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德的文艺思想

可晓锋++董赟

[摘要]朱德文艺思想的主脉是文艺为革命服务,它贯穿于朱德的言论和诗词创作中。朱德文艺思想是系统、充实的。在内容方面,朱德认为文艺要表现群众和士兵的战斗生活及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重大成果,尤其要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形式方面,朱德认为要采用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民族形式、民间形式。朱德以革命的一生为题材创作的诗词,是其文艺思想的践行和印证。

[关键词]朱德文艺思想革命实用主义为革命服务

综观朱德的生平思想,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党建、教育、文化等诸多方面,非常博大。近30年来,随着朱德档案资料的公布、研究方法的革新,朱德研究逐渐全面、系统、深化,尤其是在关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经济思想、军事思想、与第一代领导集体、生平及诗词等方面,成果丰硕,而在朱德文艺思想的系统研究方面却有所欠缺。

一、朱德文艺思想研究的必要性与现实困境

系统研究朱德文艺思想,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朱德有无文艺思想。这需要转变一个观念,即:文艺思想不是职业作家或者专业文艺研究者的专利。简要地说,文艺思想就是对文艺的看法、认识、意见等,人们只要接触文艺,就可能产生一定的文艺思想。朱德与文艺可谓相伴终生,他不仅早年筹办过诗社,有着大量诗词传世,而且非常关心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多次应邀到鲁迅艺术文学院、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艺术学院、延安评剧研究院、青年艺术剧院等处讲话、作报告,对书法艺术的执著和与著名诗人谈论诗艺更早已传为佳话。史沫特莱曾说:朱德“既喜欢戏剧,又喜欢唱歌,不论是在延安还是前线,只有必要的工作才能迫使他放弃欣赏演出”[1]p5。著名文学家茅盾也认为“这位名震中外的将军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朱德“平生是戎马生涯”和作为领导人忙碌于共和国建设,而否认朱德有文艺思想。这种“否认”不仅不实事求是,毫无疑问还破坏了朱德生平思想的有机整体性,必然有害于朱德研究。

其实,疑虑朱德有无文艺思想,恰恰反映了系统研究朱德文艺思想的最大难题:资料少而零碎,不易系统收集和梳理。一般而言,文艺思想既可以通过专门言论、文章直接表述出来,也可以在具体的文艺创作及作品中间接传递出来。除了《朱德文选》中的《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这篇集中论述文艺的报告提纲之外,朱德关于文艺的直接言论则散落于他的传记、年谱和相关人的回忆,以及《朱德文选》的其他文章和其他著作中。虽然朱德在土地革命至抗战初期共11年(1927年至1938年)间的诗词作品散佚了,但已刊出的600余首诗词亦能够满足从中追索朱德文艺思想的需要。

收集和整理朱德关于文艺的直接言论,理性追索式地赏读朱德诗词,这是系统研究朱德文艺思想的先决条件和基本方法。以《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和朱德诗词作为着力点,在广泛收集朱德散落各处的文艺言论的基础上,系统梳理朱德文艺思想的基本内涵,比如对文艺的作用、文艺的表达内容、文艺工作者的性质及其如何工作等文艺根本性问题的看法,概括朱德文艺思想的基本特色,简析其成因,这是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目标。

二、朱德文艺思想的主线与发展脉络

朱德文艺思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实用主义”①的文艺思想。建立新中国的革命战争是革命,建设和发展新中国也是革命,朱德认为,必须从革命现实出发,使文艺对两种“革命”都具有实际效用。统观朱德生平,是“革命到底”②的一生;考察他的文艺言论以及诗词创作,贯穿其中的主脉就是文艺须“为革命服务”[2]p413,即文艺必须成为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新社会的革命战争的实际力量,要为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穷困面貌、促进新中国健康发展的社会建设服务。在朱德文艺思想中,文艺不是玄虚的,它本身就是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成部分,必须对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具备实际效用。朱德认为,“在阶级社会里,艺术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绝对不能超然”,它不仅能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到思想鼓舞、团结教育的作用,也能以现实的力量和形式参与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

较集中明确地反映朱德这种“革命实用主义”文艺思想的有两处:一是收入《朱德选集》的《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一文,二是在1949年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讲话。

1940年7月24日的《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一文是朱德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作演讲的提纲。从题目和内容看,朱德把艺术工作放在从1937年以来的华北抗战的大背景中,主要以军事战略的眼光,以应对敌人宣传、进行有效宣传战的角度,讲了四个问题:三年来华北宣传战的一般形势;敌人在宣传工作中重视利用艺术;我们对艺术在宣传工作中的作用的看法;我们对艺术工作者的要求和希望[3]p72—75。朱德认为,文艺应当“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文艺工作和文艺工作者应该也必须参加到实际革命斗争中来,成为抗战的实际斗争力量,不应当“作壁上观”。文末朱德明确讲到“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要靠”文艺工作者[3]p72—75。

在1949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词,他指出:文学艺术和革命斗争,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中国新文艺的光荣”。“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将来的新时代中,要担负起比过去更重大的责任,这主要就是用文学艺术的武器鼓舞全国的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改正缺点,来努力建设我们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人民是要兴旺起来的,真正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文学艺术,也一定是要兴旺起来的”[4]p730-731。这即是说,文艺也是建设新中国这场革命的武器,文艺也在“新国家”建设之列,必定在建设中前进发展。

发挥文艺活动有利于革命战争的功用,朱德这种“革命实用主义”的文艺思想早在泸州组建诗社活动中就已表露出来。1916年1917年,朱德在泸州先后组建东华诗社和振华诗社。东华诗社中的“东华”是东亚中华的意思,朱德在为诗社撰写的小引中写道:“……大力宣传,振兴东亚中华。高声呼吁:‘打倒西方帝国!”而这正是“联翰墨之因缘,永吟哦之乐事”的深意。朱德还号召诗社成员在“戎事余欢……苦中作乐”的同时,“惟求良友,无负河山”。振华诗社取意就是振兴中华,在诗社小引中,朱德再次表达道:“……定有豪情,宣传革命,如为佳士,有助龙争。”“救世”之心在组建诗社中表露无疑③。由此可见,当时朱德借助组建诗社,一方面是联络和团结泸州当地的士绅名流,赢得他们物资上和道义上的援助和支持;另一方面诗文交结,宣传革命,抒发志向,统一意志,以有利于战事。抗战爆发后,作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作文广泛宣传革命,号召全国人民组织宣传队、慰劳队、歌咏队、戏剧队等,动员和武装一切力量参与抗战,非常重视文艺对抗战的有利作用[5]p19-20。在延安,朱德对鲁迅艺术文学院这个革命文艺高级学府的成长非常关心。1940年6月在“鲁艺”成立二周年纪念会上,朱德满怀希望地说:“在前方,我们拿枪杆子的打得很热闹,你们拿笔杆子的打得虽然也还热闹,但还不够。这里,我们希望前后方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亲密地联合起来。”朱德的讲话、报告极大地提升了“鲁艺”师生创作革命文艺的积极性。此后,“鲁艺”组织了文字、音乐、戏剧、美术等十几个工作团、演出队、创作组奔赴前方,创作了一批反映抗战、鼓舞军民的好作品,甚至有些文艺工作者因此牺牲了生命,有力有利地支援了抗战。1941年,朱德在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艺术学校的开学典礼上强调,“部队艺术要从打仗着手”,“部艺”的学生要学好艺术本领,用文章、歌曲、美术、音乐、戏剧作武器,参加抗战。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德给许多报纸、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儿童时代》等)题词时,都强调“继承革命传统,建设伟大祖国”(为《天津日报》题),虽不是专门针对文艺而言,但肯定也包括文艺在内。1962年和1963年,在与臧克家等诗人谈论诗歌时,他都说到文艺表现社会主义事业,为革命服务。

朱德的革命实用主义文艺思想在其诗词创作中也表现明显,甚至可以这样说,朱德诗词④几乎都是“为革命服务”的。朱德诗词中有大量“和诗”“祝(贺)诗”“赠(别)诗”,这些诗词除有“和”“贺”“赠”的交流作用外,在更深层次上,有利于增进革命友谊,鼓舞革命斗志,促进革命集体的团结。例如,他在《祝董必武同志八十高寿》一诗中写道:“同志同年同革命,犹欢斗志尚昂扬。历来战友兼诗友,不怕敌人战线长。”朱德的“悼(亡)”诗,无论是悼念亡妻还是革命同志,在哀悼怀念的同时又不忘结合革命,鼓舞后人。例如,他在《抗战五周年挽八路军阵亡将士》(1942年7月)一诗中写道:“热血洗乾坤,建国从此始。民主真共和,世界皆仁里。持此慰英灵,光明新世纪。”更多的“感怀”诗、“游览”诗、“咏物”诗,有些本身就是描写革命战争,扬我军威,比如《战薄刀岭》《攻草帽山》等;有些或感于国民“已饥已溺”,“频年征战”,“困民水火泪沾巾”,决心从事革命,“刷新旧国风”;有些游览故地,缅怀革命胜利与艰险;有些山水揽胜,颂扬祖国的大好河山;有些描写祖国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建设做指示和鼓劲。总之,朱德的每首诗词都不是无病呻吟,都不是与革命毫不相关的吟花弄月,而都是践行他的革命实用主义文艺思想。

综上所述,革命实用主义的文艺观是朱德文艺思想的核心和主线,贯穿于朱德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时期的言论和诗词创作中。

三、朱德的文艺思想内涵的系统构成

朱德的“革命实用主义”文艺思想是系统而充实的。朱德所说的文艺“为革命服务”不是一句口号式的空话,而是从实际出发,把文艺作为中国革命的组成部分。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人都知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生活是何等窘困!就是像朱德的家庭,年复一年的辛劳,换来仍是温饱不济,仍要受官府、地主等的欺凌。碰到灾荒,多少家庭或者饿死或者成为流民或者铤而走险吃大户,这些是朱德耳濡目染的。朱德上学读书其实就是整个家庭为抵抗各种欺凌采取的手段。因此,文艺对朱德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用来享受的。读书学习带来了思想的启蒙,促使他不断去探索、寻求解救劳动人民悲惨命运的办法。朱德留学欧洲途中,发现东南亚和欧洲德国劳动人民的处境与国人一样悲惨,从此他就不仅是为自己、自己家庭,而是为拯救全世界劳苦人民去学习,甚至已经习惯性地以革命斗争的眼光看待所有的一切(包括文艺在内)⑤。近代中国备受帝国列强欺凌,虽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军事)科技强国的洋务运动、政治改良的维新运动,但均以失败告终。从黄遵宪的“诗界革命”,到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再到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国民性的改造和政治革命的发起渐成文艺发展的潮流,可以说正是革命的时代召唤了革命实用主义的文艺思想。朱德在这个革命大潮中出生和成长,入党以后从思想到行动都深受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熏陶,因此他从“有用于革命”的角度思考一切(包括文艺在内)就不足为奇了,这也是那个革命时代里的很多爱国的志士们的普遍认识。

朱德认为艺术工作者在文艺创作方向上,要“面向群众,面向士兵”,要符合中国革命的大方向。朱德所说的“群众”是像他的家庭那样勤劳但生活贫困的劳动人民,是“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6]p864。人民群众不仅是革命力量的源泉,也是革命军队的来源。朱德曾说:“我们的艺术作品不是给少数人看的,而是给中国广大民众和军队看的。”[3]p73这是朱德文艺思想人民性的明确体现。在中国古代的文艺思想中,从孔子的“兴观群怨”之说,到东汉的王充和唐代的杜甫、白居易等,几乎都认为文艺(诗歌)应该裨补时阙,有益于民。朱德有深厚的国学素养,使他从传统文化中吸收了有益于民的思想精华。朱德曾明确评价杜甫是伟大的诗人,1940年回延安途中和文学家茅盾侃侃而谈的话题依然是杜甫和白居易,其中原因不外如是。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朱德的文艺思想与传统的有益于民的文艺思想有本质不同。古代封建社会的思想家、文人是为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所谓有益于民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封建统治。朱德则出身贫困家庭,切身体味过劳苦人民的生活境况,在读私塾、师从席聘三先生时最喜欢太平天国等历史故事,救国救民思想开始萌芽。1906年考入顺庆府官立中学堂以后,开始接触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到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后更是阅读了《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启蒙书籍,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深种心底。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朱德认真阅读了《新青年》《新潮》等进步书刊,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更深入进行,必须像俄国革命那样彻底”[7]p112。在护国革命失败以后,迷茫的朱德坚定地去欧洲,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苏联归国时决心“终生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8]p64,归国后即投身人民革命战争。这些经历使朱德与古代文人在思想上有了质的区别。许多古代文人没有朱德出身贫困的切身生活体味,亦没有决心根本改变民众命运的上下求索的革命历程。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可能受到近代启蒙主义、新民主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把文艺囊括进广阔人民革命进程中而为之服务。留学前夕,朱德通过报纸书籍,已经认定共产党才是自己要找的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才是真正解放和拯救人民群众的。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必然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真正的革命文艺家也是如此。朱德也以此要求文艺创作需为解放人民的革命服务,要求“一个马列主义的艺术家应当是一个好的宣传家”[3]p73,要求他们以文艺为武器,以宣传革命、鼓舞革命为战斗。

在内容方面,朱德认为文艺“要表现战斗生活”,文艺要热情地歌颂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中涌现出来的动人的真实事件[2]p413,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而要做到这一点,文艺家只有真正融入革命战斗和社会主义建设。朱德几百首诗词都是描绘鲜活的战斗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现实,都是朱德亲身经历的(因此有论者说朱德有以诗歌抒发感情、记录历史的习惯)。朱德文艺思想认识和诗词创作深入浅出地指明了文艺作品的内容源自现实生活的基本文艺原理,同时也指明了革命作家进行创作的价值立场。众所周知,在革命战争中,人民群众的生活和革命战斗是融在一起的,朱德曾讲过:“在中国这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里,人民最起码的民主权利只有靠枪杆子才能争取到手。”[1]p294这就是说,在群众争取解放的艰苦岁月里,文艺要反映的现实生活就是革命战斗。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毛泽东、朱德等带领下,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艺要反映的现实生活当然应该是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然而,一个文艺工作者必须经过转变,才能正确地反映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才能真正地进行革命文艺创作。朱德以己为例,讲到自己就是“投降了无产阶级”,因此打仗、做事、写诗都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他指出真正的革命艺术家“必须学习马列主义”,“要加强自己的政治修养,才能做一个好的艺术家”[3]p74。若要在文艺创作中正确地反映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真实面貌,光有思想转变是不够的,朱德还要求“文艺家参加实际斗争,体验生活”。“文艺工作者不应当在群众之外,而应当站在群众之中;不应当是旁观者,而应当是参加实际斗争的战士。只有这样,才能深入生活,创作出好的作品”[3]p74—75。这实际上就是说:“诗人若不是一个革命家,他绝不能凭空创造出革命的文学来。”[9]p405—407因此,朱德要求文艺工作者融入革命集体,向群众学习,甚至学习军事。文学界自“五四”以来有关文艺与革命关系的讨论不断,参与“革命文学论争”的不少人,比如郭沫若就呼吁文学青年“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10]p39。有亲身的革命生活经历和体验,文艺家创作表现的内容就能落实到真正的革命和建设的现实生活上,文艺为革命服务也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朱德诗词是上述文艺思想的践行,几乎都是“关心祖国命运,立志报效祖国”;“决心改造旧世界,热情憧憬祖国光辉灿烂的前程”;“缅怀革命先烈,赞美英雄人物,激励人民肩负起历史重任”;“热烈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鼓舞人民群众争取更大的胜利”的[11]p564—602。

引人注意的是,朱德多处强调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要求革命文艺“要善于表现集体的力量”,对“个人英雄主义者”要批判。他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一文中指出:革命的英雄主义不是为个人利益打算、为反动势力服务的旧英雄主义,而是新英雄主义、群众的英雄主义。革命的英雄主义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群众利益,它产生于广大群众的共同行动、共同斗争中,它是为人民群众所赏识、所称颂的。如果不提倡、宣扬革命的英雄主义,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主义事迹和手创这些事迹的英雄们就被冷淡过去了,没有发挥其推进工作、培养干部和教育群众的作用,那将是一个重大的损失[3]p112—115。1950年朱德还发表了《英雄模范的光荣任务》的讲话,在褒奖全国各界英雄模范的同时,也为文艺创作指明了写作对象。对于个人英雄主义,朱德从来都是严厉批判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发言就是一个明证。再看朱德诗词中对英雄的抒写有多处,多数都是弘扬救国救民的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的。例如:“立马五峰天地小,群山俯首拜英雄”(《登五峰岭》,1916);“火热水深民望救,安危度外不思量”(《艾承庥局长六十寿赠诗》其四,1926);“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樽”(《太行春感》,1939);“神州尚有英雄在,堪笑法西意气浮”(《和董必武同志七绝五首》其一,1941);“家国危亡看子弟,山河欲碎见英雄”(《为陈毅同志而作》,1941);“华北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赠友人》,1941);“我党英雄真辈出”(《感事八首用杜甫〈秋兴〉韵》之《攻克石门》,1947);等等。还有一些地方就是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讽刺和批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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