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化暴动的历史意义探析

罗微

[摘要]1927年6月至1928年11月,仁化地区党组织在中共广东省委和北江特委的指导下,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割据,建设苏维埃红色政权。仁化地区的暴动有力地反击了蒋桂反革命势力,响应了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与海陆丰暴动形成呼应的局面。仁化暴动和武装斗争过程中的举措,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有益探索,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仁化暴动历史意义探析

1927年6月23日的爆发的仁化暴动,为当时粤、赣、湘三省所瞩目,被中共广东省委称为“农民暴动中最伟大的战斗”[1]。为进一步加深对仁化暴动的研究,本文就其历史意义进行一些学术性的探索。

一、仁化暴动是对蒋桂背叛革命的反抗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基本上摧毁了北洋军阀政权的统治。但是,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进一步发展,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愈加明显,并迅速形成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原来依附北方反动势力、同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双方都有密切关系的政学系官僚黄郛、张群等人联袂南下,在蒋介石身边施加影响。”[2]p191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蒋介石发出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3]p153以李济深为首的国民党广东当局追随蒋介石,于4月15日开始实行“清党”,他们调动军警对广州实施戒严,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据不完全统计,四一五事变期间,在广州封闭工会等团体200多个,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2100多人,其中共产党员600多人,被秘密杀害的有100多人,革命力量损失惨重,众多革命领袖不幸被捕甚或被杀害。革命的发源地广州变成了反革命巢穴。

国民党广东当局特别仇视农民运动,早在此前就想镇压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如果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其他各县的农民都将起来效尤。广东的局面就无法维持了。”[4]p12于是,李济深指示国民党广东省特别委员会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负责改组全省农会,目的是在组织上彻底排除农民协会中的共产党人,改由国民党操控农民协会。

一场以清党反共、镇压工农群众为主要内容的反革命行动迅速展开,广东全省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中。

国民党在广东的清党反共、镇压农运的举动为历来仇视农会的地方反动势力提供了伺机报复的机会。仅北江地区,《广州民国日报》就接连刊发了北江花县、清远等地民团窜匪的消息[5]。仁化县以谢梅生为首的土豪劣绅组织了“清党”委员会,与地方反动武装民团土匪头目互相勾结,进攻董塘、石塘、附城农会会址,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农会干部和革命群众。

面对剧烈变动的局势,中共中央在4月20日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工具”,号召革命人民为“推翻新军阀蒋介石”“打到军事专政”而斗争。21日,中共广东区委以全总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广东省农民协会的名义发表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残暴大屠杀宣言》,“号召全省工农革命群众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军阀刽子手蒋介石、白崇禧”。中共广东省北江特委迅速做出了把整个北江农军武装起来的决定,并提出“到武汉去,集中力量打败蒋介石”[6]p328的口号,通知各县迅速将农军集中至韶关,北上武汉,要“以革命暴力反抗反革命暴力,打响农军革命的第一炮”[6]p328。1927年5月上旬,仁化董塘农会选派140多名农民自卫军,与清远、曲江、南雄等县农军共1200多人组成了北江农军,集中北上,支持武汉革命政府,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行至湖南,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长沙至武汉交通中断,北上农军被迫在湘粤边境停留下来。不久,又传来了仁化县国民党反动武装捕杀关押迫害农会委员、农运骨干和革命群众的消息,仁化、曲江、乐昌部分农军决定返回仁化打土豪劣绅和反动派。他们组成了由梁展如(中共广东省曲江县支部书记)任总指挥,叶凤章(广东省农会特派员、中共广东省曲江县农会执行委员)任大队长的南返农军队伍,日夜兼程,来到澌溪山与第五区农会领导人黄梅林、蔡卓文、廖汉忠、刘振平等带领的农民自卫军汇合。

6月23日拂晓,仁化五区农军、湖南汝城县农军以及北上返回曲江、乐昌等县的农军共100多人,在农会领导人蔡卓文等的带领下,向仁化县城发起了进攻。在近郊莲塘下,农军击退了驻寨岭头(今水塔山)的县团警队,随后又长驱直入,顺利到达了县城沿边街口闸门。早已隐藏在县城的农军战士立即打开了县城南门,第一区(附城)农会委员姚子昭也打开了县城北门。在里应外合、相互配合下,农民自卫军大队迅速占领了县城,打破监狱救出了80多名农会会员、农运骨干和革命群众,并赶跑了反动县长。

仁化农军这次暴动,是在桂系控制广东全省,用“清党”和改组农协等手段扫除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破坏农民运动的情况下,用武力对抗桂系军阀背叛革命的行动,同时也是对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反抗。仁化暴动破坏了国民党在仁化的统治秩序,壮大了仁化地区的革命力量。这次行动发生在中共中央尚未全面部署如何反抗国民党背叛革命的情况下,是仁化地区党和群众主动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反击。

二、仁化暴动是对湘南起义的响应

八七会议前后,湖北、广东、江西以及陕西、河南、直隶等省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全国掀起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高潮。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南下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1927年11月,到达江西上堡的朱德部队为寻找革命朋友,派出10人进入革命基础较好的仁化董塘。他们到达董塘后即与原第五区农会领导人之一的邹耀胜和仁化共产党员蔡卓文等取得了联系,恢复了中共仁化支部干事会,并向他们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当前斗争形势,发动农民继续起来闹革命。在他们的努力下,安岗农会首先恢复了活动,其他各乡(平岗、岩头除外)很快也恢复了活动。仁化的共产党员、农运骨干和农民自卫军指挥员逐步集中,党的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等机构也重新开始活动。11月26日至28日,到达湖南汝城的朱德又召集衡阳所属各县县委书记开会,商讨在湘南发起暴动的事宜。仁化也有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会后,仁化代表回去“宣传了汝城会议的精神,使党员干部明确大革命失败后党的根本任务是以革命的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政权”[6]p653。12月10日,朱德、陈毅率部队进入仁化董塘。在董塘,朱德宣传土地革命,号召一切被压迫的农民武装起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随即,朱德率部与仁化农军相配合攻占仁化县城,打开监狱救出了农友50多人,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物资。朱德对仁化农军进行改编,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独立第四团,并留下了滕铁生等8名军事人员帮助仁化开展武装斗争。朱德在仁化停留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对仁化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但调动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而且帮助他们认识到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朱德离开仁化后,中共广东省北江特委不断宣传朱德会再回到北江,这些宣传震慑了敌人、鼓舞了农军士气。

半月前的12月1日,中共广东省委下发了紧急通知,要求趁粤、桂军阀爆发战争,广州市内兵力空虚,“海陆丰及其他各地的农民暴动又蓬勃的起来了,可与广州工人暴动打成一片”[6]p36之际,立即在广州举行暴动。在《中央通告第二十三号》中,中共中央指出,在广州暴动形势下,“广东总的策略是:广州的力量应迅速扑灭附近的敌人向外发展与海陆丰等势力接合,尤其要紧的是立刻发动全省各地的工农暴动,以全省各地的暴动来保卫决定广州的胜利。”“在两湖党团应全体动员加紧准备在新的战争(西征军入湘)中实现总暴动……特别是湖[湘]南应立刻割据起来……赣南湘南须立即发动,可以直接声援广东。总之,现在要以两湖及赣东南的暴动保卫广东的胜利,扩大全国的总局势”[7]p571。1928年1月22日,朱德、陈毅率部智取宜章县城,拉开了整个湘南起义的序幕,随后将部队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并在广东坪石一带消灭了前来镇压起义的国民党军许克祥师。此后,资兴、永兴、耒阳等县农民武装攻入县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革命烈火燃遍了整个湘南。

朱德在湘南成功发动起义的消息传到仁化后,再次鼓舞了仁化农军的斗志。1月27日,仁化县委在董塘组织召开有23个乡、2000多农民参加的武装起义动员大会,号召工农兵“即刻大暴动起来”,“杀尽豪绅地主”,“组织我们工农政府”。2月4日,在安岗把工农革命军独立第四团改编为广东工农革命军北路独立第八团,团长滕代顺。下辖3个营,后调整由刘三凤任团长,下辖4个营。同时,各乡成立赤卫队。会后,全县很快出现了一边组织、扩大革命武装、打击反动势力,一边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的热潮。

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县委决定举行仁化起义,攻下县城,“然后放弃仁(化)城,取夏富、岩头,与董塘、安岗成犄角之势,造成第二海陆(丰)”[6]p73武装割据。

2月13日6时,团长刘三凤率第八团一部300多人和赤卫队500多人从四面包围了仁化县城。枪声一响,早已恐慌的仁化县警队、民团纷纷夺路溃逃。农军当即占领国民党仁化县政府,颁布《仁化县革命委员会政纲》和《暴动宣言》。

这次仁化起义,是在湘南起义的大形势下爆发的,既受湘南起义的影响,又是对它的响应和配合,其作用不可忽视。

三、仁化暴动与海陆丰暴动形成呼应局面

广州四一五反革命事变后,广东各级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被国民党改组、接收和吞并,遭到严重摧残,全省的农民运动大都遭受挫折,仅有海陆丰和北江地区两处例外。蒋桂背叛革命后,海陆丰的农民自卫军立刻(1927年4月30日)举行了武装起义,但这次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了。1927年9月到10月底,海陆丰地区又爆发了两次武装起义。在9月7日开始的武装起义中,起义军攻占了海丰县城并在海丰、陆丰两地分别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10月底,南昌起义一部与海陆丰农军组建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占领了海丰、陆丰全境及周边山区。随后,彭湃受中共广东省委派遣,从香港回到海陆丰,兼任东江特委书记,领导筹建苏维埃政权。11月中旬,海丰、陆丰两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在彭湃的领导下,海陆丰推翻了旧政权,实行了土地革命,逐渐形成了包括海丰、陆丰全县和惠阳、紫金部分地区的革命根据地。海陆丰同北江、琼崖一样,都是广东省农民运动的中心,都在中共广东省委和当地特委的领导下,坚持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朱德离开北江仁化后,斗争仍在继续。1928年2月13日,仁化农军再次攻占县城,在会师董塘时遭到了仁化“清党委员会”主任谢梅生带领的土匪民团和地主武装的反扑。阮啸仙运用策略,退敌20余里,粉碎了敌人的反扑。2月21日,仁化农军从董塘退守至安岗华阳寨,展开反“围剿”,中共广东省委北江特委也进行支援。在同日发出的给各县县委的通告中,中共北江特委指出要充分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和军心不稳的特点,加紧兵士运动。因为根据广州政治分会的决议,国民党范石生部将要被调派入湘[6]p61。在这种情况下,士兵群众中势必会有人产生动摇、恐惧和愤恨的情绪,因此可以利用这一点去做兵运工作,让士兵投到工农方面参与土地革命[6]p65。于是,中共北江特委提出了“在革命兵士联合会指挥之下,暴动起来,打死反革命的官长!”“穷鬼不打穷鬼,兵士不打农民!”“没收地主土地,给农民兵士!”“建设工农兵政府(苏维埃)!”[6]p96-97等口号,并要求“用仁化苏维埃的名义印发短小的兵士书……派同志扮做各种小贩、游人,装成兵士或军官等,到军队附近以至军营中去煽动兵士、散发传单等”[6]p110。另外,他们还四处散布对范军不利的信息,以蛊惑其军心。同时,中共北江特委还从农军的思想工作入手,帮助他们消除失败主义情绪和对朱德部队过分依赖心理,鼓励各县继续战斗。“六日事变”①发生后,中共北江特委对仁化一再强调,“事变仅是暴动发展的结果;事变是失败主义观念的错误”[6]p101。针对许多同志希望朱德部队返回仁化的情况,中共北江特委一方面不断向仁化介绍朱德部队的近况,让农民明白他们短时间内不可能返回仁化;另一方面,用仁化农军仅凭两支枪就把敌人驱逐到20余里之外的战绩鼓励农军,让他们相信凭借自己的力量同样能战胜敌人。此外,还规定“其余乡村无论有无武装或武装数目多少,皆号召勇敢的及有武装的农民进攻,解安岗之围”[6]p96。同时,派人去与朱德部队取得联系,争取让朱德返回仁化,以解石塘之围。在各种努力下,仁化在敌强我弱的状况下坚守割据10余月,有力震慑了敌人。

仁化与海陆丰南北呼应,沉重打击了广东省的反革命势力,对全国革命局势(特别是湘鄂赣粤四省)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②。

四、仁化暴动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仁化暴动长达一年零七个月,仁化党组织领导农军和广大人民群众赢得了革命的胜利。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首先,仁化暴动对工农武装割据进行了初步的实践,探索了中国革命新道路。革命道路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面临的首要问题。革命初期,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八七会议前后,三大起义和各地大小武装起义给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朱德到达仁化后,宣传八七会议精神,号召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阮啸仙到达仁化后,深入和扩大土地革命,初步进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在党的建设、土地革命、武装割据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方面积累了经验。尤其是在董塘全区农民武装大会通过的提案中,重点讨论了土地革命问题,明确规定农民的权益。参会的各乡干部群众都被发动了起来,准备回去后即与土豪劣绅斗争分田[6]p363。武装大会第二天,阮啸仙主持成立了安岗乡苏维埃,并决定倡导各县根据自身实际成立苏维埃,随后他又主持成立了董塘区苏维埃政府,并成立了仁化县革命委员会。此外,阮啸仙还召集独立第四团进行了军事演习,将第四团番号改为广东工农革命军北路独立第八团,并由其担负起训练各乡农民武装、打击敌人的军事工作。这一时期,阮啸仙虽尚未明确而系统地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根据地为主要依托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但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开始了这一伟大思想的实践,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道路。

其次,仁化暴动从实际出发,克服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影响。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但没有注意防止和纠正“左”的错误。仁化暴动,处于中国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兴起时期,与中国革命同命运,也犯了一定的错误。暴动初期,受右倾机会主义和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错误指导的影响,在土地问题、统一战线等问题上认识不足。暴动中,受八七会议决议的影响,审查和纠正了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执行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但也脱离中国社会和党的实际情况,一再强调当前革命形势处于高潮,要通过发动各地区暴动造成全面暴动的局面,过分强调领导机关和党员单纯工农成分的错误指导思想。但从暴动后期开始,中共仁化地区党委认识到要从本地区实际出发,正视农民自卫军“不会打仗”“有地方界限”“本身不能一致”[6]P103等问题,避免在军事斗争中出现盲目冒进。

再次,仁化暴动长期以守土割据的阵地战为主而导致失败,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过程中的重要经验教训。战略战术的选择事关能否在战斗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尤其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正确选择战略战术的意义更加重大。仁化暴动中,国民党广东当局和仁化地方反动势力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围剿”尚在发展中的农军,若将双方军队人员构成、军需供给等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形势对仁化农军是十分不利的。在安岗华阳寨保卫战中,农军主力由县委、县革委、独立第八团团部和第一、第二营,外加700名群众构成,反动势力则由国民党正规部队范石生的第十六军两个团和当地反动武装2000多人构成,且农军成员大都缺乏军事知识,持有的武器装备也比较落后。在石塘寨保卫战中,形势对农军也十分不利。虽然县委、县革委早先就做了守寨准备,在寨内储备了大量物资,且有一支游击队在外围作战以减轻寨内军民的压力,但国民党军队采用了四面包围石塘寨、外加“围剿”游击队的办法,对寨内军民进行打击,石塘寨很快成了一座“孤城”,缺水、缺盐,疾病流行,军心随即发生了动摇。坚持守寨8个多月后,农军不得不选择突围。而反观突围后的赤卫队的发展,他们一直在仁化、曲江、乐昌等地开展游击战,随后还加入了粤赣湘边的游击队伍,成了革命斗争中的骨干力量。这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对日后战略战术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最后,进行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并举的实践。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暴动中,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仁化地区的革命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广大群众对开展土地革命的必要性认识进一步加深。朱德部队的到来及其行动,支持了当地农民运动的发展,也使农军受到了鼓舞。阮啸仙召开农民武装大会,公审反革命“清党”委员,讨论土地问题,极大鼓舞了工农革命军战士和群众的斗志,动员了更多农民投入到暴动的行列。在1928年1月27日至2月13日,独立第八团进行了多次战斗,击退了仁化县“清党”委员会主任谢梅生部的进攻,镇压土豪,分浮财,烧田契,掘田基,造册分土地,领土地使用证等,农民翻了身,当家做主人,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8]p55。为保卫土地,仁化群众积极参加工农革命军、赤卫队,并主动为独立第八团筹集粮食、武器、弹药、衣服、药品等各类物资和军费,造成了全民武装的局面。正是由于在暴动中,领导人注意将武装斗争、苏维埃政权建设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才使农民在斗争时更有动力,这些都有力地支撑了仁化暴动的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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