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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主政苏区江西省的历史贡献

翁梯敏

[摘 要] 1931年11月,李富春到达中央苏区,不久被苏区中央局任命为苏区江西省委书记,直至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离开江西。在这近三年的时间里,李富春为苏区江西省呕心沥血,带领全省干部群众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开创了苏区江西省工作的新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李富春 苏区江西省 贡献

1931年11月,李富春到达中央苏区,不久被苏区中央局任命为苏区江西省委书记,直至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长征,“才忍着不安的精神,离开了似乎是第二故乡的江西苏区”[1]p5。在这近三年的时间里,李富春为苏区江西省呕心沥血,带领全省干部群众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正如他所言:“我是从江西苏区锻炼出来的,跟着江西苏区党员,跟着江西苏区300万群众,学了很多宝贵的革命经验和教训。”[2]p139

一、通过调查研究,坚决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为苏区江西省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李富春上任后,正逢苏区江西省肃反扩大化蔓延时,他从实际出发,通过调查研究,坚决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保护了干部群众,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重视调查,掌握实际情况。1930年,赣西南地区大搞肃反扩大化运动,大搞“逼供信”,错杀了一批被误认为是“AB团”的同志。李富春到中央苏区担任苏区江西省委书记后,不少干部和群众向他反映这些情况,有些冤屈者向省委写信,甚至直接找到李富春申诉冤情。李富春耐心听取了解情况,深入调查研究,坚决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其中兴国有位叫黄家楫的教书先生,因为向上级领导反映县、乡肃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得罪了一些掌握肃反大权的干部,被划为土豪,并列为处决对象。黄家楫托人到省委找李富春申诉冤情,李富春立即派人进行调查核实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查证,黄家楫确属冤枉。李富春当即给兴国县政府写信:“刀下留人,黄家楫是教书先生,教书先生不该杀!”[2]p122李富春对江西苏区过去在肃反工作中犯的扩大化错误进行了批评,提出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八项措施,赢得了全省干部群众的拥护。

改组肃反机构,规范审判流程。1932年5月,苏区江西省委对负责肃反工作的省保卫局进行改组,李富春、陈毅和吴德峰担任保卫局委员,一切行政组织审判,都由委员会审理执行。改组后的省保卫局宣布:在过去红军肃反工作中作为“AB团”分子被杀的官兵,在尚未宣布或查不清楚的情况下,其家属如在地方的,一律仍以红军家属优待。据1932年的《江西省委一二三四月份工作报告》可知,此后,经李富春过问,审讯犯人之刑审已被“完全废除”,审判技术“有相当的进步”,“凡判决之案,需经过公审执行,在公审中,得到不少效果”[2]p123。1932年8月,省委召开肃反工作会议,李富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后,各县县委对李富春的讲话进行认真的学习和讨论,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实施,使一度发生的乱打乱杀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逐步得到纠正,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加强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断扩大党员、根据地和党组织建设的规模

李富春主政苏区江西省时,加大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力度,提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进而推动了党员、根据地、党组织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

注重向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加强群众性教育,提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关于如何加强对党员教育,李富春提出:“加强党对党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教育,使每个党员‘领会一定的最低限度的政治与理论知识,至少要有这种程度,使广大的党员群众能够回答非党员的工人所提出的问题与关于共产党的纲领、目的、策略的基本问题,是使党经过广大党员群众的活动,说服和争取广大群众的大多数的基本条件!”“同时要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要求,在党的总的口号下更能适合当地群众情形,提出个别的具体的口号,领导群众为实现党的某一个时期的号召,为党的总的口号而斗争。”[2]p135为了克服脱离群众的弱点,李富春提出:“我们要能细心地充分地了解下面情形和非建立集体领导和分工的个人负责制,建立巡视员制,切实倾听和了解下面情形,具体的个别的研究问题。”[2]p1361933年春夏间,苏区江西省委机关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期间,省委还多次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李富春亲自到学习班上为大家讲课。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作为一条红线,贯穿于苏区江西省委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始终。

中共苏区江西省委是中央苏区所设五个省委之一,也是成立最早的省委。1931年10月,苏区江西省委成立时下辖三个特委:赣东、赣南、永吉泰[3]p236-237。李富春担任苏区江西省委书记后,江西党员、根据地、党组织建设都得到了快速发展。据统计:1931年12月,全省党员总数15000余名;1932年3月底,23000余名;1933年4月,67904名;1933年9月22日,97451名[4]p327。1932年5月,江西苏区已经发展到“跨有旧的十八个县的范围,占有七个全县,八个县城,面积纵约七百五十里以上,横约五百四十里以上,居民有二百四十五万以上,东南边与闽西苏区完全联系起来,打成一片,西则以赣江为界与河西白区对峙,南则界广东及三南”[2]p11。同时,苏区中共江西省委非常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当时,党的支部基本上是以乡为单位建立的。有些支部党员人数较多,就在支部之下建立分支部。仅赣南特委各县90%以上的乡都建立了党支部,例如,兴国县115个乡建立支部123个,瑞金县78个乡建立支部123个[4]p261。在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党支部很好地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

三、重视妇女工作,大力培养妇女干部,鼓励妇女积极参加生产

李富春担任苏区江西省委书记后,非常重视妇女工作,大力培养妇女干部,破除迷信,号召妇女参加生产,在苏区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由于革命战争的需要,当时青壮年男子大部分当红军上了前线,后方工作的担子几乎全部落在妇女肩上。如何培养妇女干部,更好地发挥她们在革命战争、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成为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在这方面,李富春依靠蔡畅做了大量工作。蔡畅当时任苏区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兼组织部长,在开展妇女工作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为提高广大妇女对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的认识,帮助她们把这些认识化作实际行动,蔡畅总是从联络感情、建立友谊入手。李富春通过蔡畅开始走进妇女工作,向大家介绍当前的革命形势,以及苏区面临的斗争任务,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孙中山、黄兴、秋瑾等故事,打开她们的眼界,增强她们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和决心。1933年8月,苏维埃江西省政府在制定省苏维埃干部学校招生计划时,特别说明“应有三分之一的女性”[4]p28。在李富春为首的省委和各级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不少劳动妇女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比如担任乡区县苏维埃政府的副主席、土地部长、检察部长、供销社主任、夜校校长等职务。据统计,到1933年,江西苏区15个县,就有县一级的妇女干部27人[2]p121。

为了鼓励妇女走出家门,担负起农业生产的重任,在李富春和蔡畅的领导下,广大妇女同封建迷信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冲破封建牢笼,打破“妇女犁田遭雷打”“妇女莳田禾不长”等旧观念,积极投入到工农业生产中,成为苏区江西省经济建设的生力军,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发展。当时,有坏人造谣说:“妇娘学犁,母鸡学啼,触犯了天神,会遭雷火烧死的。”[2]p121妇女中也的确有不少人相信这种迷信,偶尔有人家中发生伤亡病故,都归咎于妇女参加田间劳动。这对一些带头响应省委号召的妇女积极分子造成了很大压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富春多次召开会议,进行专题研究,积极开展细致的思想工作,鼓励妇女学习科学,破除迷信。蔡畅还以身作则,挽起裤腿,赤脚下田,扬鞭扶犁,用事实教育大家。在李富春和蔡畅的宣传带动下,各县妇女纷纷组织耕田队、劳动互助组、犁田合作社等生产组织。仅以兴国为例,妇女耕田大队有233个,耕田小队有1528个,劳动互助组有1206个,犁田合作社有72个,在参军人数最多的1933年,全县不但没有荒废耕地,而且发展了生产,增加了粮食作物收入[2]p121-122。在以李富春为书记的江西省委领导下,充分发挥了广大妇女在生产建设中的模范作用。

四、积极发展工农业,活跃了苏区江西省的经济

李富春带领干部群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推广农业生产先进技术,推动了苏区农业的蓬勃发展,同时又积极发展苏区工业,活跃了苏区经济。

李富春发展苏区农业采取了三个方面的举措:一是重视兴修水利。苏区江西省各地土地委员会都设立了水利局或水利委员会,专管兴修水利的工作。经过艰苦的努力,兴修水利的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从1933年至1934年春,旧有的山塘、水圳、水坝等几乎都进行了一番整修。瑞金修建新旧陂圳1400座,水塘3379口,新旧筒车88乘,水车1009乘,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94%[4]p217。二是开垦荒地,消灭荒田。1933年2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开垦荒地荒田办法》,规定“谁开谁收”、新开荒田3年内不纳土地税的优惠政策,大大调动了农民垦荒积极性。李富春积极贯彻临时中央的政策,大力推进开荒,仅瑞金县1933年共开荒100余亩,整个赣南苏区1933年春开垦21万担谷田的荒地[4]p217。三是推广农业生产先进技术。李富春通过自己的实地调查,提出了增产粮食的两项技能:一项是扩大肥源,除了沤草肥、挖塘泥之外,特别要重视多积牲口的肥。另一项是对农田实行精耕细作,力争达到亩产700斤,人均不少于500斤带壳粮食[2]p116。在李富春的引导下,全省干部群众大力积造农家肥料,提早冬耕冬翻,实行精耕细作。对山坑冷浸田,在田中开挖深沟,排除渗水锈水,降低地下水位,使土壤得到改良。在以李富春为书记的苏区江西省委的努力下,这些措施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使农业生产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象。兴国县早稻产量1934年比1933年增产10%;于都县土地革命前粮食亩产不满200斤,1933年上升至300—400斤;宁都县黄陂区土地革命前亩产最高只有200斤,革命后平均亩产达240斤;会昌县粮食产量在1932年、1933年连续两年递增20%[4]p217。

与此同时,李富春也很重视苏区江西省的工业发展。由于革命战争需求迫切,军需工业发展迅速。仅瑞金一县就有20多个军工厂,例如,瑞金九堡设有兵工厂、织布厂、被服厂、草鞋厂,新院有卫生材料厂,高围有造纸厂,犁笃下和洋溪有造币厂等。上述军工厂共有工人二三千人,九堡被服厂有缝纫机100多架[4]p217-218。在发展军需工业的同时,民用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例如,兴国有锅炉厂、樟脑厂、被服厂等,瑞金有纸烟厂、缝纫厂等,宁都有夏布厂、纺织厂、草鞋厂、石灰厂等,于都有铁厂、铁矿、煤矿、石灰厂、造船厂、锅厂、农具厂、碗厂,等等。为了解决因敌人封锁造成食盐严重缺乏的困难,群众广泛开展熬硝盐运动,办起大大小小的熬盐厂,其中于都岭背区是苏区熬盐最先进的地区[4]p218。各地还积极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仅据于都县1933年8月统计,有刨烟合作社4个,铁器合作社2个,锅炉合作社2个,纸槽63个,砖瓦合作社2个,榨油生产合作社9个,织布生产合作社5个,石灰生产合作社数十个[4]p218-219。在“发展经济,提高生产”的方针指导下,在李富春的坚强领导下,苏区江西省的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

五、全力开展扩红工作,为反“围剿”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富春担任苏区江西省委书记期间,积极推动扩红运动,鼓励青年参加红军,为激烈的反“围剿”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1932年初开始,鉴于紧张的战斗形势,在李富春领导下的苏区江西省委将扩大红军列为第一等工作。在扩大红军问题上,李富春既努力纠正立三“左”倾错误,又坚决打击对扩红工作消极怠工的现象。同时,李富春还带头深入开展思想教育,使广大群众认清红军与革命的关系,了解红军生活及战斗的情况,对扩红工作树立正确的认识。为了鼓励广大青年自愿地去当红军,李富春采取了多种措施,例如成立各级拥护红军委员会、加强对红军的宣传鼓动、实行红军的优待条例等等。从全省范围的扩红工作来说,取得很好的成效。1932年9月,苏区中央局下达江西扩红任务是17300名,江西实际完成28690人[4]p25。

在扩红工作中,李富春除了指导全省的工作外,着重抓了兴国这个典型。1932年2月4日,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召开群众大会,李富春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全县掀起了扩大红军的热潮。李富春专门派遣干部钟平、危秀英等赴兴国县崇贤区开展扩红工作。危秀英后来回忆说:“天黑前赶到区里,召集干部开会传达省委、县委指示,然后,分头包村,召开大会……经过群众鉴定,七天内就集中一个加强营670多人……我们带着这支队伍回兴国,群众敲锣打鼓放爆竹,呼口号,送出二十里。”[2]p119这段回忆既再现了苏区人民踊跃参加红军的感人情景,更展示了李富春在扩红工作中取得的成效。崇贤区的工作带动了整个兴国的扩红运动,在1932年10月至12月,苏区江西省开展“两个月冲锋工作竞赛”,据全省14个县不完全统计,共扩大红军14991名,其中兴国县扩红2727名,名列全省第一[4]p25。李富春对兴国的扩红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积极推广。

1933年9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苏区江西省作为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区,李富春和省委就反“围剿”工作作了周密部署,提出在8月至12月间完成扩红任务43000人,动员已脱离红军的6000人归队,并决定从兴国、胜利、赣县、公略等扩红先进县抽调干部组成突击队前往宜黄、乐安等地帮助扩红工作。仅在9月全省扩红总数就达到11000多名。为了加强对全省扩红运动的领导,省委还成立扩大红军动员委员会。1934年2月,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李富春和省委在五月扩红突击运动中又作出了新的贡献。当时,苏区江西省的扩红任务是9000人,到月底,仅瑞金一县就送了4300人参加红军,超额完成了任务。6月,全省又有200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超过原计划的14%,有力地支援了前线[2]p137。

综上所述,虽然在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影响和指导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了,但李富春在苏区江西省委工作的近三年时间里,不仅同苏区干部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为苏区江西省建设做出重要贡献,更为今后的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等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红军长征记(上册)[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3]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组织史资料(第1卷)(1922-1987)[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4]赣南人民革命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吴自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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