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菜单
首页 > 热门资讯 > 党政 » 正文

遵义会议与党的正确军事路线的确立

单侠++王鲁玉

[摘要]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曾存在三种截然不同的军事路线,错误的军事路线曾给党和军队带来了严重的损失,甚至是空前的危机。遵义会议把军事问题放在第一位,结束了党内军事问题的大争论,最终确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从而大大加快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进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军事路线遵义会议

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为紧迫,遵义会议恰恰把军事问题放在第一位。如此决策既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军事上的问题,又有利于维护党内的团结。会议集中解决了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结束了党内军事问题的大争论,从而成为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伟大历史性转折。

一、党的正确军事路线确立的背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曾存在三种截然不同的军事路线:陈独秀右倾错误、三次“左”倾军事路线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军事路线。为了深刻体会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有必要对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军事路线作一梳理:

陈独秀右倾错误。毛泽东在谈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时,几乎每次都会提到陈独秀主动放弃军队和军事领导权问题。他说:“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1]p156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地放弃革命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1]p184。陈独秀不但否认党的领导权,而且还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努力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势力,帮助其获取党和政府的领导地位上。他认为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说共产党参加政府“并不含有联合政权之意义”[2]。他甚至主持通过所谓《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规定“工农武装全部服从国民党的管理和训练”[3]p96,从而彻底放弃了党对武装的领导权。陈独秀自动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做法,引起了蔡和森和毛泽东等人的反对。蔡和森写信给党中央军委,建议“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继续展开斗争。毛泽东也号召各地农民协会团结广大农民加强武装,坚决回击一切反动势力的挑衅活动,以挽救革命。但陈独秀拒绝这些正确意见,毅然决然地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相让给国民党。这种做法,极大地助长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其先后发动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大规模封闭工会、农会,镇压工农运动,大量逮捕和屠杀手无寸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反动派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削弱。

第一次“左”倾——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愤怒,党内开始出现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并逐渐取得了在党内的统治地位。但由于其对革命低潮下党应当组织必要的退却缺乏认识,反而认为全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的。因此,一味地要求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并制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总暴动的总策略。在推行暴动的过程中,主张在城市实行“赤色恐怖”,强迫工人罢工,这样,工人群众逐渐畏惧斗争,讨厌共产党召集他们去开会;而在农村,没收一切土地,甚至提出“一切归公”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口号。其违背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意愿,严重脱离了群众,将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和起义上。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和策略的失误,盲目发动的起义和暴动很快就被镇压,致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有限的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军事路线。在领导发动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认真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果断地停止进攻长沙的行动,转而率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井冈山进发。此后,毛泽东等领导农民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将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从实践上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并制定了相应的方针政策,使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从1928年5月开始,毛泽东、朱德逐步探索出适应当时革命实际的游击战作战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到1930年夏,在全国11省100多个县境内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根据地和游击区,有的甚至是连片的、范围较大、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比如,赣西南革命根据地、闽西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翌年,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又称中央苏区)。此外,广东东江、琼崖,江苏苏中,浙江南部,四川东部,陕西省等地的党组织也建立了红军和若干小块根据地或游击区。根据地内一般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建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广大贫苦农民也分得了土地,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为了捍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广大民众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红军,使红军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在上述成功实践的基础上,从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对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进一步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尽管以农村为基础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策略至关重要,但毛泽东的实践在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干扰下,没有获得它应有的成功。到了1932年10月,他竟被剥夺由他和朱德等亲手创建的全国最大的红一方面军的领导权,专做苏维埃政府的工作。1934年秋,中央苏区逐步沦陷,中央红军被迫转移。

第二次“左”倾——李立三的冒险主义。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再加上当时新军阀混战,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对革命形势做出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认为革命高潮已经来临,已具备了在全国武装起义的条件,应执行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策略,各地要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并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尤其应首先发动中心城市暴动,进而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甚至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使党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山东、河南、湖北、浙江、陕西、广东、福建等省的省委机关先后遭到破坏,南京、武汉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奉命进攻大城市的红军损失惨重。在红军奉命进攻大城市的过程中,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

第三次“左”倾——王明的冒险主义。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逐步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而形成了气焰更盛、危害更大的第三次“左”倾。王明去莫斯科后,执行王明路线的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再次推行“城市中心论”,强令装备极差的红军去攻打大城市。特别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把军事大权交给德国人李德。李德不懂也不去了解中国的国情和革命战争的特殊性,完全拒绝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甚至把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当做所谓游击主义、逃跑主义,而加以拼命反对和攻击。在指挥时,他完全不顾战争的实际情况,硬搬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红军的经验,开始打算御敌于“国门”之外,企图在根据地之外消灭敌人;当敌人进攻时又被其优势兵力所吓倒,转而单纯防御,分兵把守,节节抵抗,同敌人打阵地战,使红军一直在敌人的主力和堡垒之间转来转去,尽管红军作战英勇但仍损失惨重。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使革命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失:“丧失了除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1]p187不得不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长征初期,继续推行消极防御的方针,把战略转移变成了搬家式的行动。由于军委纵队携带大量沉重物资行军十分缓慢,而各军团为了掩护军委纵队,被迫放慢步伐,从而“使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但行动迟缓失去到达原定地区的先机”[4]p18。这就致使中央红军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随时都有全军覆灭的可能。直到党中央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1]p205。

二、党的正确军事路线的确立及其意义

“左”倾冒险主义导致革命的全面失利,使本来日趋复兴的革命陷入空前危机。广大党员和干部纷纷对革命的胜利和失败进行对比。正如伍修权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所描述的,当时“迫使人们苦苦思索面临的问题:为什么在临时中央和李德来到根据地以前,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不但能够以三四万的兵力,粉碎敌人一、二、三次‘围剿,而且扩大了根据地,发展了红军。周恩来同志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继续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作战,也取得了胜利。到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红军已发展到十万人以上,中央根据地更加扩大和巩固了。但是,在李德等人的指挥下,红军苦战一年,结果反而是‘兵日少日蹙,最后来了个大搬家,丧失了整个中央根据地不算,八九万大军只打剩了三万来人,使党和红军面临绝境”[5]p110。惨痛的对比,使大家不满王明的“左”倾军事路线,他们强烈要求中央开会讨论解决军事路线问题,结束“左”倾错误的领导,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来,并一致认为只有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才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在上述情况下,党中央于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在报告中,他极力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说“同志们对党中央领导第五次反围攻的失败提出了不少意见。党中央认为,第五次反围攻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五十万白军围攻,红军不过十万人左右,而且敌人采取碉堡政策,团团围困也是很难打破的。再则,自从鄂豫苏的红军主力退出到川陕边区以后,中央红军的战斗是孤立的……”[6]p130,只字不提他“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反而一再强调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敌人力量的强大,和根据地政府、各级组织对战争支持力度不够等客观因素。针对博古的报告,毛泽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有力的批判。他首先旗帜鲜明地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认为博古、李德放弃一贯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在运动中集中主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法,转而采取单纯的阵地防御,和有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无疑等于自取灭亡;当寡不敌众,战略撤退时又过于仓促,缺乏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致使人心惶惶,是造成红军损失惨重的根本原因。其次,他驳斥了博古为自己失败所作的辩护,指出:从来红军对白军作战至少都是以一对五,白军数目庞大,红军数目少,这是中央苏区的早有的事实。在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红军3万人,白军30多万,还是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关键在于红军没有集中主力打运动战,而是分兵死守。

毛泽东鲜明的态度,顿时使会议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形成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发言后,王稼祥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认为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为了扭转不利局势,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周恩来也明确提出要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建议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由于遵义会议前,无数事实都证明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并已成为全党的共识,所以,他们的提议理所当然得到了全党的拥护。回忆当时情景,康克清在《难忘遵义》中说:“左倾错误的统治到头了,大家爱戴的毛泽东重新回到中央、军委的领导岗位,这是用多么大的惨重代价才换来的呀!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7]p148

遵义会议终于重新恢复并最终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军事路线。会议充分肯定了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路线的正确性。会议最后一天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军事上最可靠的保障。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在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指导下,甩掉包袱轻装上阵,同敌人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使红军成功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最后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伍修权说:“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使长征中的红军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长征。”[8]p23胡耀邦亦称“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指挥全军,胜利地实现了红军的战略转移”[8]p24。

毫无疑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内最具历史意义的转折。正如毛泽东所说,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9]p530。它是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是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2/85037/85041/

6521123.html

[3]田克勤.中国共产党七十年(1921—1991)[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4]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G].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6]黄国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的失败[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7]康克清.难忘遵义[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8]回忆王稼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9]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马永义

赞一个 ( )

如果本文对你有所帮助请打赏本站

  • 打赏方法如下:
  • 支付宝打赏
    支付宝扫描打赏
    微信打赏
    微信扫描打赏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验证码: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