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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摇篮:统一战线的生动体现

刘晓庄

[摘 要] 江西是工人运动的摇篮、人民军队的摇篮、中国革命的摇篮和人民共和国的摇篮,蕴涵着统一战线的丰厚内容。江西,唱响了中国革命的壮丽序曲,拉开了统一战线的精彩序幕。

[关键词] 江西 四大摇篮 统一战线

江西,一片富有文化灵性的土地,一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

时光回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曾经发生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事件,演绎了安源罢工、南昌起义、井冈星火、中央苏区斗争等撼天动地的故事,成为工人运动的摇篮、人民军队的摇篮、中国革命的摇篮和人民共和国的摇篮。

盱衡历史风云,江西在那个时代所发生的每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都蕴涵着“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的丰厚内容。江西,唱响了中国革命的壮丽序曲,拉开了统一战线的精彩序幕。

一、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工运”从这里爆发

1.团结工友。1921年,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手捧着一本《共产党宣言》,不知该如何开展革命斗争,唯有将目光投向共产国际,学习俄国革命现成的经验,于是把工作重点放在开展城市工人运动上。一时间,香港、广州、上海、武汉、长沙等地工人罢工风起云涌。

位居湘赣交接的萍乡安源,有着20世纪20年代中国最大的企业——株萍铁路和安源煤矿,简称为安源路矿,拥有职工近2万人。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年代,安源路矿工人遭受着沉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贫困交加,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这正是当时安源路矿工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地火”在安源山下涌动。1920年11月,毛泽东以走亲访友的名义,赴萍乡了解社会状况,访问工人疾苦。1921年夏秋,毛泽东又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主事(校长)的公开身份,来到安源煤矿考察。他下矿井,走工棚,在工人中讲无产者联合起来,讲“阶级团结”,大家听不懂,他就打比方:一根筷子容易断,一把筷子折不弯。

1921年底,李立三受毛泽东委派,运用统战策略,争取官府支持,到安源开办平民学校和工人补习学校。县府官员听说办学可以帮助工人增加知识,发扬德性,于是表示同意。利用这一时机,李立三在参加补习学校学习的工人中发展党员,成立党的组织,告诉大家,“工人”两个字连起来写就是一个“天”,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大于天。党的统战思想由此萌芽。

工人运动需要建立自己的组织,起什么名称好呢?就用“俱乐部”吧,俱乐俱乐,大家快乐!李立三用“四六文”的雅致格式,亲自起草了报县衙立案的呈文,把“联络感情,涵养德性,团结互助,共谋幸福”作为俱乐部宗旨。宗旨符合当时官府的要求,申请很快就被批准。

1922年5月1日,保护工人权益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李立三被选举为俱乐部主任。这件事情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不足周岁的中共组织倍觉振奋,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专门提到这一成果。

2.争取支持。毛泽东告诉李立三,要善于运用“哀兵必胜”的斗争策略,提出“哀而动人”罢工口号,取得合法地位,争取社会和舆论的广泛同情支持。罢工前夕,俱乐部散发217字“全体工人泣白”,其中“把我工人当牛马”“血汗工资都不发”等词句,令人义愤填膺。

当时的安源,帮会林立,洪帮势力最大,甚至可以一呼百应。许多工人为了找个“靠山”,纷纷加入洪帮。要团结工人,就得借助洪帮的权势。为此,在罢工前夕,李立三带着已是俱乐部成员的两个洪帮小头目,提着一瓶酒、一只大公鸡,主动来到洪帮龙头老大章龙的家府,一番“侠肝义胆”,一碗“鸡血烈酒”后,章龙拍着胸脯,答应了罢工期间帮助维护治安的要求。李立三歃血盟约,与洪帮头目结“兄弟”,使得安源罢工期间街头秩序井然,充分展示了统一战线的作用,成为中共统战史上的一段佳话。

3.维护权益。1922年9月初,毛泽东又一次来到安源,召开党支部会议,作出了组织路矿两局工人大罢工的决定。为了加强罢工斗争的领导力量,毛泽东派刘少奇来安源参与领导大罢工,“长住俱乐部应付一切”,负责与各方面联系、谈判工作。

其间,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向当局反映工人诉求,路矿当局以财政困难为由,拒绝了发清积欠工人存饷要求,罢工一触即发。俱乐部向全国各工团以及社会各界发出紧急呼吁,请求声援安源工人。9月14日零点,安源路矿大罢工开始。“工人要活命”,“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罢工口号此起彼伏、震天动地。同时,俱乐部注意斗争策略,发表罢工宣言,提出17项复工条件,用血泪控诉路矿当局欺压工人罪行。大罢工持续5天后签订协议,“秩序极好,组织极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取得完全胜利”。

为了巩固罢工成果,继续保护好工人利益,团结工人与资本家进行经济斗争,1923年2月7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股份制经济实体——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正式开业,毛泽民任总经理。合作社实行持矿票兑换现钱,能够在合作社购买廉价日用商品的举措,这极大地凝聚了人心,不久便把安源街上大大小小的银铺挤垮了。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次壮举”。它对于我党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中如何团结各种力量、争取各方支持、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进行了初步探索,积累了早期经验,对全国后来的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南昌起义:军旗从这里升起

1.掌握主动。1924年初,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国共两党第一次建立了统一战线,共同创办黄埔军校,同仇敌忾,“打倒列强”,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工农运动蓬勃发展。

然而,好景不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起反革命屠刀;接着,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倒在了血泊之中,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惨遭失败。血的教训令中国共产党人变得清醒起来,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建立革命军队,开展武装斗争,已经时不我待。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赴九江,准备组织中共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7月20日,因发现张发奎已经站到汪精卫一边,李立三等立即抛弃依赖张发奎的计划,提出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即南昌起义。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获悉李立三等人的提议后,正式确定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部署。随后,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起义计划。

7月27日,周恩来从武汉经九江到达南昌。根据中央决定,中共前敌委员会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前委当即决定于7月30日起义。7月30日晨,张国焘赶到南昌,带来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最新意见,他曲解了中央关于“起义要慎重”的意见,提出“应该争取张发奎的同意”,要求重新讨论起义。这一提议,被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否决,张国焘只得少数服从多数。起义时间最后定为1927年8月1日凌晨。

2.联合力量。1927年7月下旬,就在南昌起义工作紧张准备的关键时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感到叶挺、贺龙部队“不稳定”,企图以开会的名义把叶、贺召集到庐山,解除他们的兵权。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虽然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仍秘密留在国民党军队,得知会议内幕后,他秘密下庐山,赶到九江,和叶挺、贺龙、高语罕和廖乾五在九江甘棠湖的一艘小划子上,紧急商议对策,决定叶、贺不上庐山,所辖部队按照预定时间,沿南浔铁路开赴南昌。

在参加南昌起义的3支部队中,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人数最多,又被誉为“钢军”,但贺龙当时不是共产党员,争取贺龙,至关重要。实际上,在决定南昌起义之前,共产党员周逸群就带领一支宣传队在其所部开展有声有色的宣传工作,贺龙颇受教育,并向周逸群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6月26日,贺龙率部从河南班师武汉,周恩来亲自到贺龙寓所拜访,向贺龙分析了蒋介石叛变后的形势和汪精卫的动向,希望他和共产党站在一起,贺龙毅然答应。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7月23日,贺龙率部以“东征讨蒋”的名义乘船东下到达九江,7月26日抵达南昌。28日,周恩来把前委关于南昌起义的计划告诉他,征询他的意见。贺龙深明大义,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叫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

起义之前,林伯渠、徐特立利用老朋友的关系,住在江西省政府代理主席兼任民政厅长姜济寰家里,和他推心置腹交谈,贺龙也叫商民协会的负责人进行思想开导。经过多方努力,姜济寰表示“坚决跟共产党走,同你们共患难”,并为维护起义期间的社会秩序、稳定财政金融做了不少工作,起了一定作用。

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部队按中央决定,南下广东。张发奎下令追赶南昌起义部队,叶剑英给张发奎“献计”,力主不追赶叶、贺部队,让共产党到东江由李济深调部队阻击,张发奎即可以顺利地回到广州。张发奎采纳叶剑英的“妙计”,率部和南昌起义军分道而行,减轻了起义军的压力。

3.建立同盟。起义前夕,专门成立了包括党外人士参加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周恩来、谭平山就起义宣言、政权名称、组织人事等重大问题,与党外人士平等协商。起义后,叶挺向特别委员会报告了起义经过,并得到承认。周恩来就起义、行军计划以及进一步联络左派人士的工作,与他们商讨,获得了大家的支持。

8月1日上午9时,起义胜利后,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华厅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过了《中央委员宣言》《联席会议宣言》等,其中提出的6条政纲与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一致。在革命委员会的25名委员中,共产党外人士15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主席团由宋庆龄、贺龙、张发奎、邓演达、谭平山、郭沫若、恽代英等7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外人士占5名,进一步团结了国民党左派力量。

南昌起义团结一切力量,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丰富了革命统一战线的经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星火从这里燎原

1.扩大武装。大革命失败以后,一系列各种形式的城市暴动受到挫折,促使毛泽东开始战略转变的思考:依靠农民,向农村进军,寻求落脚点,保存革命军实力,另图发展。

1927年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起义。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9月9日起,起义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出发,取道平江、浏阳,准备进攻长沙,但遭到敌人围击。

起义受挫后,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创造性地确立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

在毛泽东来井冈山之前,袁文才、王佐已经在这一带活动,是井冈山的“山大王”,他们所领导的武装组织,没有正式的名称,被人视作“土匪”。而毛泽东要上井冈山,就必须与他们合作,取得他们的信任,建立统一战线,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毛泽东以礼相待,先给袁文才写了一封信,争取他的支持,后只身前往和他见面,并赠送袁文才100支枪。这使袁文才认识到,毛泽东不是吞并自己,而是帮助自己发展。袁文才当即表示包下工农革命军的粮饷供应,并赠给银圆1000块。

为了做好王佐的工作,毛泽东委派何长工带着他写给王佐的亲笔信,独自上山。王佐见信十分高兴,当即摆酒设宴,但仍存戒备之心。何长工从他母亲入手,进行认真细致的思想工作。毛泽东也亲自到山上与王佐见面,劝说他“跟共产党走,不做绿林好汉,为穷人闹革命”,并送给他70支枪。王佐深受教益,与袁文才商量参加革命。

1928年2月,毛泽东将袁文才、王佐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任第二营营长,何长工为党代表。两支原来被人称为“土匪”的地方武装,成为井冈山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2.照顾利益。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这两双扭转乾坤的巨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秋收起义、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三支部队以及井冈山本地武装胜利会师。操着湘音、川调、粤语、赣声以及客家方言的一群救国救民的年青共产党人聚首在井冈山。部队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这是沿用北伐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的“铁军”番号。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代表前委宣布宽待俘虏的三大规定:不许打骂俘虏;不许搜俘虏的腰包;受伤者给予治疗,愿回者发给路费。红军对于俘虏政策不折不扣地执行,打破了敌军“共匪见俘就杀,对俘虏割耳挖眼”的欺骗宣传,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威力,对国民党军的战斗意志形成很大的冲击,所有参加“剿匪”的官兵脑子里悄然地产生了不必与红军拼死苦战的念头。

为了整顿军纪,红军宣布了“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捆铺草,上门板,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以后,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注意。红军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

在井冈山根据地,创造性地对工商业实行统战政策,重视活跃经济贸易市场,恢复和发展榨油、造纸、石灰、樟脑等手工业,产品秘密运往白区,换回一些生产生活必需品,并从中增加收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改造和开辟圩场,疏通商品流通渠道,群众生产的草鞋、斗笠、草席、木、竹藤等产品,可以在圩场上自由买卖,红色贸易非常活跃。同时,保护中小商人利益,对中小商人不加歧视,使中间阶级感到满意。取消全部苛捐杂税,保护中小商人做买卖,照顾小商贩和民族资产阶级利益,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3.推行民主。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等懂得运用各种形式,宣传革命主张,让劳苦大众当家作主,团结各种力量参与革命斗争,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成立体现军队民主的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陈毅曾经担任过士兵委员会主任,部队中出现了一种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新型官兵关系,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大增强。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途中,发布《红四军布告》和《告绿林弟兄书》,起到积极作用。当时,井冈山流传着不少歌谣和口号,例如“打土豪好比砍大树,砍倒了大树有柴烧,打倒了土豪就有饭吃,有衣穿”,吸引了大批农民参加红军。

依靠最主要、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来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重要的是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在1928年上半年,毛泽东三到永新塘边调查研究,领导分田,总结分田经验,亲自起草《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开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明确规定:“凡从事劳动及不剥削他人以为生活的男人和女人,如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凡工农兵平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罢工的绝对自由”。这些规定,集中反映了工农贫苦阶级的根本利益,代表了根据地创建初期的政权主张,激发了大家当家做主人的责任感,深受工农贫苦群众的拥护。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在全党为挽救革命,寻找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斗争中……逐步找到了一条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胜利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经过创建、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利用各种条件开展统一战线,保护同盟者的利益,不断壮大革命的队伍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鲜活的统战经验。

四、红色故都瑞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1.立足国情。历经从工农武装暴动到工农武装割据、从军事反“围剿”胜利到建立红色政权,红军在江西赣南发展了新的地盘。

1931年11月7日,“一苏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当选为军委主席。主席台前横匾:“工农堡垒,民主专政。”毛泽东题词:“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苏维埃政府红色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参加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政权组织。

在中央苏区,“左”倾教条主义者忽视统一战线,不要朋友,甚至排挤毛泽东,剥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推行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在革命队伍内部大搞“肃反”,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使大批干部受到打击,广大革命群众受到伤害。

面对“左”倾思想的泛滥,毛泽东总结了土地革命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亲自带领大家挖井、修桥、铺路等,赢得了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一大批领导同志为了制止苏区“肃反”扩大化,团结苏区老百姓,也做了许多纠错的工作。

2.化敌为友。1931年2月,蒋介石调第二十六路军前往江西“进剿”红军。到江西后,该军被迫参加了第二、第三次军事“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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