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延安时期哲学学习的路径

雷志成

[摘 要] 延安时期,全党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哲学学习运动。中央领导重视并带头研究哲学,成立哲学研究团体和学习小组,出版哲学译著、著作和教材,通过举办哲学报告会、组织研究会和开设哲学课等多种途径,为党在延安时期的哲学学习提供了可靠的领导保证、坚实的组织基础、系统的学习内容、丰富的学习形式和科学的学习方法。这些历史经验可为党在今天的理论学习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延安时期 哲学学习

延安时期,为全面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全党开展了规模浩大的学习运动,哲学学习是这场学习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从领导、组织、内容、形式和方法等多方面探索出一套哲学学习的有效路径,促使哲学学习快速有效地进入延安的机关、部队和学校,迅速掀起了一股全党范围的哲学学习热潮,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步伐,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为我党指导思想的形成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系统总结延安时期党的哲学学习的途径和经验,为推进我党今天的理论学习提供借鉴和启示,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央领导重视并带头研究哲学,为哲学学习提供可靠的领导保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重要工具。中共中央在全党倡导学习哲学,掀起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哲学学习运动。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陈云、任弼时等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哲学学习,他们带头学习哲学、研究哲学、宣传哲学、运用哲学,为延安的哲学学习提供了可靠的领导保证。

延安时期的哲学学习是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毛泽东十分重视哲学学习,多次倡导党员干部要学习哲学。这一点可以从陈云的回忆中得到印证,他说:“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1]p257毛泽东将哲学视为克服党的路线错误的重要工具,号召全党干部通过学好唯物辩证法来克服错误传统。1937年6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建党以来党所犯的错误时认为:“这是由于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党内还没有普及与深入的原故……要克服这个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2]p510毛泽东还将哲学当成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有力武器,倡导全党干部通过学会马列主义来提高我们的战斗力。1938年10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报告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3]p533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党的推动下,全党的哲学学习运动很快被发动起来。1938年,负责研究和推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团体新哲学会在延安成立。1939年2月,哲学学习被列入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计划,并在延安的干部培训学校中开设了专门的哲学课程。延安迅速掀起了一次覆盖全党的哲学学习运动,形成了党员干部争先恐后的哲学学习热潮。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张闻天、朱德、陈云等许多中央领导人积极参与并指导哲学研究和哲学学习。毛泽东对哲学的研究如饥似渴、如痴如醉。美国记者斯诺对当时毛泽东学习哲学的情形曾有过生动描述:“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们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时间专门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几乎是什么都不管了。”[4]p67毛泽东对哲学的研究刻苦认真、勤于思考。这一时期,他几乎阅读了当时延安所有的中国及外国的哲学著作,并且主动与哲学家们进行探讨。例如:1937年他在学习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时,专门做了摘录,并对文中“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5]p113并就此问题专门致信艾思奇进行探讨。1939年他在阅读《墨子哲学思想》后,专门致信作者陈伯达对该文的题目、中庸问题以及“半,端”问题等提出了六点意见[5]p140-142。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哲学研究和学习的认真和较真程度。毛泽东对哲学的研究注重理论与实践、学习与运用的结合。他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经典哲学名作,从哲学的视角分析出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的根源,以哲学的方法为中国的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张闻天、朱德、陈云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也积极组织并亲自参与到哲学的研究和学习之中,例如张闻天和陈云分别在中宣部、中组部各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据当年参加学习的宋平回忆:“我记得,当时中央机关成立了若干学习小组。陈云同志在中组部带一个组,共有六人,还有几位旁听的‘后排讲议员。我在张闻天同志那个组旁听。学习小组在规定时间里用心读书,结合实际开展讨论。陈云同志带的那个组,从1938年起,学习活动坚持了五年。”[6]中央领导人带头研究哲学、亲自组织哲学学习,给广大干部树立了榜样,对延安时期的哲学学习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成立哲学研究团体和学习小组,为哲学学习提供坚实的组织基础

为推进哲学学习运动的深入开展,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延安先后成立了一些专门从事哲学研究的团体和学习小组。这些研究团体和学习小组,聚集了一批优秀的哲学人才和青年学者,他们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和学习组织,编译和出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撰写了大批通俗易懂的哲学论著,举办了大量哲学学习实践活动,促进了哲学在全党的传播和运用,为延安时期的哲学学习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

哲学研究团体中最为著名和影响最大的是1938年夏秋之际由毛泽东倡导成立的延安新哲学会[7]。延安新哲学会成立后积极从事“新哲学、辩证唯物论的研究”[8]p491,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推动了全党的哲学学习。第一,吸纳了一批党的领导人和优秀知识分子积极投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例如,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陈云、朱德等,知名哲学家艾思奇、何思敬、吴亮平、陈伯达、张如心等,著名理论工作者范文澜、徐特立、柯柏年、王学文、周扬等。第二,出版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译著和论著。第三,积极帮助各地区和各单位进行哲学学习和哲学研究。例如,延安新哲学会经常给延安地区以及陕北绥德、甘肃庆(阳)环(县)、晋察冀及等延安以外地区的文化教育部门提供学习资料[9],艾思奇曾在抗日军政大学主讲哲学课程并经常参加多个中央机关组织的哲学小组的学习活动,何思敬曾在抗日军政大学教授哲学,张如心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从事哲学教学,等等。第四,召开哲学年会进行学习经验总结和研究成果交流。1940年6月,延安新哲学会举行了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及知名学者艾思奇、陈伯达、何思敬、郭化若、和培元、茅盾、范文澜等50多人。艾思奇代表新哲学会作了总结报告。毛泽东、朱德和张闻天分别作了发言,充分肯定了新哲学会过去的成绩,并对其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要求和希望。这届年会持续了三个月左右,约每星期开一次学术报告会,由会员报告研究成果。第一届哲学年会汇聚了延安各界精英,总结了哲学学习经验,展示了哲学研究成果,明确了今后研究目标,掀起了哲学学习热潮。除了延安新哲学会,延安当时的哲学研究团体还有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自然辩证法讨论会和自然科学研究会等。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以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思想为主要研究内容,会员由中共中央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组成,毛泽东和陈云分别担任正副会长,学习持续到1942年。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开展自然科学研究的同时,还开展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会员最多时达330多人。这几个研究团体的影响,虽然远不如延安新哲学会,但却在更加细分的哲学层面推动了延安的哲学学习运动。

当时还成立了许多哲学学习小组。其中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范围较广、学习成绩突出的是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分别组织和领导的三个哲学学习小组。毛泽东领导的哲学小组,成员包括最初的艾思奇、何思敬、和培元、吴黎平等一批哲学名流及后来加入的萧劲光、陈伯钧、许光达等。小组每周学习一次,先由毛泽东提出问题,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讨论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根据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郭化若回忆,“这一活动激起了人们学习研究哲学的浓厚兴趣”[10]p157。张闻天领导的中宣部学习小组,成员包括中宣部、中央文委、中央办公厅等机关的人员,最多时有100多人。据当时学习小组的秘书温济泽回忆:“小组每星期开会一次”,“学习时间大概是一年”[11]p203。陈云领导的中组部学习小组,成员主要是中组部领导同志,每周集体学习一次,一直坚持到1942年[12]p232-233。

三、出版哲学译著、著作和教材,为哲学学习提供系统的学习内容

延安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实施严格的文化专制政策,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马列主义进步书刊的出版实行全面封杀,中共所拥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十分稀缺,仅有的少量著作也基本上都是英文、德文、俄文和日文等版本。因此,翻译、撰写、出版哲学著作和教材,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西方语言转化为中国式理论话语,是推进延安哲学学习,提高全党哲学水平的必经途径。延安时期的哲学著作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范式、中国的思维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和方法,为延安时期的哲学学习提供了系统的内容支撑,促进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译和出版工作。1938年,先后成立了马列学院编辑部和中共中央军委编译处两大翻译机构,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和青年知识分子专门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并由出版机构出版。1937至1945年期间,延安共出版马恩列斯著作190多种[13]p247。其中就包含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译著。当时翻译出版的哲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专著。例如马列学院编辑部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和《费尔巴哈论》(张仲实译)、《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艾思奇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吴亮平译)等。大量哲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为哲学学习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资料,使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习更加系统和全面。另一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专题选集。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艾思奇等译)、《马恩通信选集》(柯柏年等译)、《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王实味等译)等。这些哲学选集以语录式的节译或摘译方式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献以短小精悍形式呈现给读者,适应了战争年代方便阅读的需要,有力地推动了延安时期的哲学学习活动。

在编译哲学著作的过程中,延安的哲学家们自身也得到了学习和提高,他们将哲学理解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将哲学学习与哲学运用相结合,用中国的语言编著了许多通俗易懂的哲学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有《社会学大纲》(李达著)、《哲学讲话》(艾思奇著)、《哲学选辑》(艾思奇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博古著)等。这些著作以中国人易于接受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延安时期全党的哲学学习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为配合延安的哲学学习和哲学教育活动,当时还组织哲学家们翻译和编著了一些哲学教材。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陈昌浩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等译)、《科学历史观教程》(艾思奇和吴亮平编著)、《哲学讲座》(艾思奇编著)等。其中《哲学讲座》对什么是哲学和什么是辩证法进行了全面论述。这些哲学教材以通俗的话语阐述较为深奥的哲学理论,便于人们理解和接受,延安的许多学校和干部培训都将其作为教材,对当时的哲学学习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四、举办哲学报告会、组织研究会和开设哲学课,为哲学学习提供丰富的学习形式

延安时期哲学学习的形式丰富多样,通过举办报告会、组织研究会、开设哲学课等方式,使哲学学习运动深入到机关、部队和学校,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深入人心。

举办哲学报告会是延安哲学学习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延安的学习运动中,艾思奇、何思敬、和培元、范文澜、陈伯达、郭化若、陈唯实等知名学者经常举办有关辩证法、中外哲学史、哲学方法等方面的演讲报告。在当时影响较大的报告有:“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艾思奇)、“黑格尔的逻辑学”(何思敬)、“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和培元)、“中国近代哲学思潮”(陈伯达)、“军事辩证法”(郭化若)、“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陈唯实)等[14]p519。许多报告还在当时的《解放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等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

组织哲学研究会也是延安哲学学习的一种重要形式。1941年3月,中央制定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第三期计划”,在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中推广研究会的学习方式,并对研究会的成立方式、任务、组织领导等事项作了明确规定。规定按地区成立若干研究会,并按哲学第一、第二、第三……研究会等进行命名,成员由该地区各单位的在职干部混合组成。每个研究会设指导员一名,由中央宣传部教育科聘请中央的同志或有理论修养的宣传教育干部担任,负责指导研究会的工作;设秘书一名,负责管理研究会的各种组织和检查工作。每个研究会下面,按单位成立若干研究小组,每个小组设组长一人,在研究会秘书的领导下,负责本小组研究工作的组织与检查;研究会一般以小组为单位组织活动,并经常聘请中央领导人和知名学者作专题报告[9]。研究会的学习方式克服了原来以大课为主的教育方式的许多弊端,提高了学员的参与程度,激发了干部的学习兴趣,增强了学习效果。

开设哲学课是延安哲学学习的另一重要形式。延安时期,革命的发展对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领导能力,中共中央先后创办了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延安大学等17所干部培训学校,并制定了详细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计划,将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问题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有关这类问题的课程占到了学校学时的四分之一左右。辩证唯物主义、联共(布)党史等哲学课在延安的各类学校相继开设,并聘请知名学者进行授课。例如,著名哲学家艾思奇曾在延安马列学院讲授哲学,哲学家和培元曾在延安军政大学讲授哲学。曾在延安军政大学学习的郑校先回忆和培元讲授哲学课时的情景说:“他将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归纳成五句话,使我至今记忆犹新。”[15]通过开设哲学课程并聘请专家授课,使干部们受到了高水平的教育,接受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熏陶,加快了思想理论水平提高的速度。

五、探索理论联系实际的哲学学习方法,为哲学学习提供科学的学习方法

在延安的哲学学习中,广大干部对学习哲学兴趣高涨,甚至一些人把学习哲学视为一种“时髦”。但是,他们对于如何才能学好哲学,如何正确运用哲学,却知之甚少,因而在学习中往往感到比较迷茫。可见,“要研究什么哲学,就得有什么方法”[16]p449。

为了引导干部和青年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找到科学的学习方法,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对怎样学好马列主义作精辟论述。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说:“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3]p533朱德在延安在职干部学习周年总结会上说:“学习马列主义,第一便要求能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第二个要求,便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把理论运用在实际中来改造实际,从改造实际中更加丰富了发展了理论的内容。”[17]陈云后来根据当时的学习体会将哲学学习经验总结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以艾思奇为首的哲学家们也对哲学学习方法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经常在延安的报刊杂志上撰文介绍理论联系实际的哲学学习方法。例如:艾思奇通过《正确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就是辩证法——学习哲学的基本认识》《怎样研究辩证法唯物论》《关于研究哲学应注意的问题》等多篇文章,对哲学学习目的、学习步骤、学习方法等多方面进行了全面总结,并作出了具体阐述;徐特立的《怎样学习哲学》,指出学习哲学就是要把唯物论作为指针来分析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式,以便认识抗战建国的前途和行动。这些介绍哲学学习方法的文章,给广大哲学学习者提供了科学的学习方法,对延安时期全党的哲学学习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陈云文选(1956-198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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