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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发展生产力的多样化手段研究

王思林

[摘 要]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陕甘宁边区生产生活的实际出发,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发展科学技术、开展劳动竞赛、试行金融贷款等多种手段来发展生产力,取得了积极的成绩。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陕甘宁边区 生产力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和敌后抗战的总后方。为了支持长期抗战,解决官民比例不协调的“鱼水”矛盾,陕甘宁边区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动脑筋、发掘智慧,创造了发展生产力的多样化手段,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一、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发展

1.确立组织起来的政经思想。1943年,毛泽东在接见劳动英雄和生产模范工作者的讲话中指出:“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1]p928这就是其“组织起来”的政治经济思想。

2.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合作社有多种组织形式,在农业领域是变工队和唐将班子(扎工队),是在传统农业互帮互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除了农业集体合作社外,还有商业领域的生产、消费、运输、信用等综合性合作社,以及运输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等三种形式。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任弼时公开声称:“陕甘宁边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民经济在私有制基础上逐步地由分散的个体经济组织起来,走合作的道路,成为一种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2]p306合作社经济对生产力的提高和促进是毋庸置疑的。1942年边区政府建设厅的工作总结就指出:“延安等十九县市,去年十个月的工作,消费合作社新成立二十八社,较前年增加了百分之卅,扩大股金五百五十万元,超过前六年股金总和的九倍。生产社新成立五十个,增加了百分之卅五,股金扩大一百八十万元,超过以前三年股金总和的三倍。消费社销货约三千万元,生产社产品约值二千万元,所有合作社盈余约七百万元,合作社所起的作用,亦较前大为增加,不仅便利交换,且能推广妇纺,组织运盐,代交负担,兑换货币,代收农贷,代办税收,全面的帮助发展人民经济生活。”[3]p134

二、通过科学技术来发展生产力

1.尊重奖励科技工作者。1941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专门下发《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指出:各种经济工作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应纠正某些党的组织和党员对革命工作抽象的狭隘的了解,以至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认为这些工作没有严重政治意义的错误观点。批评了那种认为只有党务、军队和政府的工作才是革命工作,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不是革命工作的错误想法。要求“每个党员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党对于他的工作分配,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的和党的专家学习。著名的“五一纲领”也规定:“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材”。并且专门设立了延安自然科学院、陕甘宁自然科学研究会、光华农场等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

2.通过科技知识发展工农业生产。陕甘宁边区通过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取得进步的成绩体现在农业、工业等各个领域。在农业领域,主要承担农牧业优良品种引进、培育和推广工作的光华农场科研人员从几十个谷子品种中选择了狼尾谷、干捞饭谷、红期限谷等几个谷穗大、产量高的种子。像狼尾谷每垧能打粮食2石2斗9升,棵子大,穗大,眼睫毛长,雀子不啄,每垧地比稀把谷多打3斗多粮食,多收草400多斤。干捞饭谷,每垧地收1石8斗2升,青秆,根部略红,谷穗头大,每垧地比稀把谷多打9升粮食,多收草200斤。红期限谷,每垧地收1石7斗8升6,红杆,谷穗长,延安县各区种此谷普遍,每垧比稀把谷多打7升粮食,多收草80斤。普通的稀把谷,每垧收1石7斗1升2,青秆略红,谷穗长细,比前三种都差。边区政府从试种开始,由点到面,以事实说话,用政策引导农民,到1946年,边区17个县,共种植优良谷子品种狼尾谷1万多亩,平均增产10%以上。金皇后玉米,又称马齿玉米,本地玉米每垧顶多打2石4,马齿玉米每垧地产4石多,本地玉米一穗只结460粒,马齿玉米穗可结子1080粒,并且马齿玉米颗粒还比本地玉米大二分之一。两相比较,自然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4]p238-240。

畜牧业方面,1943年边区发生大规模家畜瘟疫,仅1943年就死了耕牛7800头、驴4000头、骡马2300余匹,死羊子21万只,约等于四年来繁殖的四分之一,其中羊羔子的死亡率则达到40%至80%。1944年又死了牛12000头、驴4900头、羊24.6万只[4]p243-244。灾情发生后,光华农场和国际和平医院合作,组成由农场场长陈凌风、和平医院医生陈伯岩等人参加的课题攻关小组,深入到甘泉县等瘟疫流行地区,经过艰辛复杂的三轮实验,成功研制出抗瘟疫血清和疫苗,有效遏制了肆虐边区的瘟病。1945年后再未发生家畜瘟疫,牛羊出栏率得到大幅增长。

在工业方面,最有名的发明是马兰纸。根据毛泽民的报告,陕北过去不产纸,而且由于国民党的愚民政策,纸张供给都十分困难。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在纸张最困难时,有些单位用桦树皮记笔记、出墙报,甚至连医生开处方也用桦树皮。延安自然科学院化学教员华寿俊攻坚克难,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试验研究,将边区漫山遍野的马兰草变成造纸原料,用10万斤马兰草制造出20万张纸,印成各种书报刊物,边区的新闻事业获得了极大的帮助。

三、通过劳动竞赛来发展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生产大竞赛是由安塞县劳动英雄杨朝臣和延安县劳动英雄吴满有共同发起的。1943年,安塞县劳动英雄、模范退伍军人杨朝臣写信给延安县劳动英雄吴满有,倡议开展生产竞赛。杨朝臣在信中写道:“我的一切条件不如你,可是我愿意拿你我的不同条件来和你竞赛,并且请你我的区、县长作见证人,请高、霍厅长作评判员,你说好不好?第一,今年开荒五垧,要把草、树连根拔掉,并且要掏一尺多深。第二,粪要沤得好,翻两三次,每垧地上粪十袋。第三,锄草四次,培土要好到苗杆不倒。第四,牲口保证不生病,菜要种得好,粮食要比去年每垧多收一斗。第五,和民众关系一定要好,要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第六,我是受移民优待的,三年不交公粮,但我能够做的公益事,要热心参加。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八路军的退伍军人,你是边区农民的劳动英雄,我很赞成你的光荣,所以咱们就竞赛吧,挑战吧!”

吴满有收到杨朝臣的挑战信后,积极赞同。表示完全同意杨朝臣提出的6个竞赛条件,并提出了两条建议,要求将劳动竞赛扩展到全边区的村庄、军队和群众中去。

朱德总司令得到杨朝臣、吴满有开展生产竞赛的消息以后,非常重视,立即电令边区所有部队积极响应吴满有生产大竞赛的号召,“要认真发现部队中的劳动英雄,以作竞赛运动中的骨干力量,并由此而广泛地展开群众性的劳动竞赛”[5]p51-52。

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也高度重视,先后下发通知要求将生产竞赛运动推广到群众中去。这样一个劳动英雄与劳动英雄之间、庄与庄之间、军队与民众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的生产竞赛和劳动互助运动迅速在边区掀起,发展到边区的每个角度。生产竞赛推动了边区群众劳动互助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劳动的发展。生产大竞赛促使边区劳动英雄大批地出现,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辈出。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有著名的农业劳动英雄吴满有、刘玉厚、张振财、贺保元、杨步浩、郝树才,工业劳动英雄赵占魁,部队英雄、模范党员申长林,移民劳动英雄冯云鹏,妇女劳动英雄郭凤英、张芝兰等185名劳动英雄出席[5]p54。

四、通过金融事业来发展生产力

一是发放农业贷款。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边区和县两级农贷机构,并且大力推广农村信用社来帮助解决粮、棉、布匹生产和食盐运输。其中,大部分的农业贷款资金投向了荒地开垦、耕牛更添以及帮助从“国统区”涌入到边区的移民和难民的生产生活上。截至1943年7月,延安、甘泉、安塞、安定、志丹、富县等十个单位,发放耕牛、农具贷款1541543元,购买耕牛2672头,购买农具4980件,新增耕地36260垧。延长、延川、固临三县发放植棉贷款1000350元,贷户植棉由1942年的10951亩增加到51574亩。延安、甘泉、安寨、子长、志丹、延长、延川七县发放青苗贷款383893元,解决了农民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抵制了农村贱价“购买”青苗的剥削[6]p441。农村信用社两年时间内从1943年至1945年发展到80余处,吸收贷款15亿元,起到了“小银行”的作用。

二是支持经济建设。由于国民党的断援、封锁和日本侵略者的军事“扫荡”,陕甘宁边区遭遇前所未有的财政困难,故1943年以前,边区银行的主要业务是财政放款。1941年财政放款占当年边币发行总额的51.09%,1942年占30.47%。尤其是1941年上半年,财政性借款占同期发行额的70%以上。用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的话说,边区银行被财政拖累得一点气也透不过来。这种单纯在财政问题兜圈子的做法,既没有解决经济困难,也没有使财政危机得到根本好转。这个政策在1942年10月,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受到严厉批评。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总方针指导下,新成立的西北财政办事处规定边区银行的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发展公私经济,二是支持财政预算,三是发行并调剂货币。在这种方针政策的指导下,金融机构开始向工业生产领域加大放款。1943年发放农业贷款11978万元,经济建设放款1029万元,贸易放款1272万元,机关学校生产放款7161万元[6]p441。由于注意了向工业、手工业、合作社、运输业等领域放款,到1944年,边区轻工业品基本实现自给与半自给。这一成绩的取得与金融经济血液作用的发挥是密不可分的。

三是调剂资金周转。1943年由于边币发行速度过快,以及进出口贸易不平衡等原因,陕甘宁边区金融和物价出现几次大的波动。边币与法币兑换比最高达到4.55∶1,猪肉、粮食、布匹等日用品物价上涨3—6倍。在这种情势下,陕甘宁边区政府一度停止发行边币,将商业流通券作为边区本位币。从1944年6月到1945年8月,边区政府共发行72450万元流通券用于投放贸易领域,对于购置紧缺物资,调剂资金,“保障供给,换回外汇,支持银行,增加财政收入”[6]p451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军民在党中央和边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尊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般规律前提下,从边区实际出发,将科学技术、金融资本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多要素结合起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力,使边区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生存了下来并发展壮大,虽然很多政策现在看来尚属简陋,但经验弥足珍贵。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任弼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7编)[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4]朱鸿召.延安缔造[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6]星光,张扬.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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