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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教会特殊学校的处理

彭学宝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暂允外国在华教会特殊教育学校在遵守《共同纲领》和政府法令的前提下继续办理。随着英美等国仇视新中国政权、加剧利用在华文化机构进行破坏活动,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管制中国在美财产,政务院针锋相对地出台系列政策,加速接收外国在华特殊教育学校等文教机构。人民政府顺利接办外国在华文教救济机关,维护了新中国文化教育主权的完全独立,也为当代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中外文教联系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初期 教会特殊教育学校 接办

随着近代西方列强在华获得军事、政治、经济特权,它们也积极地对华实行文化渗透。为了便于传教,传教士在华设置了大量的特殊教育学校,对中国盲聋哑儿童进行教育、救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包括特殊教育学校在内的外国在华文教机构进行积极稳妥的接管,粉碎了西方列强妄图继续利用在华文教机构对新中国政权进行破坏,保障了我国其他各项事业建设的顺利进行,对处理当代中外文化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近代西方列强在华设置大量的特殊教育学校

近代西方列强通过在华实施传教、办医院、办学校等文化侵略政策,“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1]p630。其中美国比其他列强更加注重精神侵略,从1844年算起,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华投资额达4190万美元[2]p1505-1506。外国传教士在华设置的特殊教育学校既有属于正规教育性质的学校,也有属于救济性质的盲聋哑教养单位。

近代外国在华教会特殊教育学校中规模较大的有31所[3]p486-487。主要有启喑学馆、广州明心瞽目学校、古田盲人学校、中国盲人收容所、台北盲哑学校、俄侨聋哑学校、滇光瞽目学校、徐家汇圣母院聋哑学校、福州灵光盲人学校等。这些特殊教育学校多分布在沿海大城市,教学计划不统一,经费也不稳定,主要依靠教会资助、募捐和学童所交的少量学费。学员除学习盲文、圣经及宗教诗歌外,还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手工劳动。例如,1874年苏格兰教士穆威廉筹措经费在北京东城区甘雨胡同长老会房屋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盲童学校——瞽叟通文馆,初期只有3名学生,主要教授盲文、圣经。穆威廉与华人教师采用布莱尔盲字方法首创了中国盲文——康熙盲字[4]p726。又如,1919年12月由美籍瑞典教士艾瑞英创办了私立武昌瞽目女校,学生最多时有五六十人,盲文、圣经定为必修课。1940年该校办了一期手工班,传授毛衣等编织技术。到1949年,该校有学生39人、教职工15人[5]p931。

教会特殊教育学校中最著名的是启喑学馆,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教士查尔斯·罗杰斯·米尔斯夫妇创办。他们认为聋哑儿童通过施教可以一如常人,因怜悯当时中国许多聋哑者被遗弃,1887年在山东登州创办中国首所聋哑学校——启喑学馆,由于当时风气不开,初期只招到三四名贫寒子弟[6]p297,学校经费及学生衣食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提供。1895年米尔斯去世后长老会停供经费、学馆停办。米尔斯夫人安妮塔·汤姆森继承夫志,1898年将学校迁至烟台,1900年利用抚恤金、贷款和募捐建造一座楼房,招学生11人。1910年米尔斯夫人又用长老会提供的4.5万美元经费和所筹钱款,建楼房6座、平房数十间。日本侵华期间学校被迫停课关闭,烟台解放后人民政府恢复启喑学校,改名为烟台市聋哑学校[7]p273。启喑学馆开启了中国特殊教育之先河,对于改变残疾人受歧视的状况、促进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为推动启喑教育的普及,学馆免费培训正常人为启喑师资,从1898-1941年间培训各地学员44人,他们后来回当地创办聋哑学校或成为业务骨干。烟台启喑学校还推动了朝鲜聋哑教育事业的发展,学校不仅有朝鲜聋哑学生,1909年作为正常人的朝鲜李先生来校接受3个月培训,回国后创办朝鲜第一所聋哑学校[8]p149。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暂允外国在华特殊教育学校继续办理

解放战争时期,对于中国境内包括教会特殊教育学校在内的各类学校,中共中央特别强调加以保护。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和朱德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其中第四条是保护一切公私学校,第八条是保护外侨生命财产的安全[9]p487。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要求入城部队遵守城市纪律的指示:没有上级命令不准入住外侨的房屋、教堂和学校[9]p501。30日上海市军管会宣称人民政府现在还未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中国人民政府保护外侨生命财产的政策是明确肯定的,外侨必须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互相告诫不得违反[10]。因此解放军每占领一个城市,对外国在华文教、救济机关进行保护。各地政府一方面要求教会学校遵守政府教育法令,另一方面希望它们暂维原状、迅速复课。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主张在改革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如果旧文化机构遵守政府法令、政治上没有问题,就让其继续办下去。1949年2月15日,他致电天津市委:对私立学校,只要求他们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取消应该取消的课程外,不要去加以干涉[11]p180。7月4日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谈到,仅仅英美两国在华设立的专门学校与大学校31所,中学校324所,小学校2364所,“慈善”机关53个。对于外国在华办的学校和医院等,暂时让其在遵守法令条件下继续办理,待将来国家有力量接收时再接收[12]p12-13。中央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也在会议上多次强调:在新解放区应维持原有学校,逐步作可能与必要的改善。不许破坏损毁学校的设备房屋,决不采取急进冒险的政策[13]p8。各地教育部门遵循、贯彻《共同纲领》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14]p15。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多次提出公立、私立学校都要遵守教育法令,同时都有资格享受国家资助和照顾。1950年6月8日,他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说:教会学校与外国断绝关系后,经费遇到很大困难,“政府也应该照顾”[15]p275。

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逐渐恢复,人民政府对文教机构提出了新的任务。早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就非常重视对学校师生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在接收国民党公立学校后开设了革命政治课,同时也在一部分教会学校中开设新民主主义理论课。1949年12月31日,钱俊瑞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新解放区学校安顿之后,要有步骤地在师生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建立革命的人生观。195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指示,既要求各地政府本公私兼顾原则、一视同仁地对待教会学校、医院和救济机关,同时要求教会学校遵守政府法令、设政治课为必修课[15]p410-412。教会学校师生学习政治理论的热情却遭到传教士的遏制和破坏,为对抗政治课教育,他们开办圣经班、唱诗班等加强学生宗教信仰[16]。例如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给中国教会学校学生下达“紧急指令”以对抗共产党:信仰共产党的唯物主义、为反教理论去辩护宣传的天主教徒,将受到被驱逐出教的特别处分。天津教会主教文贵宾将教皇命令分发给教堂、教会学校和“慈善”机关,同时规定凡接受共产主义道理的要开除教籍、禁止向教友解释共产主义、禁止阅读共产党报纸上的理论文章等[17]p758-759。

为推进教会学校贯彻人民政府的“初步改造”,1950年9月6日,周恩来批示:教会学校在遵守政府法令和《共同纲领》的条件下可以继续办理,学校课堂、礼堂中不容许做礼拜,不容许教会干涉学校人事和行政[18]p76。同日,教育部长马叙伦在同记者谈话中指出:教会学校可以开设宗教课程,但只准是选修;中国境内的学校必须设革命政治课,这是教育法令,进行革命政治教育与保障宗教信仰自由都是新中国的既定政策[13]p62。10月4日,教育部发布通报:在教会学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不要刺激教徒的宗教感情,从政治上团结全体师生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不得发动群众性的反宗教的运动、展览会和群众集会等[13]p60。

三、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共决定接办外国在华特殊教育学校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仇美、蔑美、鄙美的思想教育运动深入开展,广大民众纷纷要求政府处理外国在华文化机构,以阻断英美等国利用教会学校等文化团体破坏新中国建设的罪恶活动。尤其当美国政府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公私财产后,政务院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击,决定处理接收美国津贴的文教救济机关。

1950年11月28日,美国驻安理会常任代表奥斯汀发表长篇演说,为美国侵略行为辩护并侮辱中国人民。12月16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公告,宣称管制美国辖区内的一切中国财产,禁止在美注册的船只驶往中国港口[19]。此举不仅掠夺了中国人民的财产,同时威胁着所有受美国津贴的在华文教机构工作人员的生活,激起中国民众的愤懑谴责和人民政府的强烈反制。28日,周恩来发布政务院命令:中国政府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20]p118。这样,中共原设想用三四年时间肃清美国残余势力,结果由于中国在美境内财产被冻结,肃清美国在华残余势力的时间表大大提前了[18]p109-110。29日,副总理郭沫若在政务院第65次政务会议上作报告,宣称为了维护中国文教事业的自主权利,政务院决定对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机构进行处理,其中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学校由中国人完全自办,救济机关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及各地分会接办[21]p447。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规定了相关处理步骤和办法,要求1951年将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处理完毕,美籍人员不得担任学校行政职务,美籍董事一律解职,中国籍校长和教职员工一般原职留用,等等[13]p75-76。

为调动外国在华特殊教育学校教职工及学生的积极性,各地政府号召民众大胆检举,或在教会学校召开控诉大会,鼓励教会文教机构中的进步分子以切身经历揭露传教士罪行,为顺利接管教会学校铺平道路。1951年1月15日,南京文教局教师轮训班盲人沈晓初致信《人民日报》:受美国津贴的盲哑院校师生在祖国土地上不知祖国历史和新中国时事。传教士们严禁学生参加社会进步活动,反对讨论国家政治,只教学生英文、圣经,在抗战时期连一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都不准说。抗美援朝时期教士们说共产党不要残疾人,盲哑人都将被杀死、饿死。虽然部分觉悟的师生不满奴化教育,但挣脱不了美帝经济束缚的绳索。4月28日,上海盲童学校学生盛全森在控诉大会上痛斥英籍校长傅步兰假借救济名义大赚其钱:傅步兰做37年校长,买了7部汽车,吃住非常华贵。傅养了一条狗,有个盲童无意踹了一下,他便要学生用英文向狗道歉、向狗鞠躬。学生稍有不满便遭开除。

外国在华特殊教育学校及救济机构在被接管前夕,大多由中国籍工作人员负责管理。1951年2月“纽约援助中国盲童会”负责人爱迪加·陆易打电报给上海的中国盲民福利协会总干事傅若愚,劝诱该会接受美国津贴24000美元。傅若愚接到函电后报告给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表示拒受这笔津贴。上海市救济分会了解情况后当即拨予5亿元人民币(旧币),使其照常运营。在接办教会特殊教育学校过程中,政务院要求各地政府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受外国津贴的盲聋哑教养单位由当地民政部门接收,转为公办社会福利事业;独立设置且办学正规的特殊学校由当地教育部门接办,转为公立特殊学校;附属生产教养院或以救济为主的盲聋哑学校(班)仍由民政部门接管。

各地民政部门将那些受外国津贴的盲聋哑教养单位接办为公办社会福利事业。例如:1951年武汉市救济分会接管美籍瑞典教士艾瑞英创办的武昌瞽目女校及瑞英聋哑学校[22]p203-210;这年4月,福州民政局将英国圣公会教士斯蒂芬创办的明道盲童女校、福州灵光盲童男校并为福州市盲人学校[23]p373;4月26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帮助改组已与美国断绝联系的中国盲民福利协会,并采取步骤改进其业务;10月,广州市民政局接管了北美长老会美籍教士赖马西女士在广州设立的明心盲人学校[24]p66;1952年,福建民政机关接管了基督教会创办的福州瞽童院、盲人教养院,以及建瓯心光瞽蒙工读学校、连江盲童学校、厦门盲童学校等[25]p178-179。

至于那些独立设置、办学正规的特殊教育学校,则由各地教育部门或政府接管。例如:1952年9月,武汉市教育局接管了美籍瑞典教士艾瑞英创办的武昌瞽目女校,改名为武昌瞽目学校[5]p931;1954年8月,北京市政府接管苏格兰教士穆威廉创办的瞽叟通文馆,改为北京市盲童学校,并修葺校舍、添置教具及盲文书籍,发放助学金,使该校面貌焕然一新[4]p726。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特殊教育事业,各地接管教会盲聋哑学校以后,开展统一学制、改进教学等工作。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要求各级政府设立聋哑、盲目等特种学校,对生理缺陷的儿童、青年、成人施以教育[26]。到1957年,新中国盲聋哑学校从1949年的42所扩展为66所,学生从2000多人增加到7538人[27]p385。为改变近代特殊教育办学分散、管理混乱状况,1953年教育部设盲聋哑教育处,处长黄乃制订的《新盲字方案》被各地盲校陆续采用[27]p390。1954年2月13日,政务院进一步明确了民政部门的业务划分和盲哑学校的责任管理:原归民政部门领导的盲哑学校,如果独立设置且为正规学校,则交教育部门接办;原附属于生产教养院,或以救济为主的盲哑学校(班),仍由民政部门管理。民政部门领导的盲哑学校有12处,其中沈阳、长沙两处已为正规学校,交由教育部门接办[28]p15-16。各地依据政务院通知,将盲聋哑学校和救济福利院区别开来,明确了盲聋哑学校的特殊教育性质。

四、结语

为了配合“以华治华”政策,近代西方列强号召受过训练的信徒专家来华发展教育,保持教育家的合法地位,以指导中国年青一代的思想[29]p961907。美籍教士史密斯在《今日之中国与美国》中说,哪个国家能够教育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它将在精神和商业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获。因此从1908年起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在华设置聋哑学校10所、盲校30所、孤儿院200多所,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机构在中国接受外国津贴的全部文化机构中占一半左右[21]p445。外籍传教士利用特殊教育学校对中国盲聋哑儿童进行奴化教育,灌输西方文化价值观及生活方式,力图使他们忘掉自己的祖国、民族、语言和文化。英文或法文等文种被规定为学校主要课程,上课、作息采用外语,教材多用外文课本。在教会学校里面,一切都要受外国人干涉,“不许教师讲爱国、谈政治”[30]p8。许多盲聋哑儿童因长期接受教会学校教育而产生了崇洋媚外思想。

当然也有极少数虔诚的基督教士为“主”忠心工作、献身中国的救济事业。比如创办启喑学馆的美国教士米尔斯夫人遭受颇多挫折,但始终持定爱心、维持不辍[6]p297。1923年她退休时回信给捐赠者:将教育中国聋哑孩子的基督事业留给你们,靠你们继承下去[31]p4。山东教徒为纪念在华工作39年的米尔斯夫人,在蓬莱郊外为她立了一座墓碑[32]p18。又如英国教士傅兰雅“见中国盲童之穷而无告”,常起怜悯之心,思考如何通过教养来补救,于是在1911年和1926年分别创办上海盲童学校、上海傅兰雅聋哑学校。这些为“主”工作的传教士注重盲聋哑学生的工艺教育,宣称工艺既兴,“则教会供给学生之旧例既可渐除”[6]p291-298。但在当时,绝大多数外籍教士蔑视中国政府法令,试图控制教会学校的行政和人事权。早在1949年7月4日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强调,新中国必须彻底摧毁列强在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控制权[12]p11。1950年10月6日,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也指出,必须逐步收回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和文化特权[18]p84-85。12月29日,政务院就此颁布决定。到1953年人民政府接办了包括特殊教育学校在内的外国在华文化机构,从而基本上肃清了外国文化势力,收回文化教育主权,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扫清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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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进一步证实对我国人民的敌视,美政府竟冻结我在美资金,并无理禁止船只开至我国港口[N].人民日报,195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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