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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和周恩来在1956年反冒进前后

宋毅军+任元娜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尤其是1955年经济出现大好形势,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巨大成就面前受到极大的鼓舞。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反对保守主义、加快建设速度、要求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更大成绩的思想倾向凸显,它推动了经济建设的急躁冒进。陈云和周恩来顶住毛泽东反对反冒进的极大压力,在1956年前后始终坚持中共八大确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云和周恩来等根据经济建设中的实际情况,纠正经济建设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高指标、高速度的急躁冒进

1956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泽东1955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正是在这种极左思想的推动下,高指标远景计划、年度计划、年度预算出现了超出实际可能的急躁冒进倾向。

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经过周密计算得出:如果按照各系统提出的这些高指标去做,那么,在1956年,国家统一分配的8类物资250余种产品中的大部分将是紧张和严重不足的,最突出的是钢铁严重短缺,差额达70多万吨,这将使当年经济建设受到严重损害。

从2月中旬到4月底,毛泽东先后听取国务院34个部委负责人的汇报,陈云多次参加毛泽东主持的这些汇报会。在听取汇报期间,毛泽东称赞陈云管理财经工作不是教条主义地学苏联,而是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正是根据上述调查研究,陈云和周恩来等积极参与了制定经济建设正确方针并予以坚持。

在中共八大的筹备过程中,陈云和周恩来发现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要求过高过急,担心继续下去将会很快打破好不容易才扭转的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局面。因而,在1956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陈云就国家如何投资和预算提出:“国家要有一定的投资,比如民办的事业要加以公助,这是必需的。但是,中央各部,各个地方,也不能开大预算。”“大预算是不合乎情况的。”他还就扩大生产和实际财力问题指出:“现在开两个会议,一个叫计划会议,一个叫财政会议。在这两个会议上,应该好好地讨论生产,同时又讨论财力。一定要使我们的生产得到发展,但是财政要得到平衡。”他强调:“毛主席讲的是什么呢?叫又好,又快,又多,但是后面还有一个又省。”

2月8日,陈云就《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作说明时,严肃地批评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一些冒进倾向,并提出要解决生产经营中品种减少、质量降低等问题。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继续陈云说明的话题,指出了急躁苗头,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他说:“商业部、手工业合作总社、供销合作总社等单位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例如,“决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然,“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这次会议及其所作出的决定,也对远景计划和1956年年度计划关于提早完成工业化的急躁冒进倾向进行了批评。此后至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前夕,陈云协助周恩来多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解决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指标过高、完成要求过急过快等问题,力求把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压下来,把达不到的完成加速度缓慢下来,使其尽可能符合客观实际。

2月10日,经过陈云和周恩来等人的积极努力,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几天前刚刚闭幕的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的1956年计划指标进行压缩,其中把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额削减了6%。对此,陈云解释道:工业高潮来了很好。但对困难要有足够的估计,不能回避。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尽了可能的不叫“小脚女人”,超过可能的是“左”。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最终讨论并通过了经过压缩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

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由于高指标、加速度仍超过物力的实际可能,各部门间出现了争物资、争钢材的现象。陈云说:“过去吵财力,现在进到吵物力了。大家争钢材,表明我们的计划是很紧张的。”“各部门讲今年的计划(主要是品种计划和季节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需要注意。”周恩来明确地支持道:“陈云同志说得好,过去吵财力,现在进到吵物力,我看以后还要吵人力。各方面能够提出问题,只有好处,没有害处。但是,订计划不能只有加减法,还要有乘除,有比例。”“我希望大家在财力、物力、人力(的平衡)上交锋。”会议责成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和计委副主任邀请各工业部门、有关的交通运输部门分别节约钢材4%、2.5%。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二月促‘退会议”。

3月6日和4月1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分别讨论了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与1956年基本建设和物资平衡问题。“经济建设必须注意综合平衡的问题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这是陈云在这两次会上阐述的重要指导思想。在讨论国家预算问题时,他在仔细地分析了预算收入和支出状况后指出:“预算平衡容易,如果现金不平衡很危险,必须要看现金能不能平衡。一九五三年开财经会议就是因为动用了上年结余三十亿,现金不够了。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每年总要结余些才行。”在讨论基本建设和物资平衡问题时,他认为:生产与基建关系,“基建首先决定于生产,而不是决定于财力,钱是用来买材料的,如果材料买不到,钱又有什么用?材料的来源又首先决定于国内的生产,而不是进口。当然,某些特殊的品种,进口也很重要”。计划应该按比例发展,而基建和生产的比例是最重要的,如基建超过了生产就不行。以后订计划应该首先进行物资平衡,再进行财力平衡。他还提出年度的现金平衡要搞得切实有把握。对陈云发言所说的问题,周恩来深有同感。他明确表示:“陈云同志已经把结论做了。”并强调:“生产是中心”,“生产是主要的环节”,在生产与基建的关系上,“首先就要进行很多平衡工作”,“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

因为整个国民经济在4月份出现日趋紧张的局面,从5月起,陈云和周恩来等由防止急躁冒进进一步转到反对和纠正急躁冒进上来。这就有了陈云和周恩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稳步前进综合平衡的基本点,从6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研究压缩1956年计划指标开始,明确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正确思想观点。

陈云和周恩来等从5月至6月开始,力主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中共八大明确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准备过程中,6月4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召集有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参加的会议,共同讨论《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会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了1956年上半年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现象,提出准备继续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紧缩财政开支的任务。会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认为既然预算数字不可靠就应该削减,在经济建设中要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根据会议精神,会后由周恩来和陈云负责对1956年国家预算数字进行削减。

6月1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6月4日会议决定,基本通过了决算和预算报告的初稿。周恩来于1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30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这个报告草案,提请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查,并决定由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作为国务院代表在会上作这个报告。在12日的会上,陈云继续阐述经济建设必须注意综合平衡问题,认为预算打冒了或打少了都不好,“预算不平衡,现金也不能平衡”。“今年不但没有结余,还要动用上年十亿结余。”现金不平衡就要发钞票,如果钞票发多了物价就要上涨。“物价涨百分之五,等于把增加的工资涨光,猪肉、鸡、鸡蛋会紧张。”周恩来就陈云提出的这个话题继续说:预算不平衡会直接“影响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去年十二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6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召开,李先念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会议作报告,其中的点睛之语是:“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周恩来称赞这是报告中“比较精炼”的话语。为配合宣传李先念代表国务院在报告中提出的指导思想,在刘少奇支持下,《人民日报》于6月16日、20日连续发表《读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诠释这个报告。这样,陈云和周恩来自2月以来反复提出的反对冒进、稳步前进的主张,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会议后,陈云又协助周恩来着手抓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编制工作,坚持在工作中认真实施、真正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实际上,这时国家计委报送的“二五”计划两个方案的指标都过高、过大,特别是第一方案与当时的实际国力很不相符。7月3日至5日,陈云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参加讨论这两个计划方案。周恩来和陈云等一致认为:第一方案冒进了。第二方案虽削减了一些,但也不可靠,是危险的。特别是陈云等明确表示不赞成把钢产量作为衡量国家工业化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他们一致主张精打细算,真正搞一个把粮、棉、钢等高指标降下来的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案。他们一致认为:粮食生产很难以每年6%以上的速度增长,“搞这个假设不好”。“农业生产一算高了,农业税、轻工业利润、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预算等一系列数字都受到影响。这是一个根,而这个根是我们最不容易掌握的。”在财政收支指标问题上,“二五”期间要求财政收入和支出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长,以实现五年累计2600亿元的指标“实际上达不到”,结果会使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也保证不了”,因此这个指标“应该压下来”。在工业生产指标问题上,设想到1967年钢铁产量达到2700万吨至3000万吨,“这是高的想法”,“我国工业化的关键不在于钢能否达到这个数字”,“更重要的,也是要各种机器都能制造,技术高,有发展的余地”。根据会议精神,国家计委在会后调整了“二五”计划方案,于7月下旬拟出一个新方案。8月上中旬,陈云出席了周恩来在北戴河召开的会议,对新方案进行核算,又对部分指标作了调整。

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权衡,陈云把国家计委“二五”计划建议第一方案中主要指标的1962年产粮6400亿斤、产棉7000万担,核改为年粮食产量5000亿斤、棉花产量4800万担。周恩来充分相信陈云经过权衡后的核改,他在9月初阅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时,将别人改动后的“年粮食生产五千二百亿斤,棉花五千二百万担”数字,又更正为“粮食生产五千亿斤左右,棉花四千八百万担左右”,并旁注:“粮棉产量是经过多次商议并与陈云同志谈过的。”可见,国务院最后敲定提交给中共中央的“二五”计划建议的指标是陈云和周恩来等经过反复推敲、接近实际的数字。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继续明确坚持5月至6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大会上详尽地论述了这个方针。他指出:“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同时,要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要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要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

薄一波后来回忆陈云前往机场为出访的周恩来送行时的情景:“陈云同志送总理回来后赶紧打电话给我,说:‘总理上飞机时同我讲了三次,他要我转告你,基本建设投资不能超过一百亿元。可见,总理反对急躁冒进很坚决。”

陈云和周恩来等因反对经济建设冒进的思想和实践受到严厉和反复批评,虽然他们严重困惑,却仍然为经济建设健康发展而努力

当时,毛泽东虽然没有对反冒进表示不同意见,但采取的是保留态度。

例如,《人民日报》于6月20日发表刘少奇要求中宣部起草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肯定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总的情况是好的、健康的,是在不断前进的,又分析了经济建设中存在的急躁冒进问题。社论强调:“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刘少奇审阅修改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认为社论的内容是针对他的,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薄一波认为,1956年“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正确的方针,遏止来势很猛的冒进倾向,而是一个劲地反对‘右倾保守,只讲多和快,不讲好和省,那么,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有可能会提前到来”。

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召开。刘少奇在报告中关于经济建设的比例关系和建设速度问题也发表了意见。他说:我们应该注意国家积累、发展比例等问题,“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昨天陈云同志也讲,他主张宁愿慢一点,慢个一两年……每个五年计划慢个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一些,还是‘左倾一点好?”“昨天有同志讲,慢一点、‘右一点,还有一点回旋余地,过了一点、‘左了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

毛泽东在全会上虽然没有批评陈云和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反冒进,但对他们的讲话是不满意的。毛泽东提出:“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报告中说过‘稳妥可靠这个话,我建议以后改为‘充分可靠”。此前,他对周恩来将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要作的包含着反冒进内容的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报告批示道:“此文尚待研究,提出批评。”1957年1月,毛泽东开始批评反冒进了:“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针对陈云和周恩来等提出反对建设中急躁冒进的理论依据——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毛泽东把“不平衡是绝对的”作为强调的重点:“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

这些情况表明,八届二中全会已经反映出最高决策层的认识不一致,但还没有改变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所以,陈云在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继续强调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仍然毫不客气地批评各地的冒进倾向。当上海的领导向他汇报财经工作,提出还缺一些建设物资请中央帮助解决时,他说:“为什么要搞那么多项目呢?与财力物力不平衡呀。那样搞,是不能持久的,非搞得头破血流不可。”上海遂调整了计划。

1957年,经过这年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党的八大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提法,同时对反冒进开始公开提出激烈批评。他认为1956年反冒进,“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毛泽东把防止和反对急躁冒进的建设速度,同阶级斗争、“右倾”联系起来。后来,毛泽东说:“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拉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

在公开批评反冒进的同时,毛泽东提出要加快建设的速度。他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比如工业方面钢产量,我们可不可以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达到2000万吨?“经过努力是可能的。那就要多开小钢厂。我看那个年产三五万吨的钢厂,七八万吨的钢厂要多开,很有用处。”八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关于农业方面,要“在农村中很好地组织一次辩论,讨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发动全体农民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很有必要。要鼓起一股劲来。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闹,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个劲鼓起来了。”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号召“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提出“大跃进”的口号。11月18日,毛泽东在于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根据赫鲁晓夫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的预言,满怀豪情地说:“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超过的标准,是指15年后英国可能年产3000万吨钢,中国可能年产4000万吨钢。毛泽东号召加快建设速度,以及1个月后“大跃进”和“赶超英国”口号的提出,难以避免地开始了“大跃进”运动的轻率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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