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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人民公社问题的最初调查

罗平汉

毛泽东是建立人民公社的大力倡导者,也是较早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了不少乱子的领导人。1958年10月中旬开始,他通过召开干部座谈会等方式,了解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如果不加以注意,就会影响人民公社的健康发展。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他主持召开郑州会议,开始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初步纠正。

毛泽东天津之行,感受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人“急急忙忙往前闯”,有一大堆的混乱思想,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自从毛泽东1958年8月上旬视察河南、山东发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后,经过8月中下旬的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并经此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人民公社化运动势不可挡,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建立人民公社的同时,各地分配上搞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农民生活集体化。一些地方还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搞几年时间就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大有共产主义很快到来之势。

毛泽东对建立人民公社是充分肯定的,但对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各地一哄而上大办公社,也隐隐约约感到其中存在一些问题。为了解公社化后农村的情况,毛泽东决定到离北京最近的河北省看一看,向地方干部们了解有关情况。10月14日,他来到天津,连续两天同中共河北省委、天津市委负责人谈话。16日和17日,他又将保定地委和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县委的负责人找来座谈。

在14日的谈话中,主要议论的是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在这之前,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在上海市委机关刊物《解放》半月刊这年第6期上发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认为解放之初实行的供给制,本来是一种很好的制度,但不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逐渐放弃了。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法权。现在,恢复了供给制,但还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彻底,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仍在影响着人们。因此,在新的条件下,必须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欣赏,他不但指示《人民日报》加以转载,而且还亲自为其写“编者按”说:“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之后,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大讨论。

毛泽东在天津的谈话中说,在战争时期,那时叫军事共产主义,我们只有三钱盐、三钱油、一斤半面。没有物质刺激,结果把日本人打败了。现在大跃进,也不能用物质刺激。欧洲一说搞社会主义,都说要出懒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驳我们的东西。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应该采取逐步破的方针。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就是破了嘛。过去我们实行供给制,只是一部分人的,在战争时期只是革命干部、解放军实行。现在要在社会上普遍搞,范围就大变了。在谈到人民公社问题时,毛泽东说,湖南搞人民公社,开始有30%的人不赞成,公社成立后,有些人通了,还有10%的人不赞成。这个运动,不是我们设计的,不是中共中央设计的,是他们(指农民)自己设计的。农民搞公共食堂,集体吃饭,吃了饭就出发,军事化,一天省下一个半小时。

在16日同各县的负责人谈话时,毛泽东一开始就问县委书记们:今年种麦和去年有什么不同?

这时正值各地大放粮食“卫星”之际,于是,安国县委第一书记刘振宗说:安国东风社搞了千亩小麦“天下第一田”,火箭社搞了2万亩的“宇宙最高峰”,都是大面积高产小麦。

毛泽东说:好,明年6月上半月去看看。又说:这么多粮,有仓库没有?

刘振宗说:安国明年每人平均拿到1万斤粮,每人吃1000斤。

毛泽东问:那9000斤怎么办?

刘振宗说:一部分支持山区,如阜平、涞源,8500斤卖给国家。

毛泽东又问:没人要怎么办?

刘振宗说:安国计划1959年种一年,拿到每人1万斤粮,1960年土地休息一年,集中力量搞建设、学文化。

毛泽东听后说:安国去年平均亩产464斤,徐水去年平均亩产214斤,100亩才搞2万斤,日后1亩1万斤,98亩就别种了。言语之中可以看出,他对能否有这样高的产量是有所怀疑的。

谈话中,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汇报了该县幸福院、幼儿园和新村建设的试点规划。当谈到夫妇住一处,小孩住一处,老人住一处时,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说:太单调了嘛,也要大中小结合,老人不跟壮丁、小孩结合怎么办?整天只有老头对老头行吗?

在谈到徐水的全民所有制问题时,毛泽东说:徐水叫全民所有制,你和鞍山有什么不同?机械化、生产能力不如它,你产品是不是向国家调配?粮食不要,还要什么东西?张国忠回答说:还产麻、苇、油料、甜菜、猪、鱼、鸭、鸭蛋、钢铁、纸等。毛泽东说:还是和国家交换,不是调配嘛。鞍钢每人生产1.6万元,成本6000元,包括每人工资800元,给国家上交1万元。你在徐水讲全民所有制,可以讲,你在全国讲,和鞍钢总是还有差别,还有所不同嘛,贡献不同,和天津的国营工业也有不同,你还有奋斗目标。

在17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再次谈到了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供给制问题。他说:徐水还是全县人民的所有制,还不是6亿人口的所有制,徐水实质是集体所有,是扩大了范围的集体所有制。毛泽东还问徐水县委负责人,供给制是可靠的保证,还是比较可靠?天有不测风云,你遇到大水、大旱、连旱三年怎么办?遇到瘟疫怎么办?在谈到徐水的幸福院时,毛泽东说,我就不愿进你的幸福院,幸福要有点分析,幸福之中有不幸福就好。鳏寡孤独可以,但是幸福院作为一个生活单位,缺乏两端,大中小嘛,一天净是老人,看不见青壮年,是不是好?

当然,毛泽东此时对形势的估计还比较乐观,对人民公社和供给制也是充分肯定的。在谈话中,他说,我们过去三钱油、三钱盐、一斤半面,结果把日本打跑了,把美国薪金制打败了,是供给制战胜薪金制。搞供给制是一不死人,二不瘦,三很健康。他又说:过去不晓得以钢为纲,是逐步认识的。没有合作化,没有整风反右不行,不提出大跃进口号也不行。今年找到点路了,不要那么多年。8年来我们达到了535万吨钢,除去原有90万吨,才增长445万吨。今年全民搞钢铁,就可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钢,明年可达到2500万吨到3000万吨,1962年可能达到8000万吨到1亿吨,再过2年可达到1亿5000万吨。不要断定什么美国了不起。粮食,今年可达8000亿斤,去年是3700亿斤,翻一番多。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农村面貌,在武昌开会时我说是否改为初步改变,现在看保守了。他们当时拿了很多证据,看了看,不能叫初步改变,是基本改变,说服我了。

毛泽东还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归根到底还是在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样工具,比他生产的多,我们和美国还不是同样的工具,但我们组织起来了,过去是一家,后来社也小,才几百户,搞他1万多户的一个公社,力量就大了。徐水16万户当作一个社来调动,力量就更大了,分工也好分了,搞钢铁,搞森林,搞建筑。他要河北明年集中搞1000万亩高产,亩产万斤。这样一来,中国17亿亩土地,搞2亿亩就行,其他15亿亩植树种花。

尽管如此,毛泽东通过此次天津之行,还是感受到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人“急急忙忙往前闯”,有一大堆的混乱思想,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指示河北省委派调查组去了解徐水的情况,然后向他汇报。

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

在此之前,毛泽东曾派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18名工作人员到徐水进行劳动,并实地考察徐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情况。10月18日,中办机要室下派人员将他们在劳动中的所见所闻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报告说,今年9月中旬,中办机要室部分同志去徐水县商庄人民公社前所营村参加秋收种麦劳动。这次下去,完全是和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群众反映很好。报告中说,一穷二白,干劲冲天,对明天充满希望和信心,是这里群众的显著特点。这个地区往年常遭水旱灾,人民生活很苦。去冬今春,全县人民在县委领导下,大搞水利建设,实现了“满天星、葡萄串”的水利化,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这里的劳动组织完全按军队那样编成连和营,劳动是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很严,为突击秋收种麦,还组织了一个“野战部队”,在地里吃饭宿营,是劳动中的一支突击力量。这个村还建立了食堂、幼儿园、幸福院、缝纫组、洗衣组、俱乐部、土化肥厂、供销部、粮食加工厂等,实行供给制,受到社员们的拥护。这个村自公社化后,一切自留地、房屋、零星果树都归公社所有,彻底割掉了私有制的尾巴,加之劳动大协作的锻炼,使农民的思想觉悟有了飞跃提高。

报告又说,我们在劳动中也看到一些问题,主要是:

(一)目前各营(即原来的村)的耕作区仍是公社化前的原有耕作区,很分散,社与社之间互相交叉的地很多,不便于耕作与组织劳动协作。建议各公社的耕地重新划分,打破原来各小社的地界,以适应新的劳动形式的需要。

(二)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现象在局部地区依然存在。由于有些干部政治思想水平低,只强调军事化、纪律性,而忽视对社员的思想工作,他们在布置生产任务时,都是以简单的命令下达,遇事很少和社员商量,特别在处理劳动不积极、思想落后等问题时,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

(三)存在一些虚假现象。据公社干部反映,由于县里布置任务都是又急又多,下面的干部感到压力太大,因此工作中的虚报现象不少。县里和各公社对于粮食的预产估计也多半大于实际产量。

(四)鸡鸭的饲养问题。公社化以后,自留地没有了,吃饭也都在食堂吃,个人不再喂养鸡鸭,而这里又没有组织集体饲养,长此下去就会吃不到鸡鸭和鸡蛋。应组织幸福院的老人们集体饲养鸡鸭,以解决这个问题。

(五)几个值得研究的口号。在商庄公社庆祝国庆的大会上,公社党委书记在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口号:“1960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建成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这些口号公开在社员大会上宣布是有些问题的,因为有些口号不够实际,有的则在提法上就不够确切。喊出去,到时候实现不了,会给群众造成不好影响。过去这个县就曾宣布1958年9月争取成为文化县,而现在文盲还是不少,实际上没有实现。

看了这个报告后,坚定了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决心。10月19日,他致信陈伯达,要他与张春桥前往河南遂平嵖岈山卫星公社进行调查,信中说:

伯达同志:

想了一下,你和张春桥同志似以早三天去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工作为适宜,不必听廿一日刘子厚同志的报告。集中精力在卫星公社调查七天至十天,为杭州会议准备意见,很有必要。可带李友九去帮忙。

如同意,请告叶子龙同志,为你们调一架专机即飞郑州。

毛泽东

十月十九日上午七时

过了半小时,他又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谈到此次调查的注意事项。

伯达同志:

去河南时,请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带几本去,你们调查团几个人,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阅读,有十几天,也就可以读完了。建议将胡绳、李友九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

我过了下星期就去郑州,一到,即可听你们关于卫星社观察所得的报告,在四省第一书记会议上予以讨论。

毛泽东

十月十九日上午七时半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一行很快出发了。

在毛泽东从天津返回北京的第二天,即10月18日,中共河北省委立即组织了一个工作组,由省长刘子厚率领,到徐水进行了三天的调查。10月21日下午,刘子厚等人就调查了解到的主要问题,去北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汇报中,刘子厚说,徐水实际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但他们已经公布了是全民所有制,究竟如何提法为好?毛泽东说,徐水实际上是集体所有制,他们说是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就是了。交换问题要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大范围的内部调拨要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商业要发展。必须多产经济作物,好交换,国家好供应,不然就没有交换的东西了。徐水的全民所有,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它有两个不同,一是和过去合作社不同,一是和国营工业也不同。

在谈到徐水的供给制问题时,毛泽东说:劳动力多的,恐怕还要补给他一点,使他多得一点,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对于那些劳力多的,就要多发一点工资,别人发1元,他发1.5元,2元,不行还可3元,使他不锁门,下地多出力。要把劳动力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他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搞平均主义。

对于“共产风”问题,毛泽东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不能集体。私人债务,一风吹,又“共”一次“产”。这是劳动人民内部的劳动所得,把它吹掉不好,群众会说你们不讲信用,说了话不算话。这些私人借贷全吹了,吹了老本了,占有别人的劳动。

在汇报中,刘子厚谈到徐水有假报产量的现象,毛泽东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是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又说: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刘子厚等人还谈到,徐水有些干部工作方法粗暴,打人、捆人的现象时有发生。毛泽东对此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嘛,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通过这次河北省委对徐水情况调查的汇报,使毛泽东认为,对于人民公社出现的问题,有进一步了解的必要。10月23日,他再次致信陈伯达,要调查组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调查卫星公社及所属的大队和生产队的各项问题,然后找遂平县委的领导座谈,研究全县的各项问题。

1958年10月,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北京九省市秋季农业协作会议在西安召开,重点讨论人民公社问题。会后,谭震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廖鲁言(农业部长、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等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的情况。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毛泽东表示,每个公社都要发展一些经济作物,发展多种经营。如果公社通通生产粮食,分配就有问题。粮食问题解决了,就要发展经济作物,每个公社都要搞一些。

对于九省农业协作会议提出的实行半供给制、半工资制,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各占50%左右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现在要搞供给制,但按劳分配还不能完全不要。1958年9月中旬,一位负责农业工作的领导人曾起草了一份《关于人民公社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提出人民公社发给社员的工资,一律存入公社,发给存折,不计利息。社员存入公社的劳动报酬所得,除分期支取一定数额的零用钱外,社员的生活需要,由公社统一购买,统一分发,可由社员凭存折到公社门市部选购。无论统一分发或自行选购,均采取转账办法,实行非现金结算,以减少商品供销环节和货币流通范围。这位领导同志还认为,实行了非现金结算制度,就不以货币为媒介了,产品直接从批发站到了消费者手里,中间环节抹掉了,在公社里,已经不存在商业问题,也就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根拔掉了。这个文件虽然后来未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纳,但由安徽省委办公厅发给了省外一些单位,造成了很大影响。对于所谓非现金结算的问题,毛泽东说,交换任何时候都是有的,要交换总要有一个标准,不用货币,就用什么别的东西作标准。不能什么都自给,过分强调自给是不妥当的。都自给了,没有交换,那是不行的。除了供给部分,不发工资,那么,自行车卖给谁呢?

毛泽东还问:实行供给制,劳多人少、减少收入的户有多少,能不能使这些不减少收入?

廖鲁言等人回答说:这些大概有20%,要使其完全不减少收入恐怕有困难。不过,这些劳多人少的人,多是土地改革、合作化以后的翻身户,过去很苦,翻身不久,进行思想教育比较好办。而且多年来合作社都有超支户和透支户,这些劳多人少的农户,他们的一部分收入实际上被别人超支了,自己只落了个空名义。他们现在虽然人口少一点,但将来总是要生的,老了,还可以进幸福院养老。把这些问题讲一讲,打通思想,再加上在工资上搞一点奖励,在福利上照顾一下,这样就比较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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