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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的成功探索

徐忠

周恩来主持制定“一五”计划的探索

1951年2月14日至1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要求立即着手进行编制五年计划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强调:“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间,从现在起,还有22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1952年初,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邵文组成6人领导小组,组织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

计划编制工作起步时,困难很多很大,主要是对全国资源情况缺乏调查,统计资料很少,国有经济很小,缺少编制长期计划经验,党对经济工作不熟悉,等等。因此,只能一面探索,一面建设,一面修改。1951年6月,中财委汇总各大区和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试编出按部门和行业划分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7月10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人:“七月份我拟将工作中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方面。其他工作当尽量推开。”“对五年计划,当着重于综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盘意见,并准备交涉材料。”此后,周恩来集中精力对五年计划作了初步的综合研究。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紧张工作,周恩来撰写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告》。8月11日改为《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方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为1952年的187%,其中工业总产值为1952年的254%,农业总产值为1952年的157.9%。报告以大部分篇幅详细地说明五年建设的各项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还特别注意结合我国国情,十分敏锐、十分难能可贵地与苏联经济建设模式相区别。报告指明了五个方向性问题:一是要重视地质勘查工作、设计工作;二是大量培养技术干部、专家、专业管理人员并普遍提高工农文化水平;三是“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重工业是我们国家工业的基础”;四是“为着我们子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五是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对重工业“所谓集中‘主要力量,不是集中‘一切力量,不是要冒进,不是搞重工业,其他问题都不搞了”,“轻工业是保证(人民)需要的”,“不发展农业,我们粮食就不够吃”,所以“要经常注意,不能忽视”。

8月17日,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和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开始了对苏联为期一个多月的访问。这次访苏的主要目的是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问题。五年计划轮廓草案、总说明和报告提纲是商谈时的主要书面材料。虽然相对于五年计划的方案来说,这些书面材料还显得粗略而远为不够,但它为商谈提供了基点,为进一步编制较为完善的五年计划提供了初步基础。代表团成员、时任中央财经计划局局长宋劭文回忆说:

抵达莫斯科以后周恩来总理又将准备提交苏联政府讨论的“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及总说明等详细地重新审阅了一遍,逐字逐句,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凡有错误的地方,都圈圈点点做了改正。审阅当中,发现林业采伐、造林和木材蓄积量计划数字核对不上,周恩来总理当即在电话中严厉地批评了代表团成员中负责计划综合工作的同志。

周恩来和陈云在苏联访问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两次会见斯大林,在莫斯科参观了一个汽车制造厂,在斯大林格勒参观了一个拖拉机制造厂。每到一地,他们都向陪同人员详细地询问有关生产和建设情况。在同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大局定了以后,周恩来和陈云于9月22日乘飞机离开莫斯科回国。李富春率领代表团继续同苏联有关部门广泛接触,征询意见,商谈苏联援助的具体项目,时间长达9个月。

1953年3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期间,抽出时间听取了李富春关于同苏方商谈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的情况汇报和意见。周恩来边听边做记录,回国后又整理成文,分送有关领导同志征求意见。4月中旬,宋劭文从苏联回国,周恩来专门听取了宋劭文的汇报,并详细询问了苏联方面对我国“一五”计划的全部意见。周恩来和陈云还观看了宋劭文送去的七八幅我国“一五”计划受援项目进度曲线图,从这些图上可以明了苏联援建项目的厂址选择、投资规模、开工日期、施工进度、交付日期、生产能力概况。周恩来和陈云对这些曲线图非常满意。接着,宋劭文又带着中央的意见返回了莫斯科。5月15日,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至此,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谈判援助中国的“一五”计划取得了圆满成功。

但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至此,只能说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54年4月,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调整领导编制“一五”计划工作的班子,成立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由陈云为组长,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参加的8人小组。薄一波回忆说:1954年8月,在陈云和李富春主持下,8人小组审议国家计委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草稿)》,接连举行了17次会议,对草案逐章逐节地进行了讨论和修改。1954年9月“一五”计划草案正式报给中共中央。10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聚会广州,用一个月的时间,审议修改“一五”计划草案。11月,由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11天的时间,仔细讨论了“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建设重点和地区布局,又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和建议。同时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

1955年3月31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同年6月27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周恩来对提请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作了说明。7月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精心绘制的第一幅社会主义建设蓝图。

同年11月9日,周恩来总理签发国务院命令,将“一五”计划中的各省、市、区的计划任务随令下达,要求各地“遵照执行,并领导群众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克服困难,为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薄一波回忆“一五”计划的编制时深情地说:“周恩来经常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对计划的细节一一进行研究。陈云、富春同志,更是自始至终专心致力于这项工作,事必躬亲。”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成功,凝聚着周恩来和陈云、李富春等老一辈革命家勇于探索的大量心血,也凝聚着他们推心置腹、密切合作的珍贵情谊。

周恩来负责实施“一五”计划的艰难

由于历史的原因,实施“一五”计划的困难是很多的。

一是地质资料的严重缺乏。

实际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是从1953年开始的,而周恩来、陈云自1952年9月下旬从苏联回国后,就立即着手抓了大规模建设的先行项目——地质工作。这是因为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首先需要地质资料,需要对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

在1952年8月出访苏联之前,周恩来和陈云分别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会议上阐述过地质先行的思想。1950年5月,周恩来探望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时说:“我们的事业正在开始,不论是工业还是国防,都和地质工作分不开。地质工作应当先行。”在8月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和9月召开的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反复指出:“没有地质资料,这是我们要进行建设时首先遇到的困难。我们要克服困难进行建设,首先就要大力开展地质勘查工作。”

1952年8、9月,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苏联方面也指出:中国没有提出地质资源的报告,金、银、铜、铁、锡等许多矿产储量和分布情况都不明白,这怎么建工厂呢?周恩来、陈云回国后就大力抓地质工作。11月17日至12月8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

1953年地质工作的工作量,比1952年分别增加10倍至23倍,钻探增加10倍,坑探增加20倍,槽探增加23倍,普查面积增加10倍,以后几年又逐年增多。时任地质部副部长的何长工回忆说:“地质工作大发展、大转变的方针,是周恩来总理同陈云同志商量后,用来指导我国地质事业发展的。”为了保证地质先行,周恩来、陈云不仅亲自帮助解决海上勘查所要的轮船、空中勘查所要的飞机等问题,而且为调集、组织、造就地质科技人才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何长工提出除办大学之外,“再办16个中等技术学校,办在教育发达、师资容易找的地方”,总理认为他想得比较合理,同意了。“财委很快就批准了我的计划”。

“一五”计划时期由于地质工作的开拓先行,不仅重点保证了这个时期工业对矿产资源和地质资料的需要,而且为以后建设作了一定的准备,为更大规模的勘探和普查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是开局不久的严重挫折。

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周恩来和陈云、李富春等负责编制和实施的领导人,坚持了“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的探索精神,1953年的开局是很好的。当年的第一、第二季度,工业总产值和税收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上半年的预定目标,基本建设进行顺利,许多新建厂矿相继开工。

但是,由于经验不足等原因,1953年上半年的财政经济出现了215000亿元(旧币)的赤字,经济建设工作产生了贪多冒进的偏向。周恩来严肃地指出:“今年预算的收入部分,有相当大的项目是虚假的、膨胀的、不完全可靠的,因而引起了在考虑开支时的错觉。以1952年和1953年纯收入相比较,今年仅比去年增长20%,但今年的开支则较去年增长40%以上,显然这是极大的矛盾。开支底子大了,就违背了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同时后备力量小了,就不足以应付许多意料中和意料外的需要。加以全国收支统一集中,统上来的太多,发下去的太紧,又都限制在‘条条内专款专用,‘块块失去了在地方范围内机动的权力和可能。因之今年预算在公布不久后,就失去了平衡。”

为了妥善解决这些问题,1953年6月9日,周恩来与高岗、邓小平、饶漱石、彭真、薄一波等商议后,联合向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提交了《关于全国财经会议如何进行的请示报告》。当晚,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确定的议程是“一五”计划、财政和资产阶级等三个问题,会期半个月。对于经济建设,周恩来在财经会议的结论中指出了五个方向性问题:“第一,发展生产,保证需要,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第二,重点建设,稳步前进。一切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国家财力必须集中使用在经济建设的主要方面,提倡节约,反对百废俱兴,并须有足够的后备力量,以保证有决定意义的基本建设的完成,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需要。第三,加强集中统一,发扬地方与群众的积极性……第四,党的统一领导的原则,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这次税收、商业、财政、金融工作中所犯的许多错误,是与向党闹独立性、与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与分散主义分不开的。第五,老老实实地学习。由于我们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和知识,在建设阶段开始时,工作中的某些盲目性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减少盲目性和少犯错误,就必须承认自己不行,老老实实地做小学生。”

由于端正了指导思想,从1953年至1955年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是好的。1955年这一年,农业大丰收,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7.6%,其中粮食和棉花分别增长8.5%和42.6%;工业总产值增长5.6%,其中重工业增长14.5%;基本建设投资比上一年增长1.4%。

三是围绕反冒进的严重斗争。

在“一五”计划执行的后两年,即1956年和1957年,围绕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又出现了冒进、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严重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和陈云等坚持讲真话、做实事、收实效的中央领导同志,把个人荣辱毁誉置之度外,反对冒进。

周恩来和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在1956年1月10日至2月7日的全国计划会议(即著名的“二月促退会议)上把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从200多亿、180亿的高投资指标压到147亿元。周恩来十分坚决地说:“各部专业会议提出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领导者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浇浇,可能会清醒些。”在此后的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党的八大上和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都坚持“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和“保证重点,适当压缩”的方针,使1957年的综合平衡工作做得比较好,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较为协调,因而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与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7.84%,工业总产值增长128.6%,农业总产值增长24.8%,特别是财政总收入310.2亿元,总支出304.2亿元,结余6亿元。

实现“一五”计划的光辉成就,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其中坚持按中国国情和经济规律办事的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及时地稳准地科学地反冒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反冒进,毛泽东一开始就采取了反对和保留的态度。胡乔木在《谈1956年‘反冒进和1958年批‘反冒进的一些情况》中说:“1956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1955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4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犹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对于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反冒进的努力,直接参与者薄一波回忆说:“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从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冒进,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遏制住了。”“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正确的方针,遏制来势很猛的冒进倾向,而是一个劲地反对‘右倾保守,只讲多和快,不讲好和省,那么,1958年‘大跃进那样的灾难,就有可能提前到来。但是,正因为来势很猛,冒进势头只能说是基本遏止住,并没有完全遏止住。”1957年初批判“反冒进”时,毛泽东主席说:“我在八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七条是妥协方案,是筑一条堤坝,用来挡水的,想挡一挡‘反冒进之水。”周恩来觉察到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后,即于1957年6月27日的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一九五六年全面冒进了,在一九五七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周恩来在1958年5月26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估计。”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肯定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是“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但是,他又认为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总结发言中,第一次公开地、不点名地批评“反冒进”。在1958年1月中央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3月中央成都会议、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越来越升级地批评反冒进。1958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批评“反冒进”问题,同南宁会议相比,气氛缓和些了,因为一些搞经济的同志“睡不着觉,吃安眠药”,所以,毛泽东在18日的会上说:“1956年‘反冒进这是什么事情呢?这是路线大家都在正确的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他还说:“冒是有一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有一个大冒就是了。”到5月27日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调子更高地说:“搞得不好,我们党会分裂,一分为二。”周恩来总理和有关的副总理不得不更为郑重地考虑毛泽东讲的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了。八大二次会议后,周恩来向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纪要记载:1958年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服从党中央的决定,在困难的处境中继续挑起国务院总理的重担,尽其一切可能地艰难前行。

周恩来领导完成“一五”计划的辉煌

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坚持“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的成功探索,使“一五”计划建立在大量调查研究,从中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合理规定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和速度的基础上,因此,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大都大幅度的超额完成,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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