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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1939年中共在国统区的抗战动员

孟亚云+张祖龑

[摘 要] 1935年,日本染指华北地区,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中共为实现“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而奔走呼号。舆论动员成为身处僻地的中共隔空影响国统区的最优选择。1935年至1939年,中共利用逐渐宽松的舆论环境,利用不同形式的大众传媒,促成了巨大的抗日舆论洪流,不仅加速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且也极大促进了自身发展壮大。

[关键词] 抗战动员 大众媒体 国统区 中国共产党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从1935年开始,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从关内肆虐到关外,民族危机愈加深重。中国共产党立即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为实现“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走呼号。国统区的抗战动员成为实现“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国土纷纷沦丧,人心惶惶,国统区的抗战动员迫在眉睫。然而,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国民党却偏执于“攘外必先安内”,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难以推行。而且中共偏居西北,面对岌岌可危的时局,在国统区的抗日动员中,行政力量和军事力量鞭长莫及,舆论的力量成为中共在国统区抗战动员的主要依赖力量。

一、困境与契机:中共国统区抗战动员环境分析

1935年10月,中共主体力量落脚陕北时,日本侵略军通过华北事变,已经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一再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逐渐把国民党作为统战对象。

中共在国统区的统战工作首先碰到的是如何实现“逼蒋抗日”的问题。在国土主权被不断鲸吞的1935年和1936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路线的国统区掌权者——国民党不能领导全国人民奋起抵抗,团结起来共御外辱。“逼蒋抗日”逻辑的落脚点是“联蒋抗日”,进而实现全民族的团结抗战。193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解决问题“文”的方法。“现在中国有两条战线,一条是抗日战线,一条是内战。要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我们首先就要停止内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1]如何“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很显然,利用超越空间阻隔的大众媒体,争取全国的舆论支持,隔空形成抗日舆论压力,成为身处偏僻陕北地区的中共迫使国民党当局由反共内战向联共抗日转变的现实选择,同时,也可实现“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的目的。

中共在国统区的舆论动员在1935年到1939年出现巨大的机遇期。1936年西安事变后,10年内战事实上已经结束,中共终于争取到了稳定发展的机会。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至1939年,国共关系从趋向缓和到实现合作,舆论环境随之逐渐好转。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对十年内战期间的舆论统制政策做了一些修改,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了舆论压制和封锁,对于非国民党的媒体给予有限的自由和开放。“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2]但是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方面对于同中共合作态度开始逆转,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中共在国统区的舆论动员遭到了限制。

二、言谏与鼓动:中共利用大众传媒等载体隔空动员

中共身处偏僻的陕北,利用大众传媒等载体,能够实现对国统区隔空动员。通电、报刊以及通俗性读物等的综合运用,为中共在国统区的抗日动员形成了层次分明的宣传系统。各种形式之间功能侧重不同,综合运用保证了信息传播的时效性、系统性、形象性。

通电是电报与报纸、广播相结合而衍生的媒体形式。通电最具有时效性,信息主体利用通电能够在第一时间抢占舆论的话语权,以短小精悍的形式表达口号化的煽动内容,追求能够达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效果。中共往往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选择通电的形式抢占舆论优先权。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提出与国民党议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战”。1937年1月8日,中共又发表《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督促蒋介石履行西安事变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具有代表性的是1937年7月8日,即“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用了大量极具鼓动力的口号:“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3]p274可以看出,中共利用通电在关键的历史时刻最直接地表明态度,抢占舆论先机。

通电不同于一般电报点对点私密的联系,通电为了扩大舆论效果,一般都电告全国一级、二级电报馆和有影响力的报纸,依赖这些媒体的转播,信息扩散至特定地域的大众。上述中共发表通电的抬头,收报人除了特定的收报对象,都有全国各报馆。但是由于1937年9月国共合作实现以前,国统区对于中共实行舆论封锁,为此建立了严格的新闻出版审查制度,有关中共的正面信息,国统区的报刊媒体难以通过审查发表出来。上述比较有代表性的三个通电,前两个发表在《红色中华》上,后一个发表在《解放》上,流传的范围局限于中共内部及管辖地区,也就是说,大多限于国统区发报对象小群体和革命区内。所以,掌握直接发布信息的报刊和出版物是扩散信息、进行广泛动员的必要一步。

中共在国统区利用报刊进行动员,在国共合作前,主要是利用第三方媒介,突破舆论封锁,把抗战团结逐渐凝聚为主流舆论,形成强大舆论压力,迫使国民党趋向联共抗日。在国共合作后的1937年至1939年,中共在主要国统区能够建立自己的舆论喉舌,与其他抗日媒体相互配合,并且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下进行抗日动员,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利用第三方的媒介,在历史关键时刻发挥了舆论影响时局的作用。中共的统一战线主张真正在国统区引起轰动的,是《大公报》于1937年2月15日在天津版和上海版同时刊发由署名“长江”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在国统区引起轰动。“现在共产党之转变,在西北已有不少事实为之证明。……中国此时不需要国内对立,中国此时需要和平统一,以统一的力量防御国家之生存”[4]。这是在西安事变后,第三方媒介第一次在国统区广泛范围内介绍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积极作用,以及阐释中共谋求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发表的时机恰在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形成巨大舆论压力促使国民党当局加快联共抗日政策的形成。

同时还通过客观公正的第三方媒介渠道,使中共的真实情况和抗日主张得到传播。中共积极谋求和第三方媒介人建立联系。“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指毛泽东)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他被剥夺了合法地向中国报界发表意见的可能,但是,他知道,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也会传回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耳朵里。”[5]p1921936年春,斯诺由中共地下组织安排进入陕北苏区进行为期4个月的新闻采访。1936年11月14日上海出版的英文报刊《密勒氏评论报》以《毛泽东访问记》为题目,首先发表斯诺与毛泽东的长篇对话。《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随后连载了30余篇访问陕北的文章。1937年8月,《文摘》(《文摘战时旬刊》《文摘月刊》)杂志首先分期刊出了中文版的《毛泽东自传》,引爆全国。第三方媒介为国统区大众了解中共提供了一个窗口。

中共在国共合作后,有机会建立自己的舆论喉舌,与主张联合抗日的进步媒体相互呼应,更为翔实、系统、多角度地进行抗日动员。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在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同时,也承认了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党报的权利。1937年12月11日创刊于武汉的《群众》周刊和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武汉的《新华日报》成为中共在国统区的喉舌。《新华日报》更具时效性,能够及时公布中共的抗战活动、政策和对时事态度。《群众》周刊作为期刊,信息容纳量较大,“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更多地从理论角度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当时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致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6]p8-9

中共还出版发行大量通俗读物。多以通俗性故事的方式介绍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比如1937年10月由陕西延安书局出版的《毛泽东自传》的附录有《毛泽东等呈蒋委员长一致对日抗战电文》《毛泽东论抗日及联合战线》。中共于1938年1月,以《西行漫记》的书名发行《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这是美国记者斯诺访问延安全过程的采访录。该书仅在上海一地就销售5万本,各种印本有20多种[7]p26-33。

三、联合与认同:国统区抗战动员的实效考察

1936年至1939年中共在国统区的舆论动员取得的实效主要体现在加速了国共合作实现的步伐,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将抗日”,利用大众传媒,形成抗日舆论洪流,促使国民党从内战向联共抗日的转变。《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正是发表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文章在隐晦地暗示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履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承诺,促使国民党向着和平和抗日的方向转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抗战动员激发了国统区大众的民族认同。《新华日报》在连篇累牍揭发日本侵略者的累累罪行的同时,也在宣扬广大军民奋勇抗战的光辉事迹,既激发大众对日寇的仇恨,又坚定同仇敌忾的抗战信心。中共出版发行《论持久战》《论游击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单行本为抗战指明了方向和策略。就具体而言,1938年8月下旬到9月间的《新华日报》同时刊登有共产党办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国民党办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陆军通信兵学校”等招生广告。这些渠道把知识青年的求学与救国结合起来,因此激励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

抗战动员不仅激发国统区大众的民族认同,还促使大众产生对中共的政治认同。通过大众媒体把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活动传播开来,中共在国统区大众印象里成为民族利益的维护者。《大公报》附属刊物《国闻周报》在1937年7月12日发表的《陕北之行》就介绍了1937年2月范长江到陕北访问的所见所闻。读者的感受是:“在西安事变中,共产党是最惹目的力量。长江君到西安后,先分析当时领导的政治理论;更与有力分子周恩来相见,因而知道共产党的转变:在理论上,由阶级斗争变为民族革命解放战争;在策略上由‘反蒋抗日变为‘联蒋抗日乃至‘拥蒋抗日。”[8]

中共民族利益的维护者的形象一经国统区大众接受,尤其热血报国的知识青年,便会以实际行动回应对中共抗战动员的响应,为中共政党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一位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直抒胸臆:“当时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要抗日,国民党不抗日,共产党要抗日;要民主,国民党搞专制,共产党反专制。我们是带着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奔向共产党的。只要你当年内心还有一点点热血、一点良知,你就不会选择走另一条路。”[9]从1937年开始,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形成“圣地洪流”壮观景象。延安,成为知识青年心中的“20世纪中国的耶路撒冷”。“至1939年底,抗大就招收了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知识青年16144人。在1943年12月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任弼时发言时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10]p279

四、结语

自1935年开始,民族危亡之际,中共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逐渐成为统一战线的核心。中共偏居陕北,自身力量难以敦促国民党,隔空使用大众传媒成为当时历史环境下颇具可行性的选择。另一方面,利用大众传媒能够使身处僻地的中共最大程度地进行抗日动员。中共综合运用通电、报刊以及通俗性读物等,发挥各种载体传播信息的优势,不仅形成巨大的舆论洪流,促使国民党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还实现了民族利益与政党利益的统一,为中共赢得巨大的政治声誉,为党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这一时期的舆论动员实践是中共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动员民众维护民族利益的伟大实践。这使处于中华民族复兴关键时刻的我们,不由思考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是这样阐释“中国梦”的:“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它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一种共同期盼。”[11]“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动员人民群众,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在当代“中国梦”视野下的社会动员,应该特别重视发挥网络动员的作用,总结网络动员的经验,创新传统动员模式,提高“中国梦”的动员工作的实效。

参考文献:

[1]毛主席演讲略词[J].红色中华(副刊),1936(1).

[2]抗战建国纲领[N].新华日报,1938-04-03.

[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4]长江.动荡中之西北大局[N].大公报,1937-02-15.

[5][美]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第1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6]郑新如,陈思明.群众周刊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4.

[7]王余光,陈幼华.中国畅销书百年回眸(二)[J].出版广角,2000(11).

[8]陕北之行[N].国闻周报,1937-08-26.

[9]许纪霖.最后的士大夫[J].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4).

[1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N].人民日报,2012-11-30.

责任编辑 吴自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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