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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大辩论

陈四益

1957年的“大鸣大放”,转瞬间变成了“反右派”。何以响应中央号召向党提意见,却成了猖狂向党进攻?先后已经有朱正先生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的叙事,也有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的叙事,还有其他一些专题论述,看法不尽相同,甚至大有差别,但材料均称详细,读者自可对照观看。至于到底全国打了多少“右派”?五十万,一百万,一百五十万?至今说法不一,姑置不论。

毛泽东到底是从一开始就存心“钓鱼”,还是“鸣放”到了中途又改了主意?似乎也还没有共同的看法,但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稿,并没有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出版单行本时,作了“改造”,则是确凿无疑的。所谓早已明白告知意图,但“右派”出于阶级本性,如何如何跳将出来,只是事后的“说辞”。若是当初便讲了“六条标准”,“鸣放”不会“失控”。其实,经过了“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大多数人都懂得同党讲话,要掌分寸。当日所鸣所放,今天看来,很多也就是隔靴搔痒,言辞激烈者极少。不过,后来要完成“打右派”的指标,一些鸡毛蒜皮的意见,对基层干部工作作风的批评,也都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成为“恶毒向党进攻”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右派”平反,我问一位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地委负责人:你当初说了什么,成了“右派”?他苦笑道:什么也没说。就是没有完成“右派”指标。领导说,抓不出“右派”,你就是“右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听新华社内老人说,新华社上海分社原先也是有“右派指标”的,只是上海报界“反击”热情很高,指标不敷使用,于是,当时担任分社社长的穆青顺水推舟,把“指标”让了出去。20年后,新华社的人还念念不忘穆青的这一“功德”。此系传闻,未曾核实,即或是真,我想也是因缘凑巧,并不是所有单位都会有这样的机会。我们班级的同学,“鸣放”高潮期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复习备考忙,进校已是“反击”之后,本没有什么言论可抓,不料仍有两位“调干生”,原单位不肯放过,转来材料。那些材料是否真实,校方既不调查,被整同学又无从申辩,就这样在“反右补课”中“落网”。

“鸣放”中,话语最多的是大学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于是,如何以“无产阶级面貌”来改造大学,就提上了日程。从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就是要改造大学。这场“教育革命”,依葫芦画瓢,同样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办法。但在“疾风暴雨”的“反右”之后,一说“四大”,无不心有余悸,不免瞻前顾后,缄口不言了。为了鼓励“鸣放”,领导申明: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是谓“三不主义”。不过,这样的宣示也无用处,生怕又是“引蛇出洞”,所以,“鸣放”起来,不过按着“上头的意思”走,大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伟大与正确,大鸣如何实行的设想。

这些设想颇为“狂放”。

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主流的意见认为:大学应当搬到乡下去、工厂去,这样才可以真正与工农相结合,也才能解决实际中的问题。依据当然出自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大学搬到工厂、农村去,大学教育就是要学生去解决生产中的具体问题。你把产量提高了,或是把产品改进了,你就可以毕业,拿到证书。至于那些基础科学的研究,在当时看来,都是些脱离实际的无用之物。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成了当年推动教育革命的“新思想”。

学自然科学的可以这样“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社会科学的,譬如学文学的应当如何“革命”呢?于是提出了“以党校精神办中文系”的口号。因为“教育革命”的另一要义就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什么是“政治”?孙中山说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而毛泽东认为政治就是阶级和阶级的斗争。既然如此,阶级斗争自然就是文科学生的主课。党校培养党的干部,是领导阶级斗争的。顺理成章,文科当然应当按照党校精神来办了。

怎么才算“按党校精神办中文系”呢?

以教学内容来说,不能再按文学概论、语言学概论、古代文学史、近代文学史这样一路讲下来。按照“厚今薄古”的方针,也无须多讲古代的、外国的“旧文学”,而要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主要教材,加上马、恩、列、斯对文学的论述,再加上党对文艺工作的各项指示以及文艺界历次运动的主要文件,譬如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材料,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的按语,“反右”时对“丁、陈集团”的批判材料,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等等。语言学则主要学习扫盲、推广普通话、汉字简化、走拼音化道路,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等党的语言政策。当时的想法是,学了这些,就可以把握党的文艺思想、文艺政策,就可以做党在文艺战线上的尖兵,批判一切错误的文艺思想和不良的文艺倾向。总之,就是要培养一切以党之是非为是非,同一切违背党的文艺路线、文艺政策的思想、言论、作品和作者,做不调和的斗争。

我不知道这些“狂放”的设想,如果真是全部付诸实践,大学将办成什么样子?只知道我们有三四个学期,到农村劳动,到工厂干活,批判老师,批判权威,学生自己讲课,班级集体写书,各种花样都在尝试,唯独不曾系统地读书,连一门外语也没有掌握。“文化大革命”之后,去看望朱东润教授,他感慨地说:你们这一代,吃亏就在没有掌握外文。我明白他的意思,别的还可以补,外文到了中年以后,要补也难了。而缺少了世界眼光和学术参照,很难有大的成绩。

由于“三面红旗”的失败,政策开始调整。我们这一届,也就在调整期的两年里,认真读了一些书,总算不曾完全虚耗。不过,接下来又向过去回归,“四清”,文艺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走向极致——先是大学砸烂,打倒一切“资产阶级权威”,然后是工军宣队进驻“上层建筑”,“上管改”。最后这段时期的大学我未曾经历,但从思想根子查究,依旧是“以党校精神办中文系”的思路。

其实,大学要培养的是各种专门研究人才。无论理工科还是文科,研究总是在探求未知的新思想、新事物。大学培养的人才,要能够通过提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发现,新的假说,推动思想与科学向前发展。否则就失去了办大学的意义。

党校则不同。党校是党轮训、培养党的干部的机构。它的目标是培养忠实于党的理想,熟悉党的方针政策与工作方法的干部,以求在不同的岗位上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校培养干部,不是要创造新理论,而是要掌握既有的理论;不是要创新,而是要徇实。

因此,以党校精神办中文系无论在“大跃进”时期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都不曾取得实效,最后不得不放弃。但是,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办学思路,一直时隐时现地延续下来。如果大学不能大胆地鼓励新的思想创造和科学探索,如果大学没有勇于独立思考和执著研究的精神,反而用各种因循的思想束缚教师学生的思维,那么,“钱学森之问”,恐怕永远无解。

(本刊编辑部摘自《读书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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