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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奇缘蝶恋花

王少军

一个以摄影为武器的战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首《在松花江上》的歌曲,迅速传遍中国大江南北。广东省汕头市电报局的职员沙飞(原名司徒传)和王辉(原名王秀荔),顿时热血沸腾,他们思考着如何报效祖国。在他们的推动下,电台成立了一个救国会,他们都被选为常委,救国会的工作主要是捐款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出版刊物《醒来吧》。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后他们的募捐工作更加紧张,全台的人都很热心。他们还增加通报时间,专门收集上海十九路军抗战的消息,然后给汕头市民报道。

在抗战救亡中,沙飞和王辉结婚了,他们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父亲是特级报务员,有着优厚(150块大洋)的工资收入。不久,我的大哥大姐相继出生,家庭中充满了欢乐。

为蜜月旅行买的照相机使父亲对摄影产生了兴趣,逐渐迷上这小黑匣子。他每月给父母亲寄钱后,留下的不多的钱几乎全用在了摄影上。最初每逢节假日,一家子出去游玩,或游泳、打球、看比赛、听音乐。但当父亲的镜头开始对准劳苦大众后,他陪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在不断发展的抗战形势下,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都积极寻求救国出路。父亲认为摄影也可以为抗日救亡服务,他努力钻研摄影技术。

1936年初,父亲拿一本外国画报给母亲看。里面有几幅照片,是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菲迪南大公到访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族一青年用手枪打死的场景,这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他激动地说,一个摄影记者随机拍下了这一历史场景,一下子出了名。我要当摄影记者,我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说这话时,父亲心情激动,眼睛放着奇异的光,这让母亲终生难忘。

这几张照片,从此改变了沙飞的人生。

1936年6月,父亲背着照相机,乘着小木船,颠簸几个小时,再次来到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南澳岛。他拍摄了数十张照片。

1936年11月,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星期刊》发表了署名沙飞的一整版6张照片,题目是《南澳岛——日人南进的一个目标》。不久,这些照片又以《敌人垂涎下的南澳岛》《国防前线南澳岛》等为题,先后在《中华图画杂志》及在广州、桂林举办的沙飞摄影展览上发表。

父亲以自己特有的敏锐和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感,对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南澳岛第一个并多次作了摄影报道。

1937年1月初,父亲到达抗战文化名城广西桂林。当月18日《桂林日报》即发表了父亲的一首诗《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不怕你有锋利的武器、凶狠与猖狂/我决不再忍辱、退让……我要为争取生存而流出最后的一滴热血/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

这位以拍摄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及葬礼,并在广州成功地举办了第一次个人影展的摄影家,在桂林公众面前的第一次亮相,即引起广西文化界、艺术界的关注。

父亲到桂林不久,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告知已到桂林,并准备举办个人影展。正当父亲踌躇满志时,收到母亲来信:希望你能尽快回到汕头,否则离婚。

这封信如晴天霹雳给父亲以致命的打击,几乎使他疯狂、崩溃,他的心被深深地刺伤了。他,没有回家。他曾写道:“……痛哭过甚至企图自杀过。但是因为随即记起了鲁迅的一言‘能生(憎),能爱,才能文和托尔斯泰的‘不要让现实的大海把你毁灭。于是我才以衫袖揩干了热泪,执起笔来,写下这么八个字‘誓不屈服牺牲到底,然后大笑起来,回了妻子一封同意离婚的信。”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离婚妻子的怨恨。他把痛苦深埋在心中,努力使自己忘掉“王若冰”。

桂林影展闭幕后的第十天,卢沟桥事变发生。父亲随即准备上前线。

8月15日,《广西日报》刊登了署名沙飞的文章《摄影与救亡》:“……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摄影工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1937年8月13日桂林。”

这是沙飞参加抗战的宣言书,也是他给桂林人民的告别信。他带着朋友们捐助的摄影器材,豪情满怀地踏上征途,奔向沙场。

父亲为摄影,离开了家;为救国,奔赴华北抗日前线;还由于“恨”妻子,私底下将“王秀荔”改名为“王若冰”。

父亲在抗战中,拍摄了许多文献性的历史珍贵照片,例如《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白求恩做手术》《战斗在古长城》《八路军铁骑兵向塞外挺进》《收复插箭岭》《聂司令员在前线指挥作战》《军调执行部三人小组》等。

父亲,为民族、为国家、为世界留下了发生在中国历史舞台上那一幕幕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画卷。他的镜头记录的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一切,但作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缩影,他为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照片,而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当人们驻足在这一幅幅历史画卷前时,不能不为之震撼。

坚强的女性

当初父亲迷上摄影时,母亲一直认为,摄影不是职业,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父亲为了摄影离开家,没有固定工作和收入,只挣点稿费,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其实1936年冬,母亲背着丈夫已经参加了“潮汕抗日义勇军”,搞读书会、新文字运动,1937年9月即已参加中国共产党。她考虑再三,给在桂林的丈夫写了封信,书面提出离婚,这是她的杀手锏。她认为毕竟是恩爱夫妻,又有两个孩子,他爱自己,爱孩子,爱家庭,决不可能同意离婚,他收到信后,一定会立即返回汕头,重新开始生活。

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丈夫竟然会弃家搞摄影。她终于意识到,他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家庭和摄影,他更爱的是摄影。她了解他,一旦决定了干什么,就一定干到底,决不回头。她没有再写信,无奈地吞下了自己酿的一杯苦酒。

母亲在父亲走后,既要挣钱养家照顾两个孩子,又要参加抗日工作。1937年8月,汕头青年抗敌同志会正式宣告成立,母亲是发起人之一,任理事。她在青抗会用的名字是王玉珠,到重庆后改名为王辉。

1937年9月,汕头青抗会组成国民党第一五五师随军工作队,母亲加入工作队。她穿上军装,剪短头发,扎起绑腿,背起行装,到潮安、揭阳、普宁等县,巡回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动员工作。她在话剧《送郎上前线》中,女扮男装,演男主角,演得惟妙惟肖。这个话剧轰动一时。

1938年初,母亲担任中共汕头市委妇女部长兼潮汕中心县委妇女部长。仍然是电报局职员的母亲,奉命做上层妇女的统战工作。她经过努力争取,得到了第一五五师师长李汉魂的妻子吴菊芳的支持,与国民党汕头市妇女会主任陈瑞莲多次接洽,共同筹备、成立汕头市妇女抗敌同志会。

1938年三八妇女节,青抗会组织纪念大会,主任陈瑞莲主持,母亲作为宣传干事做了国际妇女运动报告。大会发出“妇女动员起来救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大潮汕!”的怒吼。会后举行环市游行,规模空前。1939年3月15日,青抗会会刊《抗敌导报》纪念妇女运动专辑发表文章《抗战中的潮汕妇女》,署名王秀莉。1938年5月,中共潮汕中心县委机关搬到母亲家——汕头市新马路79号。方方、谢育才、李碧山、苏惠等中共南委领导人到汕头时,常住在她家。

1938年底母亲通过《新华日报》陈克寒的文章《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知道父亲已奔赴华北前线参加了八路军。她既高兴,也不感到意外,又终于明白:他再也不会回家了。

1939年春,方方派母亲从汕头到香港找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连贯,请示并准备去南洋到华侨中进行抗日救国募捐工作,为潮梅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筹集经费。这次去香港,母亲带上了两个孩子,准备把他们送往香港保育院。母亲离港前,嘱托香港朋友吴伟机:孩子的父亲已去华北前线抗日,现在战乱,我随时都有可能牺牲,如果我死了,请你帮我照顾两个孩子。在朋友的关怀下,两个孩子被送进了保育院。

1939年6月22日,汕头沦陷。得到消息的母亲立刻赶回已撤至郊外的电报局,按预先指示发急电向闽西南潮梅特委、青抗会及各分会报警。随后,青抗会及时组织撤退。金砂乡分会得知情况后,迅速向保安第五团“借”枪支弹药,这批枪弹成了当时潮汕游击队抗日的主要武器。母亲站好最后一班岗,完成任务后从容撤退。

从此,汕头市一个温馨浪漫的小康之家彻底破碎。父母亲各自走向抗日前线,一双儿女流落为难童,一家四口天各一方。

1940年9月母亲随方方离开广东到了桂林。她在李克农领导的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了几个月。母亲一直牵挂着两个孩子。她曾向李克农提出,可否请廖承志撤离香港时将自己的两个孩子带出来。李克农说,现在香港十分混乱,廖承志工作很忙,自顾不暇,没有办法。年底母亲收到吴伟机来信,说香港保育院已撤退到贵阳。

1940年12月,母亲奉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她乘八路军军车经过贵阳休息时,有意识地翻阅当地报纸,在报纸的下角发现关于香港保育院一批儿童到达贵阳的消息。她在贵阳八路军交通站负责人袁超俊陪同下,在一座被日本飞机轰炸过的破楼里,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孩子——7岁的司徒飞(儿子)和5岁的司徒鹰(女儿)。兄妹两人经过长期逃难生活,骨瘦如柴、眼睛发炎、皮肤溃烂,和街头小叫化子没有两样,已是寒冷的冬天,还没穿棉衣,晚上睡觉没有棉被。他们望着眼前这个面熟而又陌生的女人发呆,母亲在他们脑海里已淡漠了。母亲一把将两个孩子拉过来,紧紧搂抱着,亲吻着,叫着他们的乳名,他们才慢慢地胆怯地喊出了“妈妈!”母子3人悲喜交加抱头痛哭。经过近两年的颠沛流离,在远隔家乡千里之外的落后闭塞的地方居然与失散的亲生骨肉重逢,这让母亲既高兴又心酸。

母亲随后请示李克农,要求组织将两个孩子送往延安。李克农要袁超俊打电话向重庆的周恩来请示,并命令身上带有绝密账本的母亲必须与办事处人员按规定时间离开贵阳。母亲与孩子分手时,流着泪抱着他们说,你们一定会回到妈妈身边的。12月底,她抵达重庆,办事处钱之光处长告诉她,周恩来已批准把两个孩子带到重庆。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南方局决定部分人员及家属撤到延安。为此,王辉的儿子(改名为王大力,即王达理)、女儿(改名为王小力,即王笑利),谢育才的女儿谢莹(改名为王莹),李克农、博古等人的孩子及李鹏、叶选平等一同撤离。同一批走的还有蒋南翔、李金德等人,100多人分乘几辆大卡车和一辆小轿车,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前去送行。到达延安后,大哥大姐到延安保小读书。

在重庆,母亲担任中共南方局会计兼出纳,她在机要、电台所在的三楼办公。其他人不能随便进出,对内部人也保密。南方局经费来源绝密,财务账目绝密,母亲的工作绝密。周恩来、董必武等用钱都在母亲那里支取,给她收条。她用最薄的纸做账页。每月终,她把账结清,然后交周恩来的秘书童小鹏审核,之后把单据销毁,在账页上签名作绝密件保存。有几次周恩来叫她到办公室,将现金交给她,让她当场清点。这都是捐款,是共产党活动经费。当时,共产党经济十分困难,不少爱国同胞、华侨和外国朋友给予很大支援。周恩来再三嘱咐母亲,钱来之不易,要绝对保密,如果暴露,捐款人就会被追查迫害,将造成极大的损失。当时母亲保管的现金数目相当大,她还保管一些衣物,方便同志外出化装。她工作时穿军装。

党中央为照顾周恩来,发给他180元保健费,母亲把钱拿给周恩来。他说,我身体很好,不需要,小超当参议员有津贴,够我们俩用。母亲说,这是中央决定发的,你不要,我不好处理。说完把钱放在他办公桌上就出去了。后来知道,周恩来把这笔钱给了有实际困难的同志。

周恩来在公开场合穿的一身西装,是他在苏联休养时做的,裤子早就磨破了,邓颖超找母亲要一块布补这条破裤子。母亲觉得周恩来穿得太寒酸说不过去,她从周的警卫员那里要了那条裤子做样,买了料子,送到裁缝店做了条新裤子,做好后不敢送去,交给邓颖超,为此周恩来把母亲批评了一顿。母亲执行财务规定,继续把周恩来夫妇份内的钱如数发给他们。他们并没有用,都给了更需要的人。

1942年下半年,母亲患了肺结核病。病中的她看到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的《抗战中的八路军》及沙飞主编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华北前线的照片,有的也署名沙飞。她看着画报,想了很多:“他在用摄影为抗战服务,当初那么坚决地反对他搞摄影,真的错了。他现在生活怎么样?想我和孩子吗?还恨我吗?”坚强的母亲掉下了眼泪。她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对生活、对前途几乎失去信心。前去探望的邓颖超看到她情绪低落,主动跟她聊天,讲自己在长征途中患了肺病,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坚持走到陕北,鼓励她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母亲跟邓大姐谈了自己与沙飞的关系。大姐说,既然你们俩现在都参加了革命,如果他现在还没成家,就应恢复关系。谈话后母亲似乎看到希望,心情平复了很多。她经过一段时间休养,病好后恢复了正常工作。

战火中破镜重圆

1944年3月,母亲奉调到延安学习。走前两个月她很忙,要把办事处的账目全部结清,向中央报销,要把各界捐来的数百万元钱清点好、包装好带往延安。最后结账时,她发现少了法币1万元,多次查找,仍然查不出原因。钱之光处长帮助查,也未查出。她非常着急,这是她从桂林到重庆管财务以来出现的最大失误。她要求给予处分,并表示到延安后,搞好生产,增加收入来偿还这笔款。

1944年5月,母亲到达延安。周恩来知道母亲工作出了差错,立即叫她去汇报,并把情况写成书面报告,还说,忙中有错是难免的,要好好吸取教训。

初到延安,母亲在《我的自传》中写道:“抗战后,听说他到华北,现在晋察冀,改名沙飞,在画报上常常看见他的摄影;我们过去的离婚,不是为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我对于他的爱没有完全消灭,听了他进步,我甚快活安慰,认为我过去没有爱错人,我常常默祝他进步、健康、幸福。”

母亲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住了一个多月后,进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后来转到六部。她向从晋察冀边区来的同学打听沙飞的情况,当知道沙飞已经加入了共产党、还没有结婚时,一向冷静、沉着的母亲沉不住气了。她找到周恩来、邓颖超,跟他们谈了自己和沙飞的关系及他现在的个人情况,并要求转封信给他。邓大姐说,应该恢复关系。母亲马上写了封信给沙飞,告知他自己在延安学习,两个孩子也在延安上学。周恩来把信交聂荣臻后,很快托耿飚将信带去晋察冀边区。母亲原来从不跟孩子提及他们的父亲,她从周恩来那里回来后,告诉他们,你们的爸爸叫沙飞,在华北前线晋察冀军区搞摄影,是画报社主任。孩子们高兴极了。

周恩来与聂荣臻很慎重,因为在战乱中,各种情况都可能出现。聂荣臻发一封电报到晋察冀政治部,朱良才、潘自力接到后,当天通知沙飞到政治部。他看了电报,得知母亲曾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跟周恩来、邓颖超一起工作,负责财务,现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两个孩子都在延安读书时,一时间他愣了,脑子一片空白,不知说什么好,反复看着电报,很久才回过神来。朱良才征求他本人对复婚的意见,朱主任说,你的情况由我们电复延安。你本人究竟欢迎不欢迎王辉和孩子,只能你自己答复。父亲毫不犹豫立即明确表态,我愿意与她复婚!他立即亲自复电报。离开政治部后,想到一家人将团聚在华北抗战前线,他非常兴奋,高兴地骑着马,飞奔了十几里。他知道,在自己内心深处,始终有“她”和两个孩子的位置,这也是他们“离婚”8年、而他仍然独身一人的根本原因。

不久,延安中央党校办公室通知母亲去杨家岭周恩来那里。她立刻猜到,一定是有了关于“他”的消息。电报由周恩来秘书转交,她看到了朱良才和父亲分别拍的两封电报。朱良才代表组织介绍了父亲的情况:政治上是共产党员,工作是晋察冀画报社主任,生活是未成家。父亲的电报是:信收到,即带飞儿来此。母亲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她专门去安塞延安保小,把父亲来电报的好消息告诉孩子,他们高兴得跳了起来。邓颖超希望她在党校学习完再走。母亲给父亲回了封电报:我学习完便去。望等我。

1944年初冬,在中央党校三部学习的师容之找到母亲,转给她一封信,是父亲在4月份托他带给她的。她感到非常奇怪和意外!因为当时自己还在重庆呢!他怎么知道两个孩子在延安、我很快就要到延安呢?原来,1943年12月,父亲身负重伤,双脚几乎要被锯掉。躺在病床上的父亲突然特别想念妻子及两个孩子。自从他回了同意离婚的信后,如今已经整整6年了!再也没有她们的音讯了!她们在哪里?她们的命运如何?他在心中思念着他们,呼唤着他们!他感觉、希望、相信他们会在延安。他的感觉是对的。

1944年春,政治部师荣之去延安前,专门去看望父亲。父亲交给他一封信,托他到延安后,去找自己的两个孩子。师荣之答应了。但昔日的王秀荔已改名为王辉,俩孩子也已改名换姓。师荣之到延安后,根本无法找到他们。

师容之为了不负朋友之托,写信回晋察冀。此时已与母亲联系上的父亲立即把妻子的姓名、地址清楚地告诉了他。这封信从春天辗转到冬天,终于到达母亲手里。师荣之还专门去学校看望两个孩子,知道是父亲身边来的叔叔,孩子们感到格外亲切。每天,母亲都把信及电报看了再看,思念着远方的亲人,想到很快将与丈夫团聚,她心花怒放。这是心有灵犀的奇缘呀!这是他们命中注定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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