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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研究

万强

[摘 要] 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是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形成的,是对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当时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且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邓小平 新时期 反腐倡廉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它自成立以来就一贯提倡廉洁政治,坚持反腐败斗争,并把反腐倡廉和党的建设有机地结合到一起。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他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但同时又使党的执政面临着一系列新的严峻考验。面对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邓小平一面强调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是抓经济建设,一面反复告诫全党要防止新形势下出现的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反腐倡廉举措,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反腐倡廉思想。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不仅在当时对于正确分析反腐败斗争形势,有效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于今天正在开展的反腐倡廉建设、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时代背景

1.党的执政地位和改革开放新形势,要求必须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由于我国处在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就更加严重地摆在人们面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对内改革具有巨大而深刻的社会进步意义,已经而且还将继续为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注入崭新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同时,由于新旧体制的转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新体制是在旧体制内部孕育,而且是通过渐进过渡的方式,从旧体制的缝隙和边缘生长出来,并逐步向其核心部位渗透发展的,所以整个过渡的过程呈现出各种心态、观念交织的状况。社会生活也由此难以避免地出现了种种碰撞、摩擦、错位和空档,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以及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某种程度的混乱和矛盾。邓小平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反复强调在改革开放新情况下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作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党风廉政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的性质。邓小平认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1]p143这就鲜明地指出了社会主义应当体现的优越性之所在。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在谈到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时,指出:我们“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p378。邓小平又一次从比较中强调了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是有关能否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大问题。邓小平的这些论述表达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我们既要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争取和利用一切条件来加快发展自己,又要保持自己的政治优势和民族特点,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决不能走许多西方国家走过的经济繁荣、道德沦丧的老路。如果党风和廉政建设搞不好,就不可能建设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是搞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保证。邓小平指出,“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1]p164。“这件事抓好了,就可以真正促进改革和建设。”[1]p153邓小平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概括起来,就是党风廉政建设,对于改革和经济建设起着一种“保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条件;二是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遵循正确的轨道和方向;三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向前发展。如果党风廉政建设搞不好,让贪污贿赂之风盛行,改革开放就要失败,经济建设最终也将被破坏。

(3)党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要端正社会风气就必然要首先端正党风,这是邓小平经常强调的一个问题。他认为,在执政的条件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对搞好社会风气和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关键作用,只要广大党员干部廉洁奉公、清正无私,起表率作用,就一定能够带出一个好的社会风气和好的思想风貌。邓小平曾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2]p812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既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人要起先锋模范作用的一贯要求,也是对中国文化中“政者,正也”传统理论精神的弘扬。

(4)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政权的根本问题。邓小平多次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他说他赞成陈云同志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观点。邓小平认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p313

总之,腐败不仅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涣散了党心民心,腐败之风已成为人民心头之恨、改革开放之大敌。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加以克服,任其发展,就会葬送改革开放大业,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危及无产阶级政权。因此,反腐败的成与败已经成为决定改革开放大业和社会主义江山兴与衰的关键。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对反腐败提出了新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的运行,给企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也给党风廉政建设带来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市场经济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的文明与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从经济领域来讲,它有利于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效益,促进生产力更好更快地发展。从精神领域来讲,它有利于消除封建特权思想,完善民主政治,推动思想、文化建设;有利于克服现行政治体制上的某些缺陷;有利于促进对外开放和树立开拓创新、奋发进取的新风尚。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一般属性,它不可能完全消除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消除盲目性和自发性。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不很发达、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市场行为的法制化尚不健全的条件下,商品经济所固有的特征极易诱发某些消极现象,成为产生社会经济生活中不正之风和违法违纪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

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使党风廉政建设的环境更趋复杂。所谓开放性,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打破地域界限,敞开山门、寨门、县门、国门,向市场、社会乃至世界开放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使得从事和参与经济活动的党员、干部同社会接触的范围急剧扩大,交流的渠道急剧增多,相互影响的程度急剧增大。社会上某些不健康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也因此更加直接地影响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作风,增加了党员干部遭受腐蚀的可能性。

市场经济的等价性,极易侵蚀党内政治生活。等价交换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原则不能不对政治领域产生影响。如果疏于防范,就会使党内政治生活带上功利化、商品化的色彩。例如:一些党员干部做了点工作,或在工作中做出了点成绩,就向党讨价还价,伸手要官、要地位、要待遇等;一些党员干部在处理同志间关系时丧失原则,不是在政治、思想、生活上真诚地互相帮助,而是互相利用,彼此谋利;一些掌权的党员干部不能正确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走上犯罪道路。

市场经济的营利性,容易诱发“拜金主义”价值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经济利益的“企业化”和“个人化”,使一些党员干部片面追求和强调局部与个人利益,产生“一切向钱看”的思想,陷入“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的泥沼中,把赚钱谋利、发财致富作为自己唯一的目标来追求,从而把党和人民的利益、党的宗旨、党性原则和党员、干部应有的形象统统抛到一边,对政治失去兴趣,这是一种很不正确、很危险的思想倾向。

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容易诱发违法乱纪行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商品生产经营者都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法人和竞争主体,具有各自的经济利益。一些人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赢利,就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不择手段,“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搞歪门邪道、弄虚作假、损人利己。此外,请客送礼、金钱开路等各种“搞活经济”的现象也会出现,滋长不正之风。

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客观上为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的滋长提供土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其计划性一面而言,是自觉的;但就市场调节一面而言,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在经济活动中,一些生产经营者,往往只顾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顾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在执行政策上,往往借口特殊情况而搞所谓“通权达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往往随着形势的变化时起时伏,有时还很严重,甚至纠而复生、屡禁不止。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热切希望我们党消除腐败,端正党风。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党群关系不仅是党风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腐败问题,任其滋生蔓延,就会破坏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会动摇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因此,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已成为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败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主要内容

1.反腐败斗争要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反腐败斗争要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全过程之中,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邓小平称“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1]p141。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在论述各项工作任务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关系时指出: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毫无疑问,反腐败和党的其他工作一样,也必须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是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也是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邓小平深刻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1]p141。我们党吸取历史教训,科学确定和把握各项任务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避免了重犯历史错误。在反腐败问题上,正确确定了它在党的整体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是邓小平多次指出的,反腐败是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搞好改革开放的保证。按照这样的思路,就是要把反腐败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全过程,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党的工作的中心。

反腐败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它对经济建设具有能动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集中表现为“保证”作用,即邓小平一再强调的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对腐败是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概括地讲,反腐败关系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方向问题、本质问题。邓小平曾经讲过一段寓意深刻、发人深思的话:“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p154由此可见,反腐败服务于经济建设,不是狭义的服务,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服务,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反腐败斗争对我国的经济基础起着促进的作用。反腐败斗争与改革和发展是同步进行的,反腐败斗争的状况最终不能脱离经济发展的水平。因此,要保持我国的经济建设以至于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必须反对腐败。

2.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邓小平认为,对于新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仅要作为关系党和国家兴衰成败的大事来看待,而且在工作上必须作为大事来抓,作为大事处理和安排。“两手抓”方针的提出和坚持,就是这一思想的生动体现。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工作中心是领导经济建设,党的其他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如果不加快自己的经济发展,较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的实力,就不能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有失败的危险。但是,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如果忽视精神文明建设,让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腐败现象到处泛滥,这同样不能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而且还会使党和政府脱离人民,也有失败的危险。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1]p28。党风廉政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以非常形象、简洁的语言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在坚持“两手抓”方针的实践中,往往出现抓精神文明及廉政建设这一手比较软的情况,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重大危害。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1]p306,从而提出了“两手都要硬”的命题,形成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在这里,邓小平把惩治腐败、打击经济犯罪同坚持改革开放并提,要求这两手都要硬,这就把惩治腐败提到战略高度加以强调,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方针。

3.反腐败斗争要坚持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反腐败斗争要坚持长期性和阶段性统一的思路,是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关于反腐败斗争长期性的思想是很深刻的,他多次强调打击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纠正不正之风和惩治腐败是长期的经常斗争,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当中。同时,邓小平也强调不能因为反腐败是长期的斗争而稍有松懈,要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在一定的情况下,为了刹住一个时期的势头,可采取一些比较紧迫的办法,在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他还提出可以组织几次打击经济犯罪的战役,狠抓两年,抓出成效。他的这些论述,对形成反腐败斗争要坚持长期性和阶段性统一的思路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所谓长期性,就是指反腐败斗争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全过程,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1]p164。唯有如此,才能把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从而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证政府的廉洁,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所谓阶段性,就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反腐败斗争要达到的预期目标和成果。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是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的战略和策略,符合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客观规律,也是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体现和发挥。坚持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既有总体目标和规划,又分阶段部署实施,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滚动或发展,由浅入深,由治标到标本兼治,由量变到质变,由小胜到大胜,由局部成果到整体成果。这样就能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最终胜利。

4.依靠法制反腐败。运用法制手段反对腐败,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中,突出强调了法制在惩治腐败中的作用: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p379。邓小平强调依靠法制反对腐败,是基于他对法制的性质、特点以及对我国传统和现实形势的深刻认识。

首先,依靠法制反腐败是由法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第一,邓小平强调反腐败要依靠法制,这是由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这一性质决定的。腐败的本质是没有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从而违背了人民意志的行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保证权力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行使,根本出路就在于提高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水平,把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民主权利通过各种具体法律的形式加以保证。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要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第二,邓小平强调依靠法制反腐败,是由法制的特点决定的。他明确指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它既能从根本上规范人们的行为,防止和减少人们行为的随意性,堵住产生腐败现象的漏洞,有效减少腐败滋生的条件,起到防范于前的作用,又能惩治腐败,达到惩戒于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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