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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窑堡会议至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期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刘永利

[摘 要] 瓦窑堡会议至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期间,中国共产党采取下层统一战线工作与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同时进行的方针,在国民党军队官兵中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组织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开展对爱国民主人士、民主党派领导人、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和南京政府上层人士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关键词] 瓦窑堡会议至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期间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了早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和红军采取了下层统一战线工作与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同时进行的方针。一方面对国民党军队官兵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同时组织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着重加强对爱国民主人士、民主党派领导人、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及南京政府上层人士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本文试就瓦窑堡会议至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期间,中共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实践作一探讨。

一、在红军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宣传教育

瓦窑堡会议后,红一、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采取召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干部会议、支委会、支部大会、军人大会、训练班、上政治课和文化课等多种形式,以瓦窑会议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决议》为指导思想和基本内容,对红军指战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宣传教育。此次宣传教育,一方面,使红军指战员认识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势力实行抗日合作的可行性与重要性,纠正了在一些同志中长期存在的革命急性病和“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思想倾向,为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奠定了较好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又唤起红军指战员注意吸取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使革命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认识了党领导的红军的壮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决定作用,从而统一了红军指战员的思想,增强了团结,使红军指战员在新环境中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

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抗日组织

1936年2月4日,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关于东征部队的政治工作问题的训令》明确东征的基本任务是:“发动山西广大民众的抗日运动与抗日战争,援助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消灭卖国贼阎锡山,扫清抗日道路,扩大与巩固现有抗日根据地,解除山西人民的痛苦,实现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2]p3792月20日,红一方面军从清涧以东的沟口、河口东渡黄河,突破国民党晋军防线,控制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之间的广大地区。之后,又兵分三路,占领了晋西南、晋西北的广大地区。东征中,红一方面军各部队深入新区农村中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发动群众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农会、工会、农民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2月9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红二、红六军团各部队在黔西、大定、毕节等地深入城乡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建立各级革命政权和革命组织,建立了95支抗日游击队,形成了以黔西、大定、毕节为中心的川滇黔革命根据地。

为了扩大陕甘苏区和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5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布西征战役命令,规定了西征战役的目的和任务。5月20日前后,红一方面军分别从延长、延川出发,攻势凌利,势如破竹,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沉重打击了国民党西北军马鸿逵、马鸿宾部的反动气焰,俘敌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2000余支,占领了环县、盐池、同心等地。5月24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要求红军发动回民反对国民党统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回民自己的政权和回民抗日军,与红军一道抗日讨蒋,为回族的自由与解放而斗争[2]p461-462。按照总政治部要求,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在西征中积极开展回民工作,帮助回民建立各种革命组织和政权。例如红十五军团发动群众斗争,建立了同心城、王家团庄、高崖子三个区革委会,并帮助建立了回民解放独立师。

9月,红四方面军向沿途群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在甘肃省临潭组织了由各族群众参加的“中国抗日救国军第一路军”,在甘肃省岷县、漳县、陇西一带成立了“抗日救国军甘肃第二路军”等抗日武装。

三、联合国民党军队官兵一起抗日救国

1936年2月3日,中共中央局《关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形势及策略问题的决议》指出:“联合白军抗日讨蒋,是我党目前兵运的中心任务”,“兵运的中心策略已不是瓦解白军,而是争取白军,争取他们与红军联合起来抗日,打卖国贼。”[2]p377《决议》还阐明了开展兵运工作的原则和方法:一是坚持上下层工作相结合的原则,二是优待俘虏的原则,三是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原则。6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分析了国民党东北军内部的思想政治状况,提出“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一定能够使东北军在政治上坚强起来,加强争取东北军转变为抗日军的过程。”[2]p490-492红一方面军各部队团结争取东北军官兵的主要工作:一是对东北军官兵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宣传。红军各部队所到之处,张贴“支持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标语口号。在与东北军对峙的阵地上唱救亡歌曲,派人向东北军阵地上送传单、标语,演唱东北乡土小调以联络感情。通过向东北军邮寄抗日救亡的宣传品等形式向东北军官兵宣传抗日救国主张。二是严格执行红军的俘虏政策。红军对被俘的东北军官兵,在生活上给予优待,在政治上给予教育,留去自由,去者发给路费。红军官兵平等使被俘的东北军官兵深受感动,表示愿与红军合作抗日。三是中共派军事代表叶剑英驻西安,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举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与此同时,红一方面军各部队积极开展对国民党西北军(第十七路军)官兵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红一方面军与驻陕北宜川至富县一线的第十七路军之间处于休战状态。

6月27日,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瓦解与争取白军官兵工作决议》。明确规定了对西北军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和马仲英部,东北军,西北军杨虎城部、鲁大昌部,以及中央军陈诚、胡宗南部采取不同的瓦解与争取策略[4]p547-548。按照总政治部的指示,红四方面军各部队进入甘南地区后积极开展争取白军的工作。与此同时,红二方面军也对沿途的国民党军队军官写了一些信,号召其与红军订立协定,一致抗日。

8月9日,朱德、张国焘为向敌军广泛开展统一战线致陈昌浩电,要求各部队“为广泛建立统一战线,请以外交手腕多方与鲁、毛、王等写信联络,以取得抗日反蒋的友谊关系”[4]p63。9月9日,朱德、张国焘关于加紧西渡黄河准备等问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要求各部队“用极善态度向张学良部联络,向其旅、团、营、连长大做工作,对毛、王也加紧办外交,缓和他们,使胡宗南陷于孤立”。[4]p688

9月27日,总政治部发布《通庄静会战役政治工作保障计划》,要求部队“推动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当前一切敌军官兵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传党提出之民主共和国与普选国会、抗日联军之必要性,不仅在张学良部队中,即在毛炳文、王均以至胡宗南部队中,都要绵密进行这一统一战线工作”[4]p732。按照总政治部指示,红一、二、四方面军各部队积极争取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官兵。

四、争得爱国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领导人的配合和协助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国民党统治区首先得到以宋庆龄、何香凝为首的一部分国民党左派的响应和沈钧儒、邹韬奋等爱国民主人士的拥护,特别是受到青年学生的热烈拥护。1936年5月,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5月20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国内外政治形势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等指出:“党的十二月政治决议及七次政治宣言与绍禹同志在七次国际大会的报告,均得到全国广大人民包括知识界最大多数人的同情与拥护。红军的东征引起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来信,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甚至如李济深亦发表拥护通电,冯玉祥主张抗日与不打红军。南京政府内部分裂为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两派正在斗争中。上海拥护我们主张的政治、经济、文化之公开刊物多至三十余种,其中《大众生活》一种销数约达二十余万份,突破历史总记录,蒋介石无法制止。马相伯、何香凝在上海街上领导示威游行,许多外国新闻记者赞助反日运动,从蓝衣社、国民党起至国家主义派止,全国几十个政治派别在联共反日或联日反共的问题上,起了分裂震动与变化,我党与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正在积极组成中,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中国革命发展是取着暴风雨的形势。”[4]p519

9月24日,潘汉年接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携带《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等离开陕北去上海。他将毛泽东的亲笔信和《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副本交给了宋庆龄、章乃器等人。毛泽东致宋庆龄函说:“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帅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3]p51毛泽东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函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但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紧密的合作。”[3]p53潘汉年还向宋庆龄、章乃器等人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团结御侮的信息,取得了他们的密切配合和协助,并与他们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以共同推动南京政府抗日。

五、促使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放弃反共立场,联共抗战

1936年3月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发出《关于我方与东北军王以哲部订立口头协定内容之通报》,明确“为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一致对日,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六十七军在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之防地)”[1]p917。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关于周恩来赴肤施会谈问题复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双方会谈之问题,敝方拟定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1]p931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举行会谈。双方对国内形势和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的可能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对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进行了讨论,初步对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经济通商等达成默契。9月22日,毛泽东和张学良分别代表红军和国民党东北军在《抗日救国协定》上签字。

5月,红军与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达成了四项协定:(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第十七路军建立互不侵犯的友好关系,各方各守原防,如需过境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二)双方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保持紧密联系;(三)第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转运必要的军需物资,掩护红军人员的往来;(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着重加强对部队的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8月13日,毛泽东致函杨虎城,信中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3]p38张文彬作为中共驻第十七路军的联络代表,被杨虎城委任为少校秘书。从此,双方的联系得到了加强。红军与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的合作也建立起来了。

同年2月,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等致信国民党滇军将领龙云和孙渡,建议双方缔结抗日停战协定。同时请贵州开明士绅周素园致函龙云、孙渡。周在信中说:“蒋介石派中央嫡系万耀煌、樊嵩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假道灭虢,史有明鉴。”孙渡接萧克和周素园的信后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这种态势,有利于红二、红六军团在黔、大、毕地区停留20天,休整补充。

5月25日,毛泽东在致国民党晋军阎锡山的信中说:“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并进一步强调:“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明确表示,“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3]p34。阎锡山虽未对联共明确表态,但表示愿意抗日,并取消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限制。

6月1日,国民党粤军和桂军发动了“两广事变”,出兵湖南,北上抗日。6月12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称赞他们“高举抗日义旗,出师北上”的举动,表示“愿意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共同奋斗”。9月22日,毛泽东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函说:“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兹对贵方所提草案各条,提出敝方意见,略有修改,缮写两份,仍由钱君携回,敬祈审察。如荷同意即祈诸位先生签名盖章,自存一份,以另一份再由钱君携来敝处,即成定案。起效时间,以诸位先生签署之月日为准(请填上时间)。如有尚待磋商之处,即祈惠示,往返商妥,再行确定。一俟确定之后,双方根据协定一致努力,务达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后已。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逐出中国,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也。”[3]p71

8月7日,朱德给国民党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孙震写信,诚恳告知:“德等率抗日红军大举北上,实行团结全国抗日反蒋反卖国贼力量,收复东北失地。雅不愿与先生等兵戎相见于五川”,希望与之“联盟救国”。刘伯承给孙震的信中说:“吾兄英俊,卓越爱国有素,而又防接陕甘,毗邻红军,联盟抗日形势顺利,比敝总司令所望于麾下相邀赞同,如吾兄一时不便,为此则甚盼互不侵犯,以保国防实力,切勿为蒋贼离间自相残杀临颍无任,盼复之至”[2]p312。通过这些工作,使川军将领理解了红军北上抗日的诚意,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红二、红四方面军出川北上基本未遇大的阻拦。

六、推动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以便真正抗战

瓦窑堡会议后,党和红军积极开展争取南京政府上层人士的工作。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政策也曾有所变化。蒋介石派陈立夫、宋子文负责与中国共产党联系。陈立夫派曾养甫分别与中共北平市委周小舟和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局张子华接触。宋子文通过宋庆龄派董健吾到陕北瓦窑堡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1936年1月,潘汉年与南京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会面。

6月19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红二、红四方面军宜北出甘南致电朱德、张国焘及任弼时,指出:“时局形势已起重大变化,这使中国革命走上了一个新阶段。党的任务是使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进到高度具体化,即实行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西北国防政府已经有了迅速组织的可能与必要。我们应以西北的发动去配合两广的发动”[4]p543。6月20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指出:“再一次的向你们正式提议:立即停止你们与我们之间互相残杀的内战及一切仇杀的行为,并立即联合起来,为挽救中国民族的灭亡进行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驱除华北内蒙的日兵并收复东北失地。”[1]p955-956

7月7日,潘汉年在香港会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7月中旬,潘汉年在南京与曾养甫会面。8月9日,潘汉年到保安,汇报了他在南京与国民党当局联络的情况。同年1月至8月,中共中央秘密派出代表三次赴南京,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商谈和平条件,还带去毛泽东、周恩来等致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曾养甫、覃振的信。

9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反蒋不能并提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指出:“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我们现已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这是我们新的宣言,包括了民主共和国、民主国会与民主政府等新的内容。”“希望你们依据这个方针,把自己的宣传工作改造一下。”[4]p6869月27日,中革军委关于与南京谈判和陕甘宁形势致朱德、张国焘等电指出:“南京内部已起变化,民族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均与以前不同,所以我们重提国共合作,力求停止内战,以便真正抗日,是当前唯一正确方针。恩来准备出去,仍应南京要求,实亦有此必要,因七个月来,往来接洽者均次要代表,非负责人不能正式谈判。”[4]p73010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争取迅速开始与南京主要代表谈判致朱德、张国焘等电指出:“第三次与南京联络之代表九月二十日到广州,二十八日来电称彼方代表北来恐惹人注意,约恩来飞往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复电:“我方宣言,只要彼方不拦阻抗日去路与侵犯抗日后方,红军首先实行停止向彼方攻击,作为我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表示,仅在彼方进攻时我方才在不得已的防御形式下给以必要的回击。”“我们应争取迅速开始主要代表之谈判,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4]p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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