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年轻有为的“红小鬼”胡耀邦

邹时林

胡耀邦从1933年初来到瑞金,至1934年10月随军参加长征,在中央苏区工作、生活了近两年时间。在这期间,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勇于创新、不断进取,为苏区的青年运动和团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他经受住了组织上的各种锻炼和考验,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政治上、思想上日渐成熟,成长为中央苏区有名的“红小鬼”。

“冤蒙‘AB双脱险”

1932年12月底,在湘赣苏区被定为所谓“AB团”嫌疑分子的胡耀邦、谭启龙,被少共苏区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从永新带出,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通过国民党军的一道又一道封锁线,于次年1月初安全到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江西瑞金。

少共苏区中央局是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的简称,1931年春成立于宁都,为共青团中央的派出机构,顾作霖任书记,专门领导苏维埃区域的青年工作。同年9月,开始在瑞金办公。1933年初,因为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甚一日,设在上海的共青团中央机关被迫随中共中央迁到瑞金,与少共苏区中央局会合后,改称少共中央局,仍由顾作霖任书记。

回到瑞金,冯文彬顾不上路途劳累,立即去向顾作霖汇报此次巡视湘赣省和挑选干部的情况。冯文彬来到顾作霖的办公室,看他正在伏案阅读文件,便轻轻地叫了一声:“顾书记!”

顾作霖抬头一看,见是冯文彬,热情地说:“文彬同志,你总算回来了,我每天都盼着你挑选干部回来,怎么样,不会让我失望吧?”

“顾书记,我今天来,就是向你汇报挑选干部的情况。”冯文彬说。

“好,慢慢讲!”顾作霖微笑着示意冯文彬坐下。

冯文彬先把巡视情况向顾作霖作了汇报,然后着重谈了挑选干部的情况:“在巡视过程中,我发现胡耀邦很不错,有文化,有思想,有工作干劲,而且肯动脑,爱学习。可是,他与谭启龙被省政治保卫局定为‘AB团嫌疑分子,在省委常委会上大家争执不下,我提出把他们带到中央苏区审查,他们同意了。就这样,我把他们带来了。我建议先把他们的问题搞清楚之后再使用。”

听了冯文彬的汇报,顾作霖深有感触地说:“现在很多干部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了‘AB团,搞得大家人心惶惶。你把他们带来,做了一件大好事。对于他们的问题,我们要认真审查,不能搞逼供信冤枉革命同志!”接着又关切地说:“你一路辛苦了,先好好休整一下。他们的事情,我会处理的!”

随后,顾作霖按照组织程序,把胡耀邦和谭启龙交给了少共苏区中央局(不久为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兼苏区少年先锋队总队部参谋长张爱萍(后为总队长)去审查。顾作霖把张爱萍叫到办公室,交代说:“交给你两个‘AB团嫌疑分子,是从湘赣省转过来的。对他们的审查要认真,既不能冤枉好人,也不能漏掉坏人。”张爱萍接下了审查胡耀邦和谭启龙的任务。

讲起“AB团”分子,张爱萍有着终生难忘的切身体会。就在此前不久,他自己也曾被怀疑为“AB团”在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的负责人,要不是顾作霖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任弼时的力保,也恐难逃被错杀的厄运。因此,他对当时这种随便怀疑人、审查人和乱整人的做法十分反感。此刻,一看转来的是两个尚有几分稚气的年轻人,他首先便有了几分疑惑,并在心中提醒自己要慎之又慎。他分别找胡耀邦、谭启龙谈了多次话,了解他们的出身、经历、爱好和特长等多方面的情况,压根儿就不相信他们会是“AB团”分子。当时,张爱萍还兼任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青年部部长,不用推荐,便把胡耀邦留在青年部当干事,把谭启龙分配到少先队总队部任巡视员,协助总队部领导督促、检查各地区少先队工作。

张爱萍做人做事高度负责,在通过对胡耀邦、谭启龙一段时间的实际观察后,才把两人的情况正式向顾作霖作了报告。对此,张爱萍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和工作实践,我认为这两个同志都无问题。胡耀邦聪颖活跃,热情能干,虚心好学,还颇有文才,对许多问题都有个孔夫子的“每事问”精神,好打破砂锅璺(问)到底;小小年纪就有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强烈愿望和坚强决心;干起工作来又是个拼命三郎。我正式向顾作霖报告:这俩人绝不是“AB团”成员,从籍贯、年龄到工作经历,特别是现实表现,足可以证明他们是革命同志。

听完张爱萍的汇报,顾作霖宽慰地点点头,说:“搞清楚了就好。不能随随便便把‘AB团分子的帽子扣在无辜同志的头上,要爱护我们的同志,不能打击他们对革命工作的积极性。”

胡耀邦本以为事情就这样可以结束,没想到却突生变故。其时,中共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因抵制王明“左”倾错误被中央撤销省委书记职务。王首道被撤职不久,省委主要领导换成了积极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人。在湘赣苏区,原本已平息的肃反工作又白热化起来,随之一批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被错杀,就连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也未能幸免。胡耀邦与谭启龙的“案子”也被湘赣省肃反机关重新翻了出来。他们认为谭启龙从小是孤儿,没文化,社会关系简单,基本上没有“AB团”分子嫌疑,可以不审查。因此,谭启龙的“AB团”分子问题很快就得到解决,并被派到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习深造。对于胡耀邦,湘赣省委则派人到瑞金要把他带回去重新审查。但是,顾作霖、张爱萍、冯文彬等认为情况没有搞清楚,坚决不同意带走胡耀邦。在这种情况下,湘赣省委的人只好作罢。就这样,胡耀邦没有被带走,算是躲过了一劫。然而,在“左”倾错误思想氛围浓厚的情况下,对于胡耀邦究竟是不是“AB团”分子,少共中央局也无十分把握,加上面临的政治压力又大,只好暂时停止胡耀邦的工作,将他隔离在一间小屋子里。

胡耀邦,人小心红,却无端蒙受冤屈。他独坐在空荡的小屋子里,感到非常委屈,也非常恐惧。他苦思冥想,越想越害怕:如果自己的问题不解决,戴在头上的“AB团”分子帽子摘不下来,就意味着会有被杀头的危险。不行,一定要向组织讲清自己的冤情。

一天傍晚,胡耀邦趁人不备溜出房门,直跑到顾作霖的住处。见到顾作霖,胡耀邦就哽咽道:“顾书记,我不是‘AB团分子,真的不是!你可要为我做主啊!”顾作霖十分理解胡耀邦的心情,便安慰说:“耀邦同志,是不是‘AB团分子,要相信组织,组织会调查清楚,你别着急,更不能自己跑出来,你赶紧回去,耐心地等着,组织上会搞清楚的。”胡耀邦听后,心情轻松了许多,又悄然回到了那个小屋。

不久,顾作霖亲自来找胡耀邦。那是在一个晚上,月光之下,两人边走边谈。

顾作霖严肃地问:“耀邦,你给我说实话,你究竟参加过‘AB团没有?”

“什么‘AB团,我是共产主义儿童团嘛!”胡耀邦回答说。

接着,胡耀邦从自己的家庭出身、文化程度谈起,把15岁离家参加革命、加入共青团,到湘赣省做少年儿童工作等学习和工作经历,一股脑儿地讲给顾作霖听。同时,也鲜明地表明了自己对“AB团”的态度:“顾书记,‘AB团是革命的敌人,我们只有奋勇地打倒它,绝没有同情它的半点理由!”

胡耀邦的一番倾诉,顾作霖很受感动,他对胡耀邦说:“你说得对!你先回去,你的情况少共中央局一定会搞清楚的。”

这次长谈,胡耀邦流畅的表达、机敏的反应给顾作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顾作霖的眼前总是不时地晃动着胡耀邦那张带有大孩子般稚气的脸庞,觉得胡耀邦是个很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并有心救下胡耀邦。

不几天,顾作霖找到冯文彬,说:“不像吧,胡耀邦那么小的年纪,怎么会是‘AB团呢?”

“是啊!耀邦的历史是很清楚的,这几年来一直在苏区工作,一个十六七岁的娃娃,怎么能是‘AB团呢?!”冯文彬的回答更加坚定。

其实,顾作霖已有考虑:“中央已发现那个地方搞‘AB团有扩大化的错误,打算派任弼时同志去任湘赣省委书记。耀邦的事等弼时同志去了以后再说,但现在不能让湘赣省委的人把他带走,不然太危险了。”

随后,顾作霖命令解除了对胡耀邦的隔离审查,并嘱咐冯文彬多跟胡耀邦谈谈心,对他多加关心和鼓励。

不久,冯文彬被调往福建任少共省委书记。胡耀邦含着眼泪前来送行,一边走一边说:“你走了,我可怎么办?”

“耀邦同志,组织上会作出正确结论的,不要着急,更不要想不开,要经得起考验,要坚强起来。”冯文彬深情地安慰他。

胡耀邦依依不舍地把冯文彬送到村外的桥头,直到他的身影离开了自己的视线。

不久,在顾作霖的主持下,组织上实事求是地为胡耀邦作出了正确结论。

胡耀邦对这段炼狱般的经历更是刻骨铭心,并经常回忆起这段往事。1988年3月,赴京参加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的谭启龙看望正在三○五医院因病住院的胡耀邦。倾谈中,两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又很自然地说到中央苏区时期那段受迫害的难忘岁月,回忆起当年的种种细节。胡耀邦无限感慨地说:“我们庆幸碰到了三个好领导,一个是冯文彬同志,一个是顾作霖同志,再一个是张爱萍同志。没有他们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何能得以‘双脱险呢?”在谈到顾作霖时,胡耀邦更是惋惜地说:“可惜顾作霖同志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牺牲了,不然这个同志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同年9月16日,胡耀邦还赋诗一首并手书赠给谭启龙:“年逾古稀能几逢?逆交难忘六十春。冤蒙AB双脱险,战处南北俱幸存。牛棚寒暑相忆苦,开拓岁月倍感亲。遥祝康复更添寿,寿到雏声胜老声。”诗中的“冤蒙AB双脱险”说的就是这段经历。1989年4月,就在胡耀邦去世的前几天,冯文彬到医院去看望他,他还对此念念不忘,深情地说:“当年如果不是你把我带出来,我就完了;如果把我送回去,我也完了。”

岗位磨砺放眼量

洗脱了“AB团”分子嫌疑后,胡耀邦被安排到少共中央局机关任巡视员。胡耀邦一扫被隔离审查那段日子的烦忧,重将满腔的热情投入工作当中去。

1933年1月,胡耀邦由少共中央局派到福建省宁化县和清流县巡视少儿工作。3月,又与刚到中央苏区不久的陈丕显一起来到石城县巡视儿童团工作。其间,他们对石城县的儿童团组织建设进行了深入调研,对该县儿童团工作的开展进行了总结,并向少共中央局写了报告。胡耀邦执笔起草了报告。报告以石城县为例,对儿童团的工作提出了切合根据地实际的意见,并形成一份指导性文件转发苏区各地。

4月下旬,为了使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成立闽赣省,任命顾作霖为闽赣省委书记,少共中央儿童局书记曾镜冰为共青团闽赣省委宣传部长。顾作霖赴任后,凯丰接任少共中央局书记,陈丕显接任儿童局书记,胡耀邦、赖大超等为儿童局委员。当时,陈丕显只有17岁,胡耀邦不到18岁,赖大超年仅15岁,三人都是差不多时间到达中央苏区的。

或许是年龄相仿,胡耀邦、陈丕显、赖大超特别投缘。他们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在工作和生活中很快就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当时,中央苏区经历了四次反“围剿”战争,红军的战斗伤亡很大。1933年春,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在全中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号召。随后,在中央苏区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扩红热潮。儿童局也不甘落后,把动员群众参军、扩大红军队伍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胡耀邦积极地参与到扩红工作中,他和儿童局的同事经常组织儿童团利用化装讲演、小戏剧、开会宣传、口头动员等多种形式,分队分组深入乡村宣传与发动,向群众宣传当红军的重要性。他们还编写了一首歌在少年儿童中间传唱,歌中唱道:

争取战争胜利,创造百万红军;军委下达的动员令,少年儿童记在心;回家先把哥爸叫,赶快报名当红军……

这种宣传鼓动很管用,许多少年儿童纷纷动员自己的亲哥亲爹参加红军。在宣传发动的同时,胡耀邦还与儿童局的同事一起组织了儿童慰问团慰问红军家属,帮助红军家属解决实际困难。儿童局的这些活动,使广大苏区群众了解了红军的参军政策,减少了顾虑,调动了参军的积极性,动员效果很好。

动员儿童入学也是儿童局的一项重要工作。1933年10月,儿童局发起“十月儿童入学活动”,采取举行“儿童周”“突击日”等方式,向广大苏区儿童宣传读书识字的好处。其中,唱儿歌是常用的一种形式。当时,有一首《消灭文盲歌》很是流行。歌词写道:

红色的儿童,快快进学堂;多读些书呵!少浪费时光;提高了认识,学会了打仗;等我们长大,都像列宁一般样。红色的儿童,快快进学堂;识不到字呀!瞎子一般样!将来的世界,要我们担当。红色的儿童,个个不要做文盲。

胡耀邦不仅经常参与识字扫盲活动,还利用自己在湘赣苏区的经验,创造了一种扫盲识字的新方法,即在儿童团员站岗放哨的田间树下、村头路口立一块识字牌,上面写着不同的生字,路过的行人要认完字牌上的字才会放行。于是,一时间中央苏区到处都出现儿子教爹娘认字的感人场面。这种做法的推行,对苏区的扫盲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1933年8月,胡耀邦调任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青年部部长,后来又兼任宣传部部长。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是一个群众团体,于1933年初由反帝总同盟与拥苏总同盟合并而成。主要工作对象是红军战士和广大青少年儿童,任务是宣传和动员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蒋介石对苏区的进攻,拥护苏联。在这个相对比较大的平台上,胡耀邦一边开展扩大红军、拥护红军的宣传工作,一边发展儿童团组织,加强对少年儿童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全方位工作的历练,使胡耀邦的宣传组织才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这时的胡耀邦已能用敏锐的眼光、全局的视野来观察和总结工作,并提出指导性的意见。1933年9月27日,他在《红色中华》第113期“党的生活”栏目上发表《共产青年团领导之下的苏区共产儿童团三个月来的活跃情形》一文,既总结了1933年红五月以来苏区儿童团的各项工作,又体现了胡耀邦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文中说:

拥护红军方面:在创造少共国际师,工人们、少先队员们以很大的力量帮助动员,如组织宣传队、组织突击队、帮助新战士家属秋收砍柴、组织调查队、督促逃兵归队等。特别是在长汀、兴国、万泰、博生、瑞金、永丰,有许多儿童团员能够一人鼓动七八名甚至十多名青年去当红军,因此在扩大红军上、归队上,儿童团做了四千以上的数目。……

发展一倍组织的回答:中央儿童局“九三”指示的两件工作中的一件是发展组织一倍。这一工作,许多少先队员是给了光荣的回答,如宁化三个月发展了五千名……他们不但完成了一倍数目,而且还超过了许多。但总的方面来说,还只完成了七分之一。这是由于许多地方对这一工作很疏忽,没有将它深入到下层儿童群众中执行。

文章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一是有些地方对少儿工作重视不够,没有很好地理解儿童工作的重要性;二是实际工作中存在某种“左”的倾向,例如有些地方拒绝中农子女加入儿童团;等等。据此,胡耀邦提出了“目前儿童局的三大工作”:第一是加强阶级教育,第二是大力发展组织,第三是在全苏大会前大规模地慰劳红军。文章最后号召“苏区的皮安尼儿们,学习我们过去的经验,努力执行共产青年团、中央儿童局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是皮安尼儿,我们时刻准备着!”

这篇文章只有2000余字,但言之有物,持之有据,能说到点子上,且多新见解。这与当时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下的一些空话连篇、“八股气”十足的文章相比,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主编《时刻准备着》

1933年9月,不到18岁的胡耀邦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他革命生涯的关键转变。不久,他又兼任少共中央儿童局刊物《时刻准备着》主编。

《时刻准备着》前身是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青年实话》的一个儿童专栏。该专栏从1932年第20期开办,开始叫“儿童栏”,当时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儿童实话”,曾一度把标题改为“皮安尼儿”(苏联少先队俄语的译音),在俄文字母下注明“共产儿童”,原来就将儿童专栏称作“准备着!”或“时刻准备着!”,每期约占3至5页的篇幅,内容主要是儿童新闻和指导儿童工作的言论。随着苏区的扩大和儿童团运动的高涨,《青年实话》的儿童专栏已经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少共中央儿童局决定单独出版刊物《时刻准备着》。

经过精心筹备,1933年10月5日,《时刻准备着》创刊号正式出版。在创刊号上,少共中央局书记凯丰亲自撰写了《发刊词》,称赞该刊是在苏维埃领土上出现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儿童的刊物”。

但如何生动地亮明《时刻准备着》的办刊宗旨,胡耀邦在创刊号的封面设计上颇费了一番心思。创刊号出炉后,果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创刊号的封面上,画着一个活泼的男孩,右手拿着一把锤子扛在肩上,正在跑步前进,路边有个乌龟在爬行。胡耀邦给这幅封面画配了一首诗:

你们是贫苦工农的小弟妹,

我们是从小做工的苦姊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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