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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江西时期的农村调查

罗平汉

江西是土地革命斗争的中心,毛泽东率先在这块红土地上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一个重要起点就是他十分注重对农村经济、社会的调查,掌握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为此制定出相应的革命方针和斗争策略。

调查中制定土地革命政策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军上了井冈山,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发动农民,取得农民的支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一开始,工农革命军在进行革命宣传的基础上打土豪、分浮财,虽然也能调动部分群众的革命热情,但单靠这种办法,显然难以解决工农革命军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一到井冈山,他就极为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在工农革命军占领宁冈、永新两地后,他在这里进行详细的社会调查,并写了《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通过调查,他发现,湘赣边界地区的土地占有情况极不合理,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1928年3、4月间,在工农革命军进入湖南酃县(今炎陵县)的中村和桂东县的沙田时,他在两地通过采取访贫问苦、召开诉苦会和斗争会等方式发动群众,然后插牌分田,进行土地革命的最初尝试。同年夏,朱毛会师后,井冈山根据地也发展到了全盛时期,边界各县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在上述调查基础上,他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

《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所有,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个别耕种或共同耕种,亦可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后禁止买卖;分配土地,主要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一般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遇特殊情况时得以几个乡或区为单位。由于缺乏经验,《井冈山土地法》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二是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贫苦农民因为分得了土地,大大提高了他们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了他们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的热情。

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前往赣南、闽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4月,他率红四军第三纵队进驻兴国县城,在这里调查兴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翻阅县志并向群众了解兴国的历史及现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这个土地法与《井冈山土地法》相比,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虽然只有几个字之差,但它是对《井冈山土地法》的“一个原则的改正”,这样可以集中打击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土地关系,因而深得农民的拥护。

1929年6月,红四军召开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后,他离开红四军,到中共闽西特委所在地的上杭县蛟洋帮助指导地方工作。

他初到上杭时,中共闽西特委正准备在蛟洋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发现会议的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于是提议会议推迟一周召开,由代表先在本地区进行调查,他自己也参加调查。这次调查对于开好中共闽西一大起到了重要作用。大会在毛泽东指导下,总结了闽西土地斗争的经验,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其中规定:对大小地主加以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这些都对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的新发展。

1929年12月,红四军在上杭县的古田村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毛泽东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回师赣南,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形成了比较巩固的赣南根据地。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并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的时间,分散到寻乌及附近各县发动群众。

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接连开了10多天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这是他以前还没有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而且通过对寻乌的调查,即可对赣南、闽西的基本情况有大致的了解。他此次调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解中国的富农问题和小城市的商业问题。参加调查会的有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共11人。

这10多天的辛勤工作换来了丰硕的调研成果,他写成了一篇共5章39节长达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涉及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风貌、水陆交通、土特产品、商业往来、商品种类、货物流向、税收制度、人口成分、土地关系、阶级状况、剥削方式、土地斗争等等。他着重调查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关于寻乌的商业情况。他具体调查了从门岭到梅县、从安远到梅县、从梅县到门岭、从梅县到安远与信丰经寻乌的生意情况,以及惠州来货、寻乌的出口物、寻乌的重要市场情况。详细调查了寻乌城内各种货物的种类、店铺分布、经营品种、专卖经营、商品成色、货物来源、市场价格、销售方向、年度贸额、荣枯演变、店员制度等情况。调查的内容甚详,比如调查的货物门类或行业就包括盐、杂货、油、豆、屠坊、酒、水货、药材、黄烟、裁缝、伞、木器、火店、豆腐、理发、打铁、爆竹、打首饰、打洋铁、修钟表、圩场生意等,并对其中的每一门类又作详尽的分类调查,例如水货中又包括咸鱼、海带、糖、豆粉、猪皮、闽笋、鱿鱼、豆豉、面灰、洋蜡、玉粉、盖市(鱿鱼里的一种,即是最好的鱿鱼)、菜莆、虾壳、胡椒、酱油等,并对每一种货物的来源、销量及销售对象进行了解。同时还调查了店主的出身、发家经历、性格特点、政治态度、资本多寡、势力大小、家庭人口、营业状况、店铺变化等,涉及的店铺达90多家。


二是关于寻乌旧有的土地关系。他对此共分农村人口成分、旧有田地分配、公共地主、个人地主、富农、贫农、山林制度、剥削状况、寻乌文化等9个方面,并作了详细调查。毛泽东在调查中了解到:收租200石以上的中等地主,收租500石以上的大地主,他们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坐视为目的。固然每个大中地主家里都多少耕了一点田,但他们的目的不在生产方法的改良和生产力的增进,不是靠此发财,而是为了人畜粪草堆积起来了弃之可惜,再则使雇工不致闲起,便择了自己土地中的最肥沃者耕上十多二十石谷,耕四五十石谷的可以说没有。由此可见,这样的地主阶级除了剥削农民之外,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毫无积极意义之处,在土地革命中是必须彻底打倒的。

他还详细地调查了小地主的情形。寻乌的小地主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从所谓老税户传下来的,这一部分的来源多半是由大中地主的家产分拆,所谓“大份分小份”,即由大中地主分成许多小地主。这部分的人数在整个地主阶级中占32%。依据他们的经济地位,其政治态度又有三种区别:一是年有多余的,人数不多,他们在斗争中是反革命的。二是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着悲惨的前途的。这一部分人数很多。他们很有革命的热情。三是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这一部分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参加现在寻乌的实际斗争。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调查。就整个阶级而言,地主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动阶级,是土地革命必须打倒的对象。但对这个阶级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其中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不能一概而论,有相当一部分小地主其实也是愿意革命的,有的甚至有较高的革命热情。在红四军到来之前,领导当地革命斗争的,有的人就是出身于这类小地主家庭,陪同他调查的古柏就是这种出身。可见不能将地主阶级的每一个成员,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作为革命的对象。

他在调查中了解到,普通小地主,除上述老税户部分外,另有占地主全数48%的是所谓“新发户子”。这部分小地主的来历,与从老税户破落下来的恰好相反,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他们看钱看得很重,吝啬是他们的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思想,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又放很恶的高利贷,所有放高利贷,差不多全属这班新发户子。根据毛泽东的调查,寻乌农村剥削形式,分为地租剥削、高利剥削和税捐剥削三类。在地租剥削中,比较普遍的是见面分割的收租方式。即在禾熟时,地主和农民同往禾田,农民将打下的谷子与地主对半分,然后由农民将给地主的那部分送到地主家。放高利贷者,多为中地主、新发户子,大地主及公堂仅占5%。大地主之所以较少放高利贷,是因为他们的“目的在图享乐而不在增值资本”;而那些商业化的大地主,“拿了钱去做生意,因而无钱借给别人”。

高利贷剥削有多种方式,比如钱利、谷利、油利等。其中谷利是“富农及殷实中小地主剥削贫农的一种最毒辣的方法”,6个月甚至3个月就要付50%利息。贫农还不起债或生活不下去,就只有最后一条路:卖奶子(即卖亲生子)。他在《寻乌调查》中写道:“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问了寻乌农民,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调查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所以他说:“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

三是关于寻乌土地斗争。围绕着土地分配,毛泽东列举了17个问题。他了解到:寻乌革命委员会开始提出了四个办法,要求区乡苏维埃召开群众代表大会,讨论选择其中的一种:一是照人口分配;二是照劳动力状况分配;三是照生活来源多寡分配;四是照土地肥瘦分配。结果多数地方采取第一种办法,按照人口数目,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劳动能力有无大小,以人口除田地的总数平分,并且得到多数群众的拥护。

他发现,农民反对以大的区域(区)为单位分田,就是以乡为单位也不赞成,而是愿意以村为单位。主要是因为村里的田近、熟悉、方便。毛泽东说:“摸熟了的田头,住惯了的房屋,熟习了的人情,对于农民的确是有价值的财宝,抛了这些去弄个新地方,要受到许多不知不觉的损失。”至于具体如何分田,毛泽东通过调查发现,最核心的是一个“平”字,“平田主义是最直截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少数不愿意的(地主与富农)在群众威逼之下,简直不敢放半句屁。所以,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

寻乌调查对形成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来,毛泽东曾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入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寻乌调查后,毛泽东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1964年6月《调查工作》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时,改题名为《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是他多年从事调查研究的理论总结。

文章开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进而解释说:“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他指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并具体阐述道:“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针对当时党内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他尖锐地指出:“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他接着又阐述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我们说马克思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他由此得到了一个极端重要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那么,如何才能纠正这种本本主义?最根本的办法——“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毛泽东认为,“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调查的对象是社会的各阶级;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他指出:“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其针对性是不言而喻的。当时,党内有不少人对十月革命的经验盲目崇拜,对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述教条式地理解,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或盲目照搬俄国革命做法,缺乏独立自主意识和独创精神。为此,他尖锐地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为了帮助那些不会进行调查研究的同志学会调查,毛泽东在文章的最后,特地讲到了调查的技术问题。他的经验是:

——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调查会到些什么人?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农学各业不必在座。

——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

——要定调查纲目。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义的,提起辩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

——要亲身出马。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要深入。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要自己做记录。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虽然只有4000多字,但他科学地论证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两个重要的命题。从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已经蕴涵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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