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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俗话报》与陈独秀的革命启蒙思想

万义兵

[摘要]在中国社会从近代向现代转型过程中,陈独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作为引领潮流的一位思想巨人,其社会变革活动与报刊活动密不可分。《安徽俗话报》作为陈独秀早期创办的报刊,是其阐述革命启蒙思想的最初阵地,蕴涵着他后来成熟时期思想的某些重要火花。

[关键字]陈独秀革命启蒙

《安徽俗话报》由陈独秀于1904年创办,从创刊到停刊只有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影响却甚为广大,以至于“风行一时”“驰名全国”,“仅及半载,每期从一千份增至三千份,销路之广为海内各白话报冠”,成为当时国内最具代表性的白话报刊之一。《安徽俗话报》响应了时代的需求,以启蒙救亡为宗旨,从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习俗等方面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他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了多篇文章,集中阐述了自己的革命启蒙思想,这是陈独秀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有助于从整体上了解陈独秀思想的发展脉络。

一、以“俗”对“雅”——挖掘蕴藏民间文化的人性力量

维新变法之后,全国出现了一股办俗话报的潮流,“上海有《上海俗话报》,绍兴有《绍兴俗话报》,宁波有《宁波俗话报》,潮州有《潮州俗话报》,苏州有《苏州俗话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陈独秀也着手创办《安徽俗话报》。他办该报的初衷是深感安徽虽然地大,但是读书的人不多,信息闭塞,连最基本的时事常识都不知晓。“譬如庚子年,各国的兵,都已经占了北京城,我们安徽省寿州、颍州的人,还在传说义和团大得胜战。”[1]p16他指出,该报纸奉行两种主义:“第一是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第二是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1]p16。他还特别说“大家不要疑心我有什么奇怪的议论”。由此可以看出,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的最初目的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对下层百姓进行启蒙。当然这种启蒙不单单局限于知识、思想上的开启,也包含渲染某种国事危急和爱国热情。

陈独秀为什么着眼于下层百姓,特别是放弃当时通用的文言文,而用俗话办报呢?这当然是为了启发民智。意识到了百姓的愚昧无知,迫切需要用俗话进行教育启蒙,同时也对下层百姓中蕴藏的力量有所感知。正是由于这种不入官方之“雅”的“俗”适应了百姓的需要,白话报才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实质上,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五四”时期,这种诉诸民间力量的启蒙活动颇为盛行,例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周作人的贫民文学、民间文学等等。

杜维明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命题:自从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时代以来,西方的文化秩序——价值结构及其超越途径一般表现为“存在(being)的断裂”,即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的宗教性的空间划分,此岸世界的终极价值由彼岸世界(上帝)提供;而古代中国的文化秩序——价值结构及其超越途径表现为“存在的连续”,即神圣世界和世俗世界被置于历史性的时间两端,现代世界的终极价值是古代世界(大同时代的先公、先王)所提供的[2]p126。而所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天意和祖训的传达者就是所谓的“君”。可见,中国社会政教是不分的,从而形成了“官、民”二分的社会结构。

近代的文化之争本质上是官方之“雅”与民间之“俗”的较量。传统并非不可分割的整体,下层民众的最富有道德价值的那一部分内容,而长期被压抑的这一部分其实正是传统中可转化或激活为现代性要素的内容,因此持有这部分传统的下层民众也就自然成为“五四”学者瞩目的走向现代而不是回到古代的现实力量[2]p128。

审视《安徽俗话报》,不难发现他对于民间传统的挖掘。

从报纸的文章门类就能看到,除了时事新闻、论说、教育等等,俗话报更加关注传统历史、民间白话小说和诗词。例如《水浒传》《红楼梦》《西厢记》《封神榜》《七侠五义》《再生缘》《天雨花》等等成为俗话报内容之一,这些流传于民间的小说,在过去不登大雅之堂,而被官方文化贬斥为“市井小说”。陈独秀颇为关注这些小说,诚然有招揽读者的意思,但是他至少认为在这些“俗话”小说中,具有某种可贵的品质,值得传承和发扬。事实上,这类“市井小说”确实具有启蒙作用。因为启蒙最初正是以感性的觉醒为标志。“启蒙的根本使命正在于对外在理性权威的解构,在新的理性权威尚未长成的前提下,担此重任者非感性生命之决定莫属。”[3]p16在文艺复兴早期,人文主义者正是以希腊培植自由艺术为榜样,来进行研究和创作。他们此时强调的并非人的理性方面,而是人的本性中的意志和感情的方面。如果没有这一时期对于活生生的“人”的发现,18世纪的理性革命也就失去了其基础。

这种广受民众欢迎的武侠小说、情爱小说,讲述的都是世俗的幸福、人间的悲苦和喜怒,展示生命的丰富多彩,宣扬的是一种小市民的幸福观。可以说,正是这些“市井小说”保留了传统文化当中的许多精髓。它们对于僵化的社会等级结构具有积极的意义。实质上,这也是一场文化权力的争夺。正如杜维明先生指出的那样,“从清朝起,知识分子与社会文化资本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切断了”[4]p16。知识分子埋头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著作的研读,对于民间文化没有足够的重视。这就导致民间文化从属于官方文化,任何民间艺术形式都被认为是俚俗的,在正式的文化场合没有发言权。而在近代,随着科举道路的中断,知识分子便不断开始“沦落”到民间。民间文化也就开始有了新的活力,被知识分子纳入其关注的视野。越来越多的俚俗艺术形式也就越来越显示其自身的能量。

也正是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陈独秀发表了戏曲改革的倡议。他十分看中戏曲所具有的启蒙力量,他说道:“各人自己想想看,有一个不喜欢看戏的吗?我看列位到戏院里去看戏,比到学堂里去读书心里欢喜多了,脚下也走的快多了。所以没有一个人看戏不大大的被感动的。”[1]p57他引经据典为戏曲证明,他认为戏曲是从传统的古乐演化而来的,“戏曲也算是一种今乐”。针对有人指责戏曲是粗俗文化,他反驳道:“正因为他俚俗人家才能看懂哩。”而且,戏曲并不是毫无益处的,“那唱的好的戏,无非是演古今之变”,“况且还有三件事,我们平日看不着的,戏上才看得见……一是先王的衣冠,一是绿林豪客(相花蝴蝶、一支桃、闹嘉兴等类),一是儿女英雄(像穆桂英、樊梨花、韩夫人等类)”。[1]p59因此,他认为戏曲并非“歹事”,但是也存在有些不好的地方,这就必须进行改革。

我们从陈独秀的改革意见中,又可以看到他作为文化启蒙者和革命意识启蒙者的双重身份。

首先,他认为,要多多地新排有益风化的戏。在这方面,他着眼于挖掘传统文化中的“英雄事迹”,比如荆轲、聂政、张良、南霁云、岳飞、文天祥、陆秀夫、方孝孺、王阳明、史可法、袁崇焕、黄道周、李定国、瞿式耜等。这里不难看出,此时他以一个文化改良主义者的身份出现,试图从传统中挖掘出具有时代意义的资源。这种将启蒙文化与大众文化相结合的做法,后来的历史证明是颇为明智的一种做法。因为启蒙文化从其本真意义上讲,主要不是去引渡外来文化,而是不断转化传统文化,使其具有现代意义(作为启蒙意义的文艺复兴对应的英文renaissance,其字面上就是“精神再生”的意思)。没有传统文化的给养,启蒙最终将会沦为一种“无根的启蒙”,最终将枯萎、凋零。

值得注意的第二点是,他建议:“可以采用西学。戏中夹些演说,大可长人见识。……看戏的还可以联系格致的学问。”乍一看,这会让人觉得有中体西用的痕迹。然而,陈独秀对于传统从来没有盲信的时候,他在小时候就对四书五经产生厌烦,此时已开始批判传统中的许多不良因素。至于“西学”,在他的启蒙思想中,可说只是一味“药引”,不过它也给了陈独秀以新的视野。

正是在这种“西学”启示下,他开始质疑传统,无论是在《恶俗篇》中,还是在《安徽爱国会的演说》,抑或是在《论戏曲》中,都能发现他以“西学”为指引,对传统文化、习俗进行批驳的痕迹。但是对于“西学”的这种推崇并没有走向极端,而是在承认传统文化也具有优良部分之下进行的。此时他的启蒙活动,是将传统与“西学”、革命意识培植与启蒙教育相结合。

二、宣扬民族主义情绪——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此时陈独秀宣扬的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只能归于一种“行动启蒙”。这种“行动启蒙”与真正意义上的启蒙(塑造“人”)具有鲜明的分野。它的目的在于唤醒人们的民族危机感,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其一,对于民族危机的预警。他在《安徽爱国会演说》就大声疾呼东北被俄国人欺凌的种种现状。在《瓜分中国》一文中,他用通俗的话语介绍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图景,并且指出了敌强我弱、任人宰割的现状。在此基础上,他呼吁人们行动起来:“不如趁着外敌并没有来的时候,偷点空儿,大家赶紧振作起来,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或是办团练,或是练兵,或是开学堂,学些武备、枪炮、机器、开矿,各样有用的学问。”[1]p20在《亡国篇》中,他列举了亡国的种种征兆——土地、利权、主权均遭到了列强的侵蚀,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在《安徽的矿务》一文中,他敏锐地指出矿务的重要性,并且认为东三省被俄国人欺凌,都是“当初让他开矿造路的结果”。于是他劝告“安徽人”,一定要重视矿务,向湖南人学习,把开采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针对中国人不知国家为何物?在《说国家》一文中,他向民众解释道,国与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国破家亡,四字相连”。这就教导人们,国家事务并不仅仅是精英分子的事情,普天之下所有的人的快乐、幸福都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其二,对于民族危机的分析。在《安徽爱国会演说》中,他认为这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格有莫大的关系,“盖中国人性质,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外国人性质,只争荣辱,不争生死,宁为国民而死,不为奴隶而生”[1]p12。他同时还指出四种“漠视国事之徒”:一,平日口谈忠孝,斥人为叛逆,一遇国难,则置之不问,绝不肯兴办公益之事,惟思积款于外国银行,心中怀有执顺民旗降敌一大保身妙策。是为国贼,是为逆党。是等国贼、逆党不杀尽,国终必亡。二,只保身家,不问国事,以国家之兴衰治乱,皆政府之责,人民何必相干。第三种为似开通而不开通之士流。以空言无益,贵行实事,此论极是。但是并不能实行,较之空言尚可法人思想,犹居其下流也。第四种草野愚民,不知俄约之迫,并不知瓜分之说,其爱国思想更何由发达?全国中乡鄙农民皆是也。在陈独秀看来,正是因为中国民众的愚昧,对国家事务的冷漠,才使得遭受外人的欺凌。

他在《亡国篇》中,特别分析了亡国的原因,他认为中国亡国是因为“天生的有几种不好的性质”:第一,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第二,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反复强调中国民众“只知道有家,不知有国”这一点,表示他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急切心理。启发民众的爱国热情也就成为他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

三、进行国民性的批判——塑造新的国民

实际上,在论述民族危机的同时,陈独秀就已经指向国民性的批判。可贵的是,他并没有浅尝辄止,仅仅停留于对国民麻木不仁的指责。作为时代精英的陈独秀,自觉肩负起启蒙民众的重任。他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开展:其一,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国民身上的恶习;其二,用建设性的手段塑造新的国民。

就第一点而言,集中体现在《恶俗篇》一文之中。该文分期发表于《安徽俗话报》第3、4、6、7、12、16期之中。尤其着重于婚姻习俗、迷信风气和民间习俗对于妇女的压迫三方面。此时的他,还没有把矛头指向封建伦理之核心——“三纲五常”,他认为“夫妇乃人伦之首,为人间第一件要紧的勾当”[1]p25。他指出中国的婚姻制度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不合情理”。

首先,婚姻本来应该是男女相悦的事情,但是在中国“要由旁人做主,强逼成婚”。由于婚姻并非处于男女双方的自愿,所以常常造成许多人间悲剧,类似“巧妻常伴拙夫眠”的事情屡有发生。于是他向民众呼唤:“但愿天下父母心,爱惜人家儿女苦。”

其次,他认为,在婚姻的过程中也充满了许多不合情理的事情。这包括:男女双方结婚当日,为争彩礼而上演形形色色闹剧;结婚日子全家人总是哭哭啼啼,“好像死了一般”;“成婚三日以内,不分尊卑、长幼、亲属、内外的人,都可以想些新鲜奇怪的法子,来糟蹋新人”[1]p28。他认为,这都是“恶俗”,是不合情理的。特别针对“糟蹋新人”这一恶俗,他用“男女平等,毫无差别”的新观念加以批判。

再次,他认为在婚姻中,“不能退婚的规矩也是不合乎情理”的。结婚本来就是男女相悦,自己做主,才合乎情理。所以,结婚之后,发现彼此不合适,退婚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中国,虽然男子有“七出”的权力,女子则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男人死了,女人便要守寡,终生不能再嫁。陈独秀认为,退婚的规矩,有两层大大的好处:一是增进人类的幸福,二是保全国家的安宁。另外,在《恶俗篇》中,他对“敬菩萨”的迷信风俗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敬菩萨是和佛教真经内容相抵触的,“真佛的经上,明明说无我相,我们反要造一个佛相来拜,岂不是和佛教大相反背了吗”[1]p31。他具体分析了“敬菩萨”的种种愚昧之处,指出“敬菩萨”不过是骗人的把戏。他还用西洋人的例子来说明敬菩萨的无用:“我们中国人,专喜欢烧香敬菩萨,菩萨并不保佑,我们中国人,还是人人倒运,国家衰弱,受西洋人种种的凌辱。那西洋人不信有什么菩萨,像那烧香、打醮、做回、做斋的事,一概不做,他反而国势富强,专欺负我们敬菩萨的人。”

最后,他还批判了妇女的装扮问题,认为“如今中国的妇女,一生一世,在黑暗地狱中,受几种的刑罚,如同犯重罪的囚犯一般”[1]p34。他认为,“裹脚”相当于“脚镣的刑法”;“戴镯头”相当于“手铐的刑法”;第三样是戴耳环给两只耳朵施加的刑法;第四便是“链条锁头颈”的刑法;第五样,陈独秀把披肩比作给妇女戴枷。他指出:“我中国的妇女们,还是几千年前,被混账的男人,拿女子来当做玩弄的工具。”[1]p34不难看出,此时的他是以从容的启蒙态度,从最基本的事情着手,来塑造新的民众。这种从容的态度,正是“五四”时期所缺少的。

此外,文化教育在他的心目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国语教育》一文中,他指出“国语教育”的重要性。其理由:一是小孩子不懂得深文奥义,只有把古今事体,和些人情物理,用本国通用的俗话,编成课本,给他们读,等他们知识渐渐的多了,再读有文理的书。二是中国地方大得很,若一处人说一处的话,本国人见面不懂本国人的话,便和见了外国人一样[1]p34。

仔细地分析,可以发现,他提倡国语教育的初衷可以归为两点:

其一,国语教育有助于人们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他所说的“古今事体”“人情物理”等等,是他认为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此时他虽然对于传统文化有所质疑,但也认为传统文化中不乏精华之处,而这些精华的传承只有通过“国语教育”才能进行。

其二,则是出于民族文化认同。语言作为历史、文化的直接载体,承载着民族的共同记忆和文化积淀。“当语言成为重现或追溯民族文化最直接的方式时,它就不再单单是一种交际的工具,而变成了文化的象征,具有了文化身份,使用一种语言,就是选择了一种文化,并以这种文化身份存在”[5]p78。

语言是身份认同的重要来源,相同的语言必然会带来某种心理上的亲近感。反之,语言的障碍带来的是隔阂与误会。而在当时的中国,国语远远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正像他在文中所描绘的那样:“十八省的人,十八样话。一省内各府州县说的,又是各不相同。”这种情形的存在,当然会障碍民族认同。进而言之,没有共同的语言,就难以开展一致对外的民族主义活动。由此可见,此时的陈独秀,启蒙家与革命家的双重身份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同时也可以看到这种启蒙与革命,企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这便是这一时期陈独秀思想颇具特色之处。

他在《王阳明先生训蒙大义的解释》一文中,阐述了他的启蒙思想——他所向往的是怎样的“新民”。

首先,道德伦理是为人的根基。此时的他并不特别排斥以“忠孝”为代表的传统人伦关系。他认为教育者应该教育学生明白“忠、孝、节、义”等大道理,而不是“专门叫人抱着几本古书,闭了眼睛乱念”。陈独秀认为“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是文人的根本。“做童子的时候,便专门把这些道理教训他。根基培稳,长大成人,自然是有用的国民了。”[1]p61由此可见,他倡导的“新民”并非脱离传统的轨道,他对于传统道德伦理的作用仍然具有相当的信心。

其次,提倡顺其自然的教育方法,培养有朝气的国民。“小孩子性情活泼,没受惯拘束,活像初生的草木一般。别要压制他,顺著他的性子,他自然会生长发达起来;若是压制拘束很了,他便不能够生长。”[1]p62另外,“按志意性情,是教育儿童顶要紧的事……儿童的性质,也合水性一般。大禹治水的法子,只是顺着水性疏通下去。丹朱治水,乃是逆着水性,专门用那防遏禁压手段,所以洪水越发泛滥不止。训练儿童的性情志意,也是如此”[1]p62。他认为,传统方式培养出来的“人”,“就像冰霜剥落草木一般,一毫生意也没有”,而只有顺其自然,尊重人的天性才可能培养出来有朝气的人。为此他提倡学校教育应当重视歌诗,反对古板的“阎王待小鬼一般”的教育方式。因为“不但歌里的辞话,可以鼓动学生的志气,而且儿童活泼的性子,可以借此善成”[1]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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