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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在长征中的杰出贡献

陈立明

[摘要]在艰难的长征路上,朱德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领导战胜国民党大小军阀的围追堵截、纠正党内王明的“左”倾错误以及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最终实现了党中央和红军落脚陕甘的目标。这里仅就红军总司令朱德在长征中的杰出贡献加以论述。

[关键词]朱德长征“左”倾遵义张国焘

一、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

由于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不得不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又由于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主力红军遭到重大的损失。在这紧急关头,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经验教训,解决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路线问题,召开了遵义会议。

朱德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当博古在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总结报告中极力强调客观原因,为王明“左”倾错误辩护时,朱德和王稼祥、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李富春等一道立场鲜明地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时的错误领导,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要求毛泽东出来领导。正是由于朱德等人的大力支持,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才得以结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才得以确立,从而使遵义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成为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朱德之所以支持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指挥红军,是因为从井冈山时期就同毛泽东并肩战斗,十分欣赏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八七会议后,全国各地爆发的众多暴动大都失败,唯独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独创出一条向农村进军的道路,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建立起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根据地,使武装斗争的红旗高高飘扬在湘赣边界。正因如此,朱德、陈毅在领导湘南暴动之后,在强敌紧追的情况下毅然向井冈山靠拢,从此开始了“朱毛”结合。此后,无论是红军在井冈山的三次反“会剿”,还是游击赣南、闽西的大小战斗,一直到反对蒋介石发动的对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和朱德都共同领导红军化险为夷,以弱胜强,使红军声威大振。反之,正是因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排挤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拆散了“朱毛合作”,才使得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最后不得不离开根据地进行长征。正反两方面的事实证明,军事指挥的正确与否是这样明显地导致战争胜负的不同结果。朱德对这一点的体会是相当深刻的。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在遵义会议之前就深刻认识到支持毛泽东重新出来领导党和红军是多么迫切。

二、挥师黔滇川

遵义会议结束后不久,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的军事指挥工作。在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和进军黔、滇、川的战斗中,他们率领红军由被动变为主动,完全摆脱了长征初期那种处处被动挨打的困境,使党和红军从危难中解救出来。

形势危急,毛泽东、朱德等经过研究,对红军进行轻装和整编,精简机关,扔掉笨重的行李和辎重,大大地提高了部队行军作战的灵活性和应付各种复杂局面的能力,使红军内部的情况有了根本好转。但是,就整个形势来看,敌情仍然十分严重,蒋介石调集了嫡系部队和湘、桂、川、黔、滇5省敌军共150多个团、40余万兵力合围中央红军。其中,薛岳部的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8个师从江西、湖南追到遵义西南的修文、黔西地区;湘敌何健部的4个师已迫近遵义东南的乌江沿岸、思南一带;川敌刘湘部的10多个旅沿遵义北面的长江布防,严防红军入川;桂军3个师已进入贵州南部都匀;黔军王家烈部4个师已向遵义急进;滇军龙云部3个旅也进入贵州西部毕节地区,向遵义形成合围之势。很显然,中央红军面临的局势是严峻的,如不摆脱这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这紧急关头,遵义会议打算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已无实现可能,毛泽东、朱德等决定由遵义地区北上,拟在四川泸州上游的兰田坝、大渡河、江安一线北渡长江,建立川西北根据地。但是,当1月24日先头红军占领川、黔边境的土城圩时,四川敌军两个旅从綦江南面的东胜、温水追来。28日,中央红军集中主力准备歼敌于土城附近青岗坡地区,但未奏效。29日,朱德发布一渡赤水河的电令,命令中央红军各路部队组成左、中、右三路纵队,分别从元厚(猿猴场)、土城地区渡过赤水河,向川南的叙永、古蔺前进。这时。四川敌军郭勋祺等7个旅在川、黔边境对我红军进行围堵,并加强了沿长江两岸的防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当机立断,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川、黔、滇边区机动作战与创造新苏区。2月6日,朱德再次命令中央红军第一、第三军团向云南的威信(扎西)靠近,以便迅速集中,便于机动。这种根据情况随机应变的决策,是非常必要的。如不改变策略依然北上就敌,我中央红军不但北渡长江的目的不能达到,还势必钻进敌军布下的罗网,遭到重大的损失。

正当各路敌军向扎西迫进时,毛泽东、朱德等又率领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北部桐梓、遵义地区前进。2月18日,红军从太平渡、顺江场、悦来场、林滩等地向东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并于26日在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击破黔敌王家烈部的阻拦,于28日再占遵义城。接着,红军乘胜在遵义城以南击破敌军吴奇伟部两个师的进攻,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打击了敌军的气焰,鼓了红军的士气。

二占遵义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了打乱敌人的部署,于3月16日又指挥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向西第三次渡过赤水河。这时,敌军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纷纷向川南布防阻拦。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再次命令红军于3月21日经二郎滩、太平渡、林滩一带第四次渡过赤水河,挥师南下,渡过乌江,直逼贵阳,吓得在贵阳坐镇督剿红军的蒋介石慌忙调兵前来“保驾”。但是,毛泽东、朱德等只以小部兵力在贵阳虚晃一枪,红军主力却从贵阳、龙里之间挺进云南,进逼昆明,然后又乘虚北上,于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至此,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领导下,终于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三、反分裂斗争

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与来自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不久,就红一、红四方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开展讨论,接连召开了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统一了认识。会后,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左右两路共同北上,朱德兼左路军总指挥,张国焘兼总政委,刘伯承为总参谋长。朱德、刘伯承来到左路军后,按照毛儿盖会议的决定,积极部署部队的北进行动。但是,张国焘对北进行动很不积极,总是强调北进情况不明,草地难以过去,朱德一方面要刘伯承尽快制订作战计划,一方面耐心地向张国焘做说服工作。张国焘对朱德的劝说十分不满,有时甚至以党内元老的傲慢态度蔑视朱德的意见,朱德只得忍辱负重,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始终坚持维护党中央的正确立场,尽最大耐心团结张国焘和左路军广大指战员。朱德、刘伯承再三向张国焘说明敌我态势,指出左路军必须迅速北进,跟上右路军,否则形势十分不利,张国焘只好同意朱德、刘伯承的意见,左路军于8月15日从卓克基出发,经过草地向阿坝前进。

到达阿坝后,按照原定计划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但张国焘又一次反对北上,重弹全军应该南下的老调。不仅如此,他还命令已经渡河到达墨洼的先头部队红五军团重新渡河返回阿坝。这时,朱德再次对张国焘说:“北上是中央经过几次讨论后定了的,我们怎好又推翻呢?现在中央和一方面军已经走出了草地,我们又怎么能令他们返回呢?”张国焘不仅不听朱德的意见,相反竟电令身在右路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要他挟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

9月12日,党中央在四川、甘肃边界的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作的《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报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报告和决定公开批判张国焘分裂红军,反对北上的错误,但党中央决定仍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并且将《决定》只发到中央委员,没有向全党公布。

但是,张国焘根本不接受党对他的教育,继续一意孤行,他在阿坝召开了中央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同党中央的俄界会议唱对台戏,通过所谓《阿坝会议决议》,污蔑党中央北上抗日是“机会主义”“右倾逃跑主义”,南下则是“进攻路线”,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以“纪律度裁”等。在这次会上,张国焘策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向朱德围攻和起哄,要朱德“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并当众表态“反对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北上抗日的决议”。

对于张国焘策动的围攻起哄,朱德大义凛然。镇定自若,他告诉大家:“中央决定北上抗日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该担当起抗日救国的重任。”朱德严正指出:“我是个共产党员。参加了中央的会议,举手赞成这一决定,我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的决定,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他挽救了党和红军的命运。我是完全信得过他的。人家都叫‘朱毛、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毛泽东?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我不能反对遵义会议的决定。”最后,朱德再次声明:“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决不会反对。”

张国焘在大会上没有压服朱德。又召开小会进行围攻。朱德总是临大节而不辱,针锋相对地与张国焘斗争。当张国焘污蔑毛泽东、周恩来北上时“把仓库的枪支、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朱德立即反驳说:“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优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自订的,对俘虏还要优待,怎么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些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

10月5日,张国焘经过一番策划,在四川马尔康东南的卓木碉非法另立“中共中央”,自封“主席”,并强行将朱德、刘伯承等人拉入。对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的罪行,朱德、刘伯承等表示坚决反对。他们坚持全党只有一个党中央,就是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绝不能有两个中央。当张国焘强迫朱德公开反对中共中央,断绝和毛泽东的一切关系,朱德义正词严地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他不但严词拒绝,而且耐心地宣传中央的正确主张,表现了坚定的政治原则性。

四、争取会师

1935年10月,张国焘不顾朱德、刘伯承等的反对,命令部队南下,且肆无忌惮地打击迫害朱德总司令。据当时在朱德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从此以后,张国焘对总司令的蓄意刁难和政治迫害愈演愈烈了。他们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攻击和排挤朱总司令,对朱总司令封锁消息,文件不让看,会议不让参加,事务不让过问,甚至连行动也受到限制。有一段时间,他们实际上把朱总司令变相撤了职”。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也回忆说:“张国焘手段很恶劣,组织人员公开斗争朱总司令,暗中还怀有杀机,朱总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样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到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他反复说明,北上我是举过手的,这个路线是正确的,不能同意南下,不能再举手。我不能反对毛泽东同志,我只能服从一个党中央。无论他们斗争怎么凶,朱总始终坚持原则不让步。有人说,你想北上那你就走吧,朱总说:‘我不能走,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我是党派来的,你们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当时我要求派我去找党中央,朱总说不能去,因为一离开部队,就很可能被杀害。”

张国焘梦想建立川康根据地的计划并没有实现,相反,在南下过程中却使部队遭到重大损失,被迫向西康西北部转移。这时,左路红军已损失过半,由南下时的45个团约8万人减少到28个团4万多人。相反,1935年11月,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右路军红一、红三军胜利到达陕北;12月25日,党中央政治局又在瓦窑堡召开会议,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决策。

1936年4月底,原来战斗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由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经过艰苦转战,也于6、7月间到达甘孜,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他们的到来大大加强了反对张国焘的力量。在两军会合的大会上,朱德高兴地向广大指战员发表了讲话,对二、六军团表示热烈的欢迎,朱德指出:来到这里不是目的,目的是继续北上,与陕北的党中央胜利会合。随后,在甘孜召开会议,朱德、贺龙等严厉批评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及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决定两军会合后共同北上。张国焘感到处境孤立,只好勉强同意放弃西进计划,同意北上与党中央会合。

甘孜会议后,两军出发北上向甘肃南部前进,朱德先是指示贺龙以向红二、红六军团介绍过草地的经验为由,将原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从红四方面军要了过来,接着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把红三十二军同红二、红六军一起编成红二方面军。这时,党中央为了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命令彭德怀、左权等率领红一方面军西征部队前来接应。但是,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并不是到陕北同党中央会合,只是想到甘南稍作休整后向青海、甘北退却。这时,朱德再次同张国焘展开了斗争,他就如何与红一方面军的接应部队会合等问题整整商议了两天两晚,指出张国焘的西进青海主张是违背党中央的批示的,敌军正在我两大红军之间,如果我军不合力夹击,必然使接应的部队遭到危险。但毫无结果。

9月18日,红二、红四方面军再次在甘肃岷州的三十里堡召开西北局会议,张国焘再次提出西进青海的错误主张,朱德、任弼时等坚决加以反对,就连过去跟着张国焘跑的陈昌浩也拥护北上与党中央会合的决定,使张国焘处境空前孤立。会后,朱德等即积极准备北上,张国焘却跑到漳县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召开干部会议,利用大家还不了解岷州会议精神的机会,煽动欺骗部队西进。9月21日,朱德在北上途中,收到了张国焘要部队停止北上改向西进的电报,立即复电反对。同时,朱德直接向党中央发电,报告了张国焘推翻岷州会议决定和西进青海的反党活动。

党中央接到朱德的电报后,于9月27日再次电令张国焘停止西进,要红二、红四方面军按原计划继续北上,张国焘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同意北上。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至此,三大红军主力的长征活动宣告结束。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等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责任编辑彭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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