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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川祯浩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看苏俄早期助华建党工作渠道问题

金一驰

[摘要]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以极其翔实的资料考证了若干问题,其中涉及苏俄早期助华建党工作渠道问题的研究,但并不系统。鉴于这个问题有其独特的考证价值,但在学界研究尚处于并不系统的状态,笔者试图以《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为蓝本,梳理若干苏俄对华工作渠道,剖析其发展,从中看到历史的复杂性与必然性。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苏俄 建党 工作渠道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事物的发展有内因也有外因,苏俄在这个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成功打倒俄国临时政府,获得胜利,成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即苏俄,当时是一个独立国家,1922年12月30日更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本文所指苏俄皆特指更名前的国家。在1917年11月7日至1922年末,作为一个政治实体,“苏俄的对华工作分为好几个系统,既有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共产国际系统,也有外交方面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系统,还有俄国共产党的系统。这些系统不仅相互间关系复杂,而且因内战局势的发展而时常改组,仅弄清其变化过程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再加上1920年4月在原俄国远东境内成立了一个缓冲的远东共和国,其外交部门和地方党组织相互间没有充分协商就分别加入了对华工作,使得情况更加混乱”[1]p80。

为了有针对性地研究苏俄助华建党的渠道问题,笔者依托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著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选取研究时间范围上限为1920年,即远东共和国成立之年,下限为1922年,即苏俄更名之年,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正被包含在内,试图梳理分析中共建党前后的若干鲜为人知的苏俄对华工作渠道,从而理清苏俄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作用。

一、俄共(布)系统

俄共(布)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兴起的布尔什维克派,1903年与孟什维克派决裂后事实上成为独立的政治派别。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分裂,此后布尔什维克派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直至1925年更名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2]。因此,本文所说俄共(布)特指更名前的党组织系统。1920至1922年间,俄共(布)在中国自身先进知识分子渴求救国的背景下,帮助建立共产党,其渠道众多,《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也笔墨最多,具体有:

(一)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1920.8—1921.1)。根据《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记载,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是在1918年12月17日成立的,作为党中央的直属机关贯彻执行在西伯利亚的所有工作,开始于托木斯克成立,后随着军事形势的好转,迁到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现新西伯利亚)。“当时,伊尔库茨克有许多侨居俄国的中国人、朝鲜人,他们也为了成立共产主义组织而开始了活动。”为了有针对性地对东亚尤其是中国开展工作,“俄共西伯利亚局则于1920年8月在伊尔库茨克设立了东方民族处,并以此为对外工作的窗口”。关于东方民族处的组织和成员,根据《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有冈察洛夫、布尔特曼、加蓬,后来又加入了布龙斯泰因,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布尔特曼和布龙斯泰因两个人。该处自一开始就按民族设置了下级科室,阵容颇整齐。下级科室有中国科(阿勃拉姆松、霍赫洛夫金)、朝鲜科(格尔舍维奇)等;因为没有懂日语的人才,暂时没有设日本科。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科里没有中国人”。为什么在对华的中国科中竟然没有中国人呢?石川祯浩这样解释:“据说阿勃拉姆松和霍赫洛夫金二人的汉语都很好;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在当地众多的中国侨民中,找不到合适的共产主义者。”[1]p82

在该处组成人员中,布尔特曼是东方民族处首任主席。“作为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最早进行接触的俄国使者,布尔特曼这个俄国人的名字并不陌生。”[1]p74书中引用布尔特曼的传记,介绍了他从哈尔滨到天津的革命活动,接触了中国的部分知识分子,考察了革命形势,1920年离开天津后,“3月初到达上乌丁斯克(现乌兰乌德),成为远东共和国政府的一员,同年6月抵达伊尔库茨克,在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工作,该局设东方民族处后,就任该处主席,主持该处的日常工作,直至去世”[1]p76。

根据相关材料,中国科负责人阿布拉姆松、霍赫洛夫金的任务为:“1.首先和主要是在中国本土工作。2.在旅居俄国的中国人当中做联合和共产主义教育工作,旨在培训他们从事中国革命工作。3.在伊尔库茨克的中国营红军战士中,进行为中国革命工作的培训。”[3]此外,根据档案记载,东方民族处成立后,原归于俄共远东州委管辖的苏俄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位正式“使者”维经斯基也划归该处领导,所以维经斯基1920年8月以后的工作汇报都寄到该处,也曾回国到东方民族处汇报工作,参加该处召开的会议[4]。该处在1920年9月30日致电维经斯基,任命他为该处派遣到中国的工作人员的领导(全权代表)。东方民族处对维经斯基等人具体要求:向中国介绍苏俄的远东政策、远东共和国情况;帮助中国分散的共产主义性质的团体集中起来,组织为统一的共产主义政党;“召开一次全中国的革命代表大会”;变卖珠宝,用部分所得款项创建一个印刷厂;以上海为中心,联络中国各地的组织,联络日本、朝鲜等地的组织。这些指令,维经斯基都在中国逐步执行[5]。

1921年1月,根据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决定,东方民族处撤销,其原有成员编入远东书记处,即原属于俄共的东方民族处撤销编入属于共产国际的远东书记处,该工作渠道正式结束。

(二)俄共远东州委(1920.3—1920.8)。根据《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记载,俄共远东州委1920年3月3日成立于上乌丁斯克(现乌兰乌德),后来迁到赤塔,目的是“为了管辖即将成立的远东共和国境内的党组织”。“远东州委刚成立时是俄共西伯利亚局的下级组织,同时,因为远东全境尚未统一,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也设了分局。这个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内设有外国处,作为对外工作机关。”1920年8月,“远东州委升格改组为与俄共西伯利亚局同级的俄共中央委员会远东局”[1]p80。这个时间点不是巧合的,俄共远东州委在东方民族处成立的同时进行改组,实现由地方党委升格为中央直属部门的转变,其工作方针也进行了调整,对华工作权力大都划归东方民族处。

根据石川祯浩的考证,“作为苏俄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位‘使者、其后数次出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给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巨大影响的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原著译为“魏金斯基”——笔者注),是于1920年4月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被派往中国的”[1]p84。而派遣机构是“俄共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的确,1920年1月,“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共远东州委(此时仍处于地下状态)在1月刚刚发给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通报说,准备与中国革命家建立经常性联系。在这种形势下,威廉斯基不仅出席了在尼科里斯克召开的俄共远东地区代表会议……后来还亲自去了中国”,由于“当时的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势力相当大”,而当时身负俄共政治局使命的远东事务全权代表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又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因此威廉斯基肯定与派遣维经斯基一事有关,石川祯浩也认为“维经斯基一行由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去中国,就是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指示的”[1]p73。

据此,“维经斯基来华,按上述苏俄对华工作机关的演变来讲,是在其中的主要机关即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成立以前”,又由于派遣维经斯基与威廉斯基有关,而威廉斯基又与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有着密切联系,在当时消息不通、战乱频繁的岁月里,维经斯基来华“起初可能是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独自进行的对外工作之一”[1]p84。事实上,在后来东方民族处递交给莫斯科的报告中,维经斯基一行赴中国确实被看成俄国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城市在远东独自进行的行动之一。结合上文对东方民族处的分析,我们可以概括为,作为苏俄对华工作的著名使者,维经斯基在1920年4月至8月期间,是作为俄共远东州委的工作渠道来华的,在1920年8月至1921年1月,则是作为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工作渠道来华的。

(三)俄国共产华员局(1920.6—?)。根据《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俄国共产华员局主要是由在俄的中国侨民组成,直属俄共(布)中央并接受其领导的机构。1919年左右,当时,在俄国领土上,有40万—50万中国人居住在西伯利亚、远东一带。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劳工。十月革命后,这些中国侨民中的部分人也响应革命而成立了各种组织,其中比较活跃的就是刘泽荣和张永奎等留学生组织的“中华旅俄联合会”(1917年4月成立于彼得格勒),以及十月革命后由该组织发展而成的“旅俄华工联合会”(1918年12月成立于莫斯科,会长是刘泽荣)。这个联合会得到苏维埃政府的承认,一方面帮助贫困的中国工人回国,同时作为事实上的中国人的共产主义组织开展活动。其后,“旅俄华工联合会”扩大了活动规模,并建议苏俄政府向中国派遣代表,同时于1920年6月25日在会内成立了“俄国共产华员局”,7月1日得到俄共中央委员会承认,成为实际上的党组织。

俄国共产华员局成立后,旅俄华人党组织加快了发动中国革命和建立国内党组织的步伐,开“中央党校”“教育培训班”,发行《震东报》《大同报》《华工报》《共产主义之星报》等报纸,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6]。与此同时,就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地方党组织的对外工作机关渐次形成的时候,俄共中央于1920年9月2日决定,把中国侨民团体在莫斯科成立的上述组织迁至远东,改称“远东俄国共产华员局”,并令其与伊尔库茨克的东方民族处直接联络、从事活动,该举措扩充了东方民族处的人员,也实现了多渠道合作[7]。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并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后,为了解决跨党问题,大批华员局党员转为中共党员,其中一大批华员局党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负责人,他们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骨干力量,自觉地充当着桥梁和纽带,推动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向前发展。而俄国共产华员局究竟于何时撤销,由于笔者掌握的资料有限,因而未查到明确时间,留待后续研究。

二、共产国际系统

共产国际是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组成的国际组织,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总部设于苏联莫斯科。共产国际又名“第三国际”,以别于第二国际。共产国际初成立时各国支部很多都是从第二国际原有的支部分裂出来的,即是说第二国际中的革命派发展为第三国际,正式抛弃改良主义,而号召世界革命。但在中国,与第二国际联系的组织很少,内生分裂组建支部并不可取。因此在1920年至1922年间,本着“世界革命”的精神,共产国际在中国自身革命因素的依托下,大力开展对华工作,帮助扶持建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对此重点讲述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但根据其他档案,经过系统化补充,具体有如下渠道:

(一)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1920.4—1920.8)。1920年4月,俄共(布)派遣维经斯基来华,其后,共产国际正式设立指导中国革命的下属机构,第一个即是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根据相关材料,该处下设中国、朝鲜和日本三个科。书记处全会选出三人临时执行局,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任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中国科的工作任务是:进行党的建设、工会建设,开展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出版工作等,帮助“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8]。1920年8月,也就是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在伊尔库茨克成立前后,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即自行解散,相关工作移交东方民族处。由于该机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中并未明确提到,因此不作详细介绍。

(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1921.1—1922.1)。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这样记载:“再来看共产国际系统,其对华工作的准备工作也是自年下半年正式开始的。如前所述,同年7月,马林、刘泽荣、朴镇淳等人曾于莫斯科就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一事进行过磋商,后来,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会在8月决定,在世界各重要地区派驻驻外代表,并指定马林为驻上海代表。9月15日,该执行委员会又决定在远东设立共产国际书记处。”[1]p82这个在远东设立的“共产国际书记处”也就是后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事实上,根据档案记载,这个机构的成立和东方民族处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当时通信条件不好,对华各渠道都不便协调,而各路代表都想得到共产国际支持,派出的代表使东方民族处的工作呈现复杂局面,有能力的共产党员数量不多。在此情况下,东方民族处主席布尔特曼于1920年9月15日建议将东方民族处改组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书记处,命舒米亚茨基和冈察洛夫立即到莫斯科。对比石川祯浩和相关档案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布尔特曼建议改组东方民族处的时间与共产国际执委决定设立远东书记处的时间一致,鉴于共产国际的组织架构和当时混乱的环境,因此可以认为这两者事实上是一回事。

对于这个即将成立的新机构设在何处,苏俄各系统有一番争执:“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遂反复要求把共产国际的书记处设在该处。开始时,共产国际书记处似乎准备设在远东共和国首都、同时也是俄共远东州委所在地的上乌丁斯克(或赤塔)。后来,围绕远东的书记处应该设在哪里,以及如何统一山头林立的各机关进行了反复探索”;“最后,1921年1月,根据俄共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分别于1月5日和15日做出的决议和决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设在了伊尔库茨克。”[1]p83根据前面的介绍,东方民族处也是设在伊尔库茨克,其撤销之时正是远东书记处成立之时,且基本保留了东方民族处的人员,加上布尔特曼在其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是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合理继承。“至此,原来分属共产国际、东方苏俄外交组织、党组织的对华工作机关,基本上统一到了共产国际系统里。”当然,这个渠道的统一只是“基本”而已,还有许多矛盾和冲突蕴藏其中。

随着形势的转变,共产国际要把中心移到莫斯科,于是该机构的工作和活动到1922年春便逐渐分散到其他部门去了,结合下文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的记载,远东书记处实际在1922年1月便逐渐事实上停止了活动[9]。

(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1922.1—1926.3)。根据档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于1922年1月成立,并由伊尔库茨克迁至莫斯科,由维经斯基任东方部部长,斯列帕克为副部长、考夫曼为中国顾问,并由这三人组成领导班子。新成立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要任务是,代表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担负具体指导与中国、朝鲜等国的革命者建立联系和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具体工作主要有:编辑远东通讯,按名单寄给各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成立外文图书出版社,建立编辑室,出版科教刊物,开办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图书馆等[10]。

1922年12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局收到了维经斯基等三位东方部领导人提出的书面报告,建议将东方部分成三个独立的部门:近东部、中东部、远东部。根据建议,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委员会讨论修改后,1922年12月2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共产国际东方部直辖局,即史料所称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部(远东局),该部于1923年1月2日获得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局正式批准。其任务是:向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会提出建议;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对出版和政治运动给予指示;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以及监督妇女和青年运动等[11]。

1926年2月3日,时任东方部部长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写信给季诺维也夫,报怨东方部“一直处于不正常的工作条件下”,一个多月后,东方部被改组为近东书记处和远东书记处,而其下属的远东部也随之改组,该渠道正式撤销。鉴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对上述两个机构未有明确说明,加上成立和运作时间在苏俄历史中的边缘性,在此不作详细阐述。

三、远东共和国系统(1920.8—1922.11)

远东共和国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词,它于1920年4月6日宣告成立,1922年11月15日宣布归并苏俄。它是苏俄国内战争期间在远东地区创立的一个与苏俄政权并存的独立共和国。作为日苏之间的“缓冲国”,远东共和国为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起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作为独立的国家,远东共和国曾与毗邻的中国展开过积极、实际的外交活动,并帮助共产国际与俄共(布)传递情报,构成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一页。因此,在苏俄早期对华工作渠道中,远东共和国系统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组成部分。在我们研究的历史范围内,具体渠道为1920年派往中国的远东共和国使华代表团,《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对此说道:“远东共和国虽说在苏俄控制之下,却在以独立国家的地位开展对华交涉。远东共和国的正式对华外交交涉,始于以优林为团长的代表团(名义上是商务代表团)访华;该代表团于1920年8月26日到达北京。”[1]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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