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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与南昌起义

汤家玉

叶剑英是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后,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积极促成八一南昌起义。

吉安枪声震四方:为南昌起义做预演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江西是北伐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当时被控制在军阀孙传芳手中。1926年9月10日,国民革命军进攻南昌。叶剑英以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的身份,随北伐军北上,来到江西。北伐军官兵奋勇作战,一举攻克南昌,很快又被孙传芳组织兵力夺回。此时,蒋介石严令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收复。王柏龄为了在蒋介石面前邀功请赏,组织力量准备再度发起南昌战役。而叶剑英则提出,孙传芳的精锐部队集中在南昌,士气正旺,同时南昌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再者北伐军刚刚打了败仗,士气低沉,不宜立即进攻。王柏龄刚愎自用,没有采纳叶剑英的意见,武断下令进攻南昌,遭到惨痛失败。10月,第一师代师长王俊再次发动南昌战役,叶剑英协助指挥。王俊也不接受叶剑英的正确意见,又打了一个败仗。

蒋介石由此对二王十分不满,严加痛斥,有意让叶剑英接替“二王”。蒋介石特意召见叶剑英,并给予最高嘉奖——可以佩剑晋见蒋介石。在当时众多的将领中,只有叶剑英享受了这一殊荣。蒋介石先是夸奖了叶剑英,然后让叶剑英去第一师当师长。蒋介石拉拢叶剑英,不仅仅因为叶剑英年轻有为、才华出众,更重要的是叶剑英在广东地区和粤军中很有影响。他想把叶剑英拉过来,利用其威望和才干,笼络人心,控制南粤。叶剑英看不上第一师,委婉拒绝说:“谢谢校长好意,只是我身体不大好,待打完仗再说吧,我还愿意继续当参谋长。”

1926年11月,北伐军在付出重大牺牲后,终于再度攻占南昌,俘虏敌军数万人。蒋介石把这些俘虏编为第二师,任命叶剑英为新编第二师代师长。叶剑英通过选调一部分云南陆军讲武堂和黄埔军校的老同学、老同事,招收一些有志革命的青年学生充实到机关和部队,改造组建了这支部队,全师共6000多人。叶剑英将这支部队从南昌带到吉安,进行严格的训练。

首先,叶剑英从组织制度上入手,仿效苏联红军的建制,设立党代表,多由左派国民党党员和中共地下党员充任,把各级领导权掌握在进步军官手中。

其次,严明纪律,提出“不要钱、爱百姓、不怕死”的口号,规定军官不准打骂士兵等。

再次,加强思想教育,每周都向军官们至少作一次政治演讲,讲时局,摆敌情,号召大家北伐到底,统一中华。

同时,还注重开展文化活动,活跃官兵生活。叶剑英提倡部队教唱革命歌曲,开展各种革命活动,支持男女青年军人演活报剧,进行街头演讲。通过努力,新编二师的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有了明显提升。

就在这时,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无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随后,江西的反动势力追随其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江西也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吉安的各种反动势力甚嚣尘上,在全城进行戒严,查封工会、农会、学生会等革命机构,迫害进步人士。

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让叶剑英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还要不要继续跟蒋介石走?他关起门来,痛苦地思考着。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最后决定,与蒋介石分道扬镳,继续革命。

第一,叶剑英追求进步,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崇高理想。叶剑英原名叶宣伟,出生于广东梅州的一户穷困人家,从小就憎恶旧社会,立志为穷人打天下。上中学时,叶剑英曾赋诗说:放眼高歌气吐虹,也曾拔剑角群雄。我来无限兴亡感。慰祝苍生乐大同。

1917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叶宜伟改名“叶剑英”,意思就是立志革命,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奔驰战场。他怎么能用自己这把“剑”去屠杀人民呢?

第二,叶剑英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愿意背叛自己的信仰。叶剑英早年信仰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24年,国共合作创办黄埔军校,他在校担任教官,其间也有大量的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工作和学习。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在学校是合法存在的,并能够公开开展各种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黄埔军校,建有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师生既可以阅读三民主义书籍,也可以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叶剑英经常参加军校共产党人举行的一些活动,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兴趣。他还经常听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讲课。通过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思想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共产党人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战斗中,都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给叶剑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经过一段思考,决定参加共产党。1924年,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执教时,第一次向军校的一位党员同乡韩摩柯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党组织派熊锐同他谈了一次话,希望他接受组织的考验。1924年10月,他参加了镇压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1925年,他又参加了东征。在革命实践中,周恩来对叶剑英影响很大。第一次东征时,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负责东征的政治工作。叶剑英有机会接触并且聆听周恩来的教诲。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并兼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东征。叶剑英率领新编团随第一军行动,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战斗。在和周恩来长期共事的过程中,叶剑英看到了共产党人的磊落胸怀和远大抱负,并由衷地产生了敬佩之情,在思想上更加靠近共产党。

第三,叶剑英受到吉安地区革命形势的影响,不愿意与人民为敌。大革命时期,吉安的工农运动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风起云涌。叶剑英积极支持当地进步群众,多次应邀参加总工会、商民协会等组织和团体的会议,支持革命的进步的活动。他还让党代表和进步的军官与学生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等进行联欢,演出节目,加深了军民之间的感情。叶剑英从中受到很大的鼓舞,进一步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

第四,叶剑英身上延续着客家人的优良传统,不愿意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广东客家人是从南宋时期陆续从中原移居来的汉族人,他们在长期艰苦的迁徙过程中,形成了“始终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己任,敢为天下先、善为天下先,勇立潮头、自强不息的客家精神”,产生了洪秀全、孙中山、朱德等众多的革命家。

与蒋介石决裂,开展武装斗争,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一抉择,改变了叶剑英的一生。叶剑英后来回忆说:

宁汉分家以后,蒋介石说汉口反革命,两下吵。我对武汉没有多少怀疑。但蒋介石还是总司令。究竟跟着谁走?那时没人来,也没电报来。我就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十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师长就是个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阵线已很分明了。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所以我就下了决心,通电全国反蒋。一边倒,倒到武汉方面。

叶剑英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从个人感情来说,叶剑英不应该反对蒋介石。在民族大义与个人感情上,叶剑英选择的是民族大义。他说:“有人说我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待我不错,蒋介石给了一个‘巴掌(职权),我拿这个‘巴掌打老蒋,这不合人情,对不住老蒋。其实,不是我对不住他。他在上海杀了那么多人,我怎能还跟着他干呢?”吉安暴动后,叶剑英在一次驻南昌部队部分反蒋军官的集会上说:“有人问我反蒋图什么?我说我反蒋不图什么,只图个革命。我们革命的枪口要对准反革命。蒋介石自己跑到我们枪口上来,他自己当反革命,是自己找打的。我反对蒋介石不是因为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讨伐反对革命的……”

叶剑英下定这个决心之后,他召集全师军官开会,告诉大家:愿意革命的,拥护武汉政府的留下;拥护蒋介石,想去南京的,也请自便。叶剑英亲自起草并领衔签发反蒋通电,并决定举行武装暴动,北上加入武汉国民政府。叶剑英作了如下部署:(一)迅速查明各团、营官兵的动向,以及驻地情形,拟出分头袭击扣押右派军官、收缴枪械计划;(二)挑选特务营手枪队、教导队可靠人员分头执行袭击扣押人员和收缴枪械的任务;(三)完成任务后,举行誓师大会,迅速编成四个团,取道赣北,经武宁、咸宁,向武汉进发。二师的反动军官与地方反动势力相互勾结,把矛头集中指向叶剑英,使出各种伎俩搞破坏,使叶剑英在吉安无法开展工作。叶剑英与进步军官经过商量后,秘密离开吉安,前去武汉联络,争取外援。

当时,汪精卫把持下的武汉政府,表面上继续坚持革命,实际上正在准备叛变革命。国民政府军事部部长谭延闿与汪精卫一样,一面把自己打扮成“左派”,一面暗中与蒋介石勾搭。叶剑英同许多人一样,一时被汪精卫、谭延闿的假相所迷惑,对武汉国民政府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他找到谭延闿,汇报新编第二师和吉安的现状,请求接济枪械、粮饷,共同反蒋。谭延闿敷衍搪塞,不肯资助,劝叶剑英暂时留在武汉,看看局势的发展再说。叶剑英无可奈何,只得留在武汉,继续为新编二师到处活动。

叶剑英离开吉安后,二师进步军官成立了“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5月6日,“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讨蒋通电。5月13日,举行武装暴动,逮捕了反动军官,控制了部队,并致电武汉国民政府说:“本师反动分子暗中猖獗。(职等)于本月13日夜,协同农工群众,将本师反动分子肃清,从此绝对拥护中央,打倒蒋介石。”20日,在城内中山广场召开军民联欢大会。朱培德立即派出部队前去镇压。由于力量悬殊,新编二师被缴械,暴动失败了。

当有人向蒋介石报告新编二师暴动的消息,蒋介石起初不信,自信地说:“叶师长不会反对我的。”蒋介石后来知道了二师暴动的情况,恼羞成怒,决定严惩叶剑英。7月28日,南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第十七次常务会议,决定将叶剑英等“永远开除”出党,全国通缉。

吉安暴动虽然失败,但它开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先河。

绿叶扶出红花来:为南昌起义巧运筹

吉安暴动失败后,叶剑英继续留在武汉开展反蒋活动,继续寻找革命道路。当时担任第四军军长的张发奎,是广东客家人,与叶剑英是老相识,他很欣赏叶剑英的军事才华,就邀请叶剑英来到四军军部,留在自己身边工作。不久,张发奎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与叶剑英同乡的黄琪翔担任第四军军长,叶剑英被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

在武汉奔走期间,叶剑英很快看清了国民党武汉集团的本质。汪精卫、谭延闿这些人与蒋介石一样,他们是一丘之貉,只谋一己私利,腐化堕落,叶剑英对他们十分失望。在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中,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大公无私,真心实意地为工农大众谋福利,是真正的革命派。因此,他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但是,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当时那些原来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都隐蔽起来,一时找不到。于是,叶剑英一度想到列宁的故乡去探求共产主义。他请求邓演达帮忙,邓演达表示赞成叶剑英出洋,但因为形势复杂,叶剑英没有机会去苏联。

叶剑英极其苦闷,不知道路在何方。他住在广东人开办的武昌朝阳旅馆,这里常有广东籍的客人来往和住宿。一个偶然的机会,叶剑英遇到住宿旅馆的梅县同乡李世安。1925年第一次东征期间,叶剑英任梅县县长时,多次去过母校东山中学和新办的学艺中学,同担任两校训育主任和国文教师的李世安相识,建立了友谊。此时李世安是以市公安局主任秘书的公开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叶剑英经常向李世安倾诉自己的苦衷,多次流露出参加共产党的愿望。李世安非常同情叶剑英的遭遇,认为叶剑英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如果把他吸收到党内来,对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叶剑英是国民党高级军官,按照普通程序,叶剑英不可能入党。李世安秘密找到周恩来,直接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立即表示: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192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但不对外公开。

叶剑英是在中国共产党极其困难、中国革命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入党的。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武汉三镇陷入腥风血雨之中,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中途夭折。汪精卫一再要求张发奎“清共”,张发奎开始在部队中迫害共产党人。叶剑英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于此危险之境,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领导这次起义。

共产党的行动已经引起国民党方面的察觉,他们对第二方面军辖下第二十军的贺龙、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的叶挺有所怀疑。汪精卫、张发奎等人经过秘密策划,决定以张发奎的名义,命令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届时予以扣留。并命令贺龙、叶挺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然后以3个军的兵力包围和解决贺龙、叶挺的部队。

当时,叶剑英随第四军军部驻扎在九江的甘棠湖附近。军长黄琪翔十分信任叶剑英,经常与叶剑英磋商军机大事。叶剑英与叶挺(中共党员)、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中共党员)、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中共党员)等保持秘密联系。叶剑英得知汪精卫、张发奎的阴谋后,冒着巨大风险,迅速联系到叶挺、贺龙、廖乾吾和高语罕。他们假扮划船赏景,聚集到甘棠湖上的一个小划子上。几人经过商量,最后形成一致意见:第一,贺龙、叶挺不上庐山;第二,不执行张发奎命令,贺、叶部队不到德安集中,立即乘火车到南昌去;第三,叶挺的部队先行,贺龙的部队随后行动。

甘棠湖上的这次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经过商讨,贺龙、叶挺不理睬张发奎的多次催促,将部队拉到南昌。汪精卫等人感觉事态严重。7月28日,汪精卫、孙科、张发奎、朱培德、黄琪翔等紧急磋商,作出如下决定:第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第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第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人。在国民党紧锣密鼓抓捕共产党人的关键时刻,叶剑英又一次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叶剑英从庐山会议上得悉上述情报后,立即设法通报给了尚不知情的廖乾吾,又通过廖转告恽代英、高语罕等。他们迅速离开九江,脱离险境,奔赴南昌参加领导起义。

1927年8月1日,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领导武装斗争的序幕。虎口脱身的贺龙、叶挺部队成为起义的主力。贺龙担任起义部队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担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恽代英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兼任第二十军总参议,廖乾吾担任第二十军党代表,高语罕担任革命委员会秘书厅秘书。

南昌起义爆发后,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合起来,调兵遣将镇压起义部队。张发奎在九江召开会议,商讨镇压方案。会上,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等极力主张立即派兵追击,张发奎怒不可遏,也想严厉惩罚“叛逆”。如果张发奎这一计划付诸实施,起义部队就要面临前后夹击的危险,后果将不堪设想,叶剑英感到不寒而栗。他冷静一想,发现还有文章可做。张发奎是广东人,他的部队也是以粤军为基础的,现在广东被桂系控制,他一直想打回广东,作为自己扩张势力范围的基地。叶剑英准确地捕捉到张发奎的这一心理,提议说:贺龙、叶挺的部队已经撤离南昌,正南下广东,必然与桂系发生冲突。桂系必然派兵堵截,广州城防随之空虚。我们如果率军追击贺龙、叶挺的部队,双方打起来,两败俱伤。不如打着“援师讨逆”的旗号,顺势进入广州,占领广东,再图北进。张发奎觉得有道理,就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没有尾追贺龙、叶挺的部队,大大减轻了起义部队的压力。为了敷衍武汉政府,张发奎虚张声势,派出一部分部队追击起义部队。国民党出版的《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记载了这一史实:“叶贺等遂东去抚州。张发奎率师追之。嗣忽分途,叶贺等由闽粤边境趋潮汕,张发奎部则改由南雄入粤。”张发奎与起义军“嗣忽分途”,改向南雄,正是叶剑英向张发奎提出“力主不追”的结果。

打到敌人心脏里去:为南昌起义传薪火

中共中央原定要在广州举行起义,由于形势变化,决定改在南昌举行起义,然后南下广东建立根据地,重新北伐。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但它点燃的武装斗争的火炬并没有熄灭,不久,它又在广州熊熊燃烧起来,实现中共中央举行广州暴动的计划。而把南昌起义点燃的武装斗争这把火炬带到广州的人,就是叶剑英。

按照最初的方案,参加南昌起义的还有一支重要力量,就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师生。1926年10月27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在武汉两湖书院旧址设政治训练班,不久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后将黄埔第五期政治科学员移往武昌就读。12月,决定将黄埔五期炮兵、工兵科移来武昌就读。1927年1月19日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邓演达任代理校长,但实际权力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恽代英曾任政治部教官,陈毅任该校中共地下党委书记。这股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掌握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全校共有学生4000多人,具有旺盛的革命斗志。由于情况发生变化,武汉分校的师生没有参加南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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