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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经济建设历史风云中的陈云和姚依林

宋毅军+任元娜

陈云分别是毛泽东、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姚依林曾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改革开放时期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姚依林在参与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艰辛探索中相识,并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陈云年长姚依林12岁。无论从年龄还是从革命经历特别是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方面,陈云都堪称姚依林十分信赖的导师,而姚依林也被陈云视为自己主持领导经济工作的得力助手。

新中国成立不久,姚依林即在陈云身边工作,耳闻目睹陈云领导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和领导艺术

民主革命时期,陈云就担负了西北局、东北局财政经济的领导工作。从1946年起,姚依林即负责华北地区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先后任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工商厅长、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长。但他们在工作上并无直接接触。

陈云和姚依林的工作接触是从新中国成立前后开始的。姚依林曾回忆:“我是1949年才认识陈云同志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先后担任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财经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等要职,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姚依林则先后担任国务院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财贸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财贸政治部主任,国务院财贸党委副书记等职务。

20世纪50年代,我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在陈云等领导和直接指导下,姚依林在建立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私营工商业,发展对外贸易等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有这样几件事情,足以表明他在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第一,1950年,周恩来从苏联致电陈云、薄一波并转时任贸易部副部长的姚依林,通报中苏两国关于贸易价格问题谈判的情况。当时,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生病住院,周恩来向国内通报中苏谈判的重大问题时,把贸易部副部长的姚依林包括在内,这表明,周恩来、陈云等对姚依林是很看重的。

第二,作为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经常直接领受陈云交给的工作。1952年4月,叶季壮和姚依林收到陈云批转的东北计委向中财委报送的《关于公粮征收情况》电报稿。陈云在批语中说:进关粗粮只有35万吨,关内望即布置以粗粮代细粮出售。东北计委来电称,东北公粮计划收购150万吨,因受灾无把握完成。进关粗粮已有24万、25万吨,估计4月以后还可再进10万吨左右。叶季壮、姚依林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部署,并及时向陈云报告。接到报告以后,陈云和李富春经过研究复电叶季壮、姚依林:同意改按粮食公司出售牌价收购地方事业粮。同时指出:目前应以抓到粮食为主,上缴利润到下半年看情况再定;如为此致使利润上缴任务完不成,可按实际情况给予扣除。不久,陈云收到中南财委提交的关于广东省财政厅对违反财经纪律行为的检讨报告时致信周恩来,说毛泽东两次提到要就此问题写一个通报,让下面检讨财经纪律。报告批评了广东省财政厅在报告中接受任务讲价钱、虚报决算打埋伏、动用地方库存粮等错误。随后,陈云责成贸易部、财政部姚依林等研究关于粮食局与粮食公司合并的办法,希望贸易部于4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土产会议上能够检查过去所订合同执行情况。5月9日,陈云在贸易部《一九五二年度增加对苏出口量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矿产量是否确有货可出,必须先弄清后再说。”对于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批示等,姚依林等都积极研究落实。

第三,商业部部长曾山和副部长姚依林曾针对当时国家商业、贸易等工作中关于国营商业经营不善、积压商品过多、占用大批资金问题联名写信向上级报告。信中认为,造成商品积压过多的原因,主观上是没有把各种商品产销情况摸清,经营管理不善;客观上是某些生产事业盲目开展,国营贸易为维持私营工业而负担了一些政治性的收购任务。信中提出,这些问题应该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全国商业厅局长会议上解决。为此,国营商业从1953年起,在销售上要尽可能多卖钱,但又要注意不致把私商挤垮;在收购上,大力克服过去工作中的盲目性,停止收购滞销产品。

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批转陈云并指出:这封信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这个问题牵涉到一切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提议在商业厅局长会议后由中财委为中央起草一个商业工作的指示或决定。1953年1月4日,也就是陈云收到毛泽东批语的第二天,商业部就在北京召开全国商业厅局长会议,确定压缩库存、挤出资金的“泻肚子”和“退缩阵地”方针。下午,陈云出席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继续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1月12日、26日,陈云出席了由中财委召开的本年度第一次全国财经会议。会议期间,他在讨论调整商业问题的插话中,回答了如何解决曾山、姚依林来信中提出的问题。他说:为什么要调整商业?主要是为了解决私营商业店员失业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向资本家的进攻。另外,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把私营商业完全包下来,如硬要包,国营商业就会“胀肚子”,店员就会失业。现在国营经济地位已经确立,调整商业不会影响国家的领导。与此同时,陈云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贸易工作搞得怎么样,不能只看资金周转快慢,还要看控制市场、收购商品等许多工作。从这个角度看,贸易工作是前进了。陈云略作停顿,话题一转:现在的问题是要进一步向前,有些担子要取消。但这个弯子不要转得太急,一时取消不了的,可以慢些取消。减产、停产最难处理的是工人失业问题。要计算一下现在商品积压多少,减、停产后失业会有多少。必须兼顾积压与失业,什么东西积压,什么东西减、停产,要合理决定。26日,陈云在总结会上又发言指出,现在国营商业在商业中的比重已经有所下降,暂时稳定在这个水平,看半年再说。陈云认为,当前的关键是要整顿工作。首先,抓紧推销,减少“肚藏”。其次,实行经济核算制。需要有合理囤积的以销定产。有的要减产,有的要增产囤积,有的要维持原有产量。中国的国营贸易需要多大“肚子”,要很好研究,完全不积压恐怕不行。这样,曾山、姚依林信中所提出的问题很快开始得到解决。

1954年3月19日,陈云专门同姚依林谈话了解情况。谈话中,他们共同分析经济形势和市场供求情况,商讨平衡供求关系的办法。这篇谈话要点,就是后来收入《陈云文集》中的题为《目前市场问题》的文章。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姚依林提出国民经济调整阶段物价政策的设想,得到陈云的充分肯定

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兴起,愈演愈烈。

5月11日,陈云同姚依林单独谈话。8月7日,陈云离开北京赴北戴河,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薄一波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汇报。9日晚,陈云返回北京。10日晚,陈云同程子华、姚依林谈话。11日上午,他又同姚依林单独谈话,了解情况,核实计划指标。12日晚,陈云同李先念、戎子和、吴波、段云、朱理治等谈理顺财政体制等问题。13日下午,他又同张霖之、周建南谈话。主要内容是关于1958年的工农业生产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

很显然,陈云的这次短期返京是和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的问题有关。因为会议决定提高指标,“大跃进”的空气不断升温。但是,陈云心中不踏实,所以他一回到北京就同身在经济工作第一线的姚依林等碰头,了解情况,商量对策。

8月16日中午,陈云再赴北戴河。8月17日至30日,陈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北戴河会议)。会议着重讨论1958年的工农业生产问题,认为粮食和棉花产量可分别达到6000亿斤至7000亿斤和7000万担,规定钢产量要在1957年产量的基础上翻一番,即达到1070万吨。会议讨论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提出1959年的工农业总产值要比1958年的预计完成数增长18%。钢产量指标为2700万吨至3000万吨,粮食为8000亿斤至10000亿斤;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1962年)产钢8000万吨至1亿吨,产粮15000亿斤或更多一点,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尽管陈云、姚依林等从实际出发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但是会后,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其结果是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造成国民经济主要比例的严重失调。

会议期间,陈云于8月18日上午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夜里,他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第二天、第三天的白天,陈云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北戴河就当年钢铁生产问题召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分析已完成的产量与全年指标相差悬殊的原因,研究用剩下的4个月时间实现全年生产任务的措施。此后,陈云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以及薄一波、陈伯达、王鹤寿、赵尔陆等分别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并在会上谈了冶金和机械生产的情况。

8月21日下午,陈云在北戴河会议上发言,他根据在北京了解到的实际情况,专门谈了钢铁生产问题。他首先说明了第一、第二季度完成的情况。他说:到7月底,钢铁生产只完成380万吨,这与第一、第二季度规定的620万吨和710万吨相比,完成得不坏,但与第三、第四季度规定的850万吨和1100万吨相比,差距还很大。他一方面维护毛泽东的权威:毛主席说少一吨都不行,并批评中央财经小组、国家计委、国家经委、中央各部都忙于搞计划,没有抓生产。这个批评很对。另一方面,又含蓄地点出了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倾向的问题。他说,客观上,第三季度的指标是5月底定的,第四季度的指标是6月19日定的,指标布置下去的时间就迟了,只能放在第四季度实现。主观上,6月19日之后,各部以至许多工厂都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五年规划或者明年的计划方面去了,忽视了今年的生产;许多小高炉是农民搞的,生产还不稳定;另外,工厂仍在按照第二季度的指标进行超产分成,在原材料调度方面存在不灵的现象。机械工业自身的计划也有被计划外的东西冲烂的地方,按计划给冶金方面的设备不能正常供应。

针对上述情况,经毛泽东同意,陈云提出8点改进措施:(一)经委的主要注意力是搞生产,工厂党委书记、厂长都要以当年生产为中心。(二)原材料的调配要服从国家的计划,要以1100万吨钢、1700万吨铁作为调配标准。(三)要抓大中型轧钢设备,抓中厚板、薄板和无缝钢管的轧钢机的生产。(四)机械制造工厂的第一投料方向是搞冶金设备,要保证这个重点。(五)对于冶金和机械的生产,各省、市委要每个星期抓一次,冶金部和机械部要两个星期召开一次电话会议。(六)冶金部直属工厂要再多布置50万吨钢的生产,作为今年任务的保险系数。(七)在完成生产任务、调拨材料方面,要讲纪律。(八)在北戴河召开各省、市工业书记会议。

8月23日上午,陈云和李先念、程子华、姚依林等谈国务院五办的工作问题。24日下午,他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讨论将于25日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问题。25日上午,他又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听取第二机械工业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27日上午,陈云出席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要把管生产与管基本建设、管计划的部门分开的意见。下午,陈云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晚上,他又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讨论关于成立党的基本建设工作委员会问题。夜晚,他向毛泽东汇报省、市、自治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情况。

陈云的这些努力,目的是引起大家对经济工作规律的重视。

1961年3月21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南和西北组发言时指出:一月中央开会时,我是怕包产的,李先念问我对粮食包干的意见,我说包不了。“以后姚依林召集几次会议研究,又同我谈过,说地方党委有这个要求,农民有这个要求。现在我赞成包,主要考虑需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而包产到户对调动积极性有好处。是现在决定还是秋后再定,我赞成现在就定。”

1962年陈云在搞调查研究时,听到农民说,“吃饭不要钱”叫“吃饭先要钱”,因为粮食不分给农民了。“那时,我跟姚依林同志商量。能不能从食堂把饭领到家来吃,这样可以让农民养一点鸡,养一点鸭。后来,我在南京,他打电话给我说,周总理开了口子,进口粮食二十万吨。我说好啊,是不是还可以多一点?他说慢慢来,已经有二十万吨了,以后再加。”陈云这些话的字里行间,都体现着他对姚依林等从事财政经贸组织工作同志的充分信任和肯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陈云受到严重冲击,姚依林也遭受严重迫害。1973年11月,姚依林担任对外贸易部第一副部长。他同外贸部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为开辟出口货源、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邓小平主持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期间,陈云、姚依林坚决贯彻全面整顿的方针。在随后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姚依林顶着巨大压力,极其艰难地维持对外贸易工作。1973年,周恩来将新华社编印的一份反映秋季广交会取得良好成绩,但棉布生丝等少数商品销售情况不好的内部材料批送陈云参阅,请他提出意见。陈云致信周恩来说:“批示已收到,准备同李强、姚依林开七八次小型会议,分别研究纺织品、轻工工艺品问题,也要研究滞销品等其他商品问题。”陈云认为,自己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工作全无知识,或者知之甚少,准备学几年,总能学到一点。“外贸业务谈判是很紧张的工作”,“我已向外贸部提议,要吸收青年同志参加谈判,让他们挑担子,帮他们提高”。

1977年3月,姚依林任国务院财贸领导小组组长,1978年8月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他带领干部群众认真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清除“四人帮”的影响,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他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并投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潮。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姚依林不赞成“陈云同志一贯右倾”说法,完全赞同陈云担任党的副主席的建议

在1977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尽管很多同志特别是老同志呼吁,但陈云仍没能进入中央政治局。其实,早在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有几个小组要求十届三中全会把陈云选进中央领导核心,但没有被采纳。有人却说:“毛主席讲过,陈云一贯右倾,不能重用。”根据发言记录,姚依林当时的回忆是:“十一届一中全会陈云同志未能进政治局,干部、党员和群众是有广泛议论的。”“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所有小组都提了,要选陈云同志为政治局委员。邓小平、李先念同志也多次提过。……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大家攻得厉害,大势所趋,才解决这个问题。”

原来,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王震向中央郑重建议:“陈云同志过去是我们党中央的一位副主席。不少同志要我向中央反映,建议选陈云同志担任副主席。”王震的建议得到西北组和其他各组的热烈响应。

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与会的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开会,由邓小平着重谈中央对人事问题的意见。他说:“至少加三个政治局委员。”“陈云,兼纪委书记,邓大姐,胡耀邦。”“有几个第一书记还不是中央委员,如习仲勋等”,“将来追认就是了”。经过几天酝酿,大家提议陈云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12月3日,姚依林在西北组会上发言。他态度明确、旗帜鲜明地说:“邓、李副主席提出要大家酝酿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四位同志参加政治局,我完全拥护。还有七位同志参加中央委员会,我也完全同意。我完全赞同王震同志提出的陈云同志担任党的副主席、参加政治局常委的建议。”他认为,“陈云同志担任副主席、参加常委,有利于党的事业,有利于加强党的安定团结”,因为“陈云同志是我国工人运动的老一辈的领导人,是目前仅存的党的六大中央委员,是八大副主席,现在八大第一次会议(指八届一中全会)的副主席,也只剩下陈云同志一个人了”。

姚依林长期在陈云领导下工作,和陈云相知很深,对陈云的政治立场、工作方法、领导艺术非常熟悉和赞赏。他说:“我觉得他为人很正派,作风很深入,对同志很热忱,很平易近人,很遵守组织纪律。”特别是“他讨论问题,总是把观点最‘左的、中间的和最右的同志找到一起,要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他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可以讲到‘左倾机会主义的程度,也可以讲到‘右倾机会主义的程度。他细心倾听各种各样的意见,取长补短,加以比较分析,趋利避害,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一个重大问题,往往是10来个人讨论若干天才定下来。在大家意见一致没有对立面的情况下,他自己往往设想若干不同的意见,让大家一条一条来驳。他这种民主作风,我体会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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