永远翻不了!这是中央定了的,毛主席批了的!”

对此,胡耀邦说: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胡耀邦在向中央汇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时,反映了“六十一人案”中许多人及死者亲属要求复查错误结论的强烈愿望,并表示中组部准备进行复查。

不久,邓小平再次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胡耀邦随即指定干审局同志全力以赴投入工作。他表示:如果不把“两落实”(指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笔者注)抓得紧紧的,我们党和国家就不会扬眉吐气。而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大突破口,就是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这些同志的特大错案的平反昭雪。他还安排专人抽空看望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找与“六十一人案件”有关人员交谈,同时研究申诉材料,调阅相关档案,走访李葆华、王鹤寿、王从吾等并请他们写出书面证明材料。

1978年11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报告》列举了大量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后强调:“文革”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报告》指出,薄一波等同志在敌人的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该恢复其党籍,恢复其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1978年12月16日,中央发布《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向所属全体党员和党外群众广泛传达。

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陈云明确指出:“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因为1945年筹备中共七大时,陈云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也是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在对此审查后做出了“这是由党决定的”,“本人不能负责”的明确结论。

督促对陶铸、王鹤寿等人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

1933年5月,陶铸由于叛徒出卖,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并判处无期徒刑,1937年国共合作时经周恩来、叶剑英交涉营救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捏造罪名、残酷折磨,于1969年含冤去世。

1978年4月,陶铸妻子曾志致信陈云,要求复查陶铸“叛徒”问题。说去年10月前后就曾写信给中央,但“至今没有消息”,请求陈云“秉公直接过问”。

对此,陈云非常重视,第三天就写信给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并转送曾志的信。他指出:“陶铸是坚持到国共合作、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监牢中要出来的。因陶铸问题而牵累到一大批省级部长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可否由中央组织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案卷并当时有关干部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加以核实。”华国锋等圈阅了这封信。邓小平批示:“我总觉得对陶铸的结论过重,建议由中组部复查。”李先念批示:“陈云同志给我打过电话,对陶铸的问题应当由中组部重新审查。我意应予重新审查为好。”

王鹤寿在革命战争年代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时,曾6次被国民党逮捕,狱中受尽折磨,始终坚贞不屈。在“文化大革命”中却遭到严重迫害。

1977年12月31日,胡耀邦致信陈云,“为了实事求是地、公公道道地弄清每个老干部的功过是非”,请陈云向中央“写几句话”,说说对王鹤寿“历史的看法”。陈云即写信给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并转送胡耀邦给他的信。陈云信中说:“王鹤寿是七七抗战、国共合作时,我们党向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王鹤寿到七七抗战出狱时为止,在他参加共青团和共产党以后,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坐牢。最后一次坐牢时,敌人已设立反省院,王鹤寿拒绝进反省院。审查七大代表时,就当时所有材料看,认为他的历史是清楚的。”为此,陈云提请中央考虑,“可否由中央组织部把王鹤寿的材料,再审查一次。必要时由中央组织部把王鹤寿本人调到北京当面核对”。华国锋等圈阅了陈云的信。李先念批示:“先到北京看病好。”于是,信又由于陈云建议转到了中组部,又是由担任部长的胡耀邦亲自过问处理。

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以陶铸、王鹤寿为例,指出:“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同志有许多是省级、部级的干部。”陈云要求结束这种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中央专案组的不正常状态,认为专案组所管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组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

关于彭德怀问题,陈云指出:“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关于天安门事件,陈云认为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陈云的重要发言,立刻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当天,大会简报印发了陈云同志的发言,他的发言在与会同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使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炽热起来。”

陈云在聂荣臻发言时还做了几次简短有力的插话。当聂荣臻谈到所谓“二月逆流”问题时,陈云插话说:“二月是正流,一月是逆流。”还提出彭真、杨尚昆等人的问题也应复查清楚:“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在谈到康生问题时,陈云说:“康生问题,不要组织专案组,这个名称不好,可由中央组织部组织人审查。”

11月14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新华社向海内外播发了这条消息,各大报刊都在头版显著位置予以刊登。广大干部群众反应强烈,纷纷表示热烈拥护。

会上,华国锋代表中央宣布了对所谓的“二月逆流”,对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问题等应予平反的决定。对康生和谢富治,中央意见不设立专案组,有关揭发材料,“可以送交中央组织部审理”。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的问题,中央决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中央发过文件的,要将处理意见先报中央批准”。这几项重大决定,许多正是陈云提出来的,得到与会人员的充分肯定。

为刘少奇案平反昭雪

“文化大革命”中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1978年11月,中央组织部刚刚向中央写出《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又着手准备《关于刘少奇同志问题的调查报告》。这时,胡耀邦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1979年2月,中央决定由中纪委和中组部共同复查刘少奇一案。

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即将结束时,陈云得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获释,立刻在家里亲切地会见她。刘少奇儿子刘源回忆:我母亲刚放出来,陈云叔叔马上就见了。他讲,说你父亲的冤案,不是你父亲一个人的,是党和国家的事情。他这个案子是要平反的。但是我们,不能像“四人帮”那个时候那样,随便栽赃给别人,随便来定性。我们要逐条逐条地来进行甄别,要进行重新调查。“要否认那些罪名,也让它公布于世,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让世人来检验。所以你们不要着急。”

陈云同邓小平等积极推动刘少奇案件的复查和平反工作。邓小平将一封要求为刘少奇平反的人民来信批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阅,并要求中央组织部研究。交通部原部长孙大光致信胡耀邦并中央,建议重新审议刘少奇一案。胡耀邦、姚依林商议后,转报华国锋等批阅。陈云批示:“中央常委各同志已传阅完毕,中央办公厅应正式通知中组部、中纪委合作查清刘少奇一案。”陈云在一次谈话中说:“讨论开除刘少奇的问题,特别要我去开会,在会上才看到材料。”专案材料说刘少奇在沈阳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时被捕后,“组织被破坏,供出一些人,没有那么回事,不是事实”。“刘少奇出来后,还向中央作过报告,党组织并没有被破坏。”说刘少奇在东北叛变,又说是主要根据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刘少奇一起被捕的孟用潜的“口供定的”。但是,三中全会以后,“孟用潜已从班房里放出来”。“把他写的证明材料给他看了一下。他说下面的签名是他的笔迹,但上面的内容不是他写的,是别人搞的。这是专案组假造出来的。”陈云还指出:“刘少奇的案还在查,看来靠不住。”“刘少奇是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掌握党政军大量机密。如果他真的是内奸,要出卖是很容易的,但没有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

根据陈云批示,中纪委和中央组织部共同成立刘少奇案件复查组。复查组对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刘少奇的各项“罪状”,进行周密细致调查研究工作,反复核对各种材料,最后向中央作出详尽确切的复查情况报告,用可靠的事实逐条否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罪名。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决议,决定撤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审查报告和错误决议。5月17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刘少奇追悼大会。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陈云等参加了追悼会。

瞿秋白、张闻天、潘汉年等案,多由陈云直接提议、胡耀邦等复查和平反

关于瞿秋白。中纪委收到群众来信,要求为瞿秋白平反。陈云要求“实事求是地予以研究”。他在会见外国朋友时说:“他无非就是写了个《多余的话》,有消极的东西,但临死前他还高喊口号:‘共产主义万岁、‘共产党万岁。”

根据陈云指示,在胡耀邦等积极推动下,中纪委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于1980年9月15日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瞿秋白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认为,《多余的话》“决不能认为是叛变投降的自首书”;“复查的结果确凿表明: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后,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瞿秋白同志所做的历史评价,是正确的”。10月19日,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中纪委的复查报告,并批转全党,为瞿秋白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关于张闻天。张闻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同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被错误地打成“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错误批判,于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含冤逝世。

张闻天夫人刘英致信陈云、胡耀邦、王震,要求中央给张闻天作政治结论。陈云立刻批示:“完全应该。”中央决定为张闻天开追悼会,陈云正在杭州休养,胡耀邦打电话问陈云参加不参加,如果参加是主持追悼会还是致悼词。陈云答复说:我主持也行,致悼词也行,但你要推迟一点,等我回北京。张闻天的追悼会,我一定要参加!8月25日,张闻天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陈云主持追悼会。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充分肯定张闻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关于潘汉年。潘汉年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有过很大的功劳。后来,他被怀疑为“内奸”遭到逮捕,并交由政法机关审理。“文化大革命”中,潘汉年被永远开除党籍并判无期徒刑,后被下放到湖南劳动改造,于1977年4月含冤去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向中央建议复查潘汉年案。由于潘汉年长期活动在隐蔽战线,特殊环境使他难以留下工作的书面材料,知道他活动情况的人也非常少,复查难度很大,少数知情人的证明就显得极其宝贵。

陈云对潘汉年案的怀疑是有根据的。他说:“潘汉年如果真的叛变了,上海党的组织(刘晓那一摊摊人)他统统知道,为什么没有被捕,还能保持下来?”陈云认为,潘汉年案不仅使潘汉年个人长期蒙受冤屈,而且牵连许多过去同他有工作联系的人,也长期蒙受冤屈。陈云担任过隐蔽战线工作的领导职务,大家对他寄予很大希望。“白区工作的同志希望我不要死了,人在还不要紧,不在了就麻烦。”廖承志就提出:“我正式严肃地建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要重新审查。”“我敢肯定他不是叛徒,因为当时潘对上海、广东、香港地下党的情况很清楚,而潘到上海后,这些地方的地下党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因为他而遭到破坏。”廖承志专门给陈云写信,重申应为潘汉年平反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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