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转变及现实启示

吴雄妹 汪君

[摘 要] 青年毛泽东,如同青年马克思、青年恩格斯一样,其世界观也有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在政治上,青年毛泽东经历了一个从改良主义到一般民主主义,再到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过程。在人类进入后工业化乃至信息时代的今日,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之路,仍不失为引导当代青年健康成长的重要借鉴和有益启示。学习科学理论,接受理论熏陶;坚持正面引领,凝聚价值认同;深入社会实践,坚持“实际说话”;厘清真理谬误,划清是非界限:这既是与青年毛泽东同时代的青年,也是当今时代青年健康成长,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青年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共产主义信仰

一、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心路历程

青年毛泽东,如同青年马克思、青年恩格斯一样,其世界观也有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在政治上,青年毛泽东经历了一个从改良主义到一般民主主义,再到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过程。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转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10年到1918年,青年毛泽东世界观初步形成,在政治上所持的是改良主义。少年毛泽东8岁读私塾,接受四书五经的封建文化教育,因受母亲信佛及封建迷信的影响,是一个有神论者,还曾一度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1910年,毛泽东进入湘乡县的一所新式小学读高小,开始接触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如华盛顿、卢梭等人的著作,读到了梁启超介绍西方哲学、伦理学、进化论的文章,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哲学思想的启蒙教育。1912年后在湖南省图书馆自学半年及1913年至1918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5年学习生活中,一方面,青年毛泽东这时读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书,受到了西方进化论、天赋人权、资产阶级共和等思想理论和政治方案的系统影响。例如,他较为系统地读了许多诸如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及卢梭的《民约论》等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与自然科学著作。另一方面,在湖南一师,杨怀中、徐特立等思想进步、道德高尚的师长对毛泽东影响颇深。更由于1915年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前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愚昧与专制,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给青年毛泽东以深刻的启迪。尤其是《新青年》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文章,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1]p100。

这一时期,他对帝国主义,已认识到“日人诚我国劲敌”,“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2]p45;而封建主义制度“积弊太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2]p73。毛泽东后来对斯诺曾说过,“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然而在思想上,仅仅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1]p100。在哲学观上,更由于青年毛泽东善于思辨、分析,在许多问题上已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与思索。他在一师学习中期听杨昌济授课留下了一本《讲堂录》,有选择地记下了我国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思想家,以及国外名人的有关史实,兼收并蓄,加以议论评说,消化运用已知哲学观点,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记述,展现了青年毛泽东已摆脱了少时偶像、鬼神等粗俗、低级的唯心主义,却没有突破宋明理学与西方资产阶级较高级、精致的唯心主义藩篱的心路历程。在后期(1917—1918年),毛泽东写下了《〈伦理学原理〉批注》《体育之研究》等文,较为系统地表述了“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即精神不生、物质不生”的“两俱不灭之说”[2]p191-192,物质第一实践第一、“天地盖惟有动而已”[2]p59等观点在内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这些文献,展示的是青年毛泽东从接受哲学启蒙到吸收、消化、运用哲学观点进行理性思维初步的然而是严肃的尝试,说明他已从哲学世界观高度来阐发对人生对社会的诸多认识、剖析与批判。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世界观已初步形成,表现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立场,在政治上所持的是改良主义。

第二阶段,自1918年到1919年底,青年毛泽东世界观开始转变,在政治上具有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1918年8月,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停留半年多。这时的北京,新文化运动非常活跃,多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相互碰撞。通过杨昌济引荐,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广泛接触了各种新思潮,在李大钊的熏陶下,开始接受十月革命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同斯诺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p117那个时候,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还了解不深,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读了很多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赞成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

1919年4月,毛泽东回湖南。他以“新民学会”为阵地,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在毛泽东的倡议下,创办《湘江评论》周刊。不久《湘江评论》被查封,他又主持《新湖南》周刊编辑,抨击黑暗社会,宣扬革命思想。《新青年》有文章提到,《新湖南》周刊自第七号起,与前大不相同,它的宗旨是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第七号的内容精彩的很不少,最重要的如《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洋洋数千言,说得很透。又如评假冒新招牌的《新中国》杂志及《每周评论》《工读问题》等,都是很好的。”[3]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和《新湖南》发表的文章中,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社会问题,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和评述国内外大事。这时,毛泽东的世界观开始转变,在政治上具有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第三阶段,自1919年底到1921年初,青年毛泽东世界观根本转变,在政治上完全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1919年底,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开始进入了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阶段,进步社团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增多。这时,毛泽东为驱张(敬尧)运动第二次来到北京。在北京,他读到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毛泽东同斯诺谈到:“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1]p116。他经常到“北大公社”成员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举办的“亢幕义斋”去看新书,进一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1920年12月1日、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两封信与1921年初在新民学会年会上的发言,已标志着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彻底完成。这些文献中,毛泽东已明确表述,对走俄国的道路,暴力革命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表示只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故最宜采用”。赞成蔡和森“先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4]。基本赞同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此时的毛泽东已“对马克思主义建立了完全的信仰”[1],公开声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5]p4。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立,陈独秀为负责人。在陈独秀的指导帮助下,毛泽东在湖南积极筹备建立党组织。自1920年8月到11月,组织成立长沙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新民学会1921年新年大会上,决定成立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为湖南建党做好思想、组织准备。以上可以看出,1920年末至1921年初,毛泽东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已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二、影响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基本因素

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阐明了自己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以及过去一切哲学的不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6]p19。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6]p16,离开人对自然的实践根本不可能对社会历史有任何真正的认识。正是如此,青年毛泽东在火热的斗争实践的锻炼与磨砺中,在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世界观激烈斗争中,在哲学世界观转变进程中“二元论”这个“三岔口”上,通过对种种主义、学说进行比较、鉴别和选择后,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1.科学理论的熏陶是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先决条件。青年毛泽东如饥似渴地从马克思主义原著和有关著作中汲取政治营养,使其世界观得以净化,政治信仰开始转化,思想内核得以升华。

1918年9月,毛泽东由于在李大钊身边的有利条件,得以读到了李先生1918年发表的很多进步文章,例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从而使他开始明确了“所谓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7]。这时,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豁然开朗,迅速在二元论的“三岔口”峰回路转。在北京,他有机会系统阅读认真钻研诸如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尔普的《社会主义史》等马克思主义原著,以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毛泽东在后来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所著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8]p378-379。通过潜心研究和艰苦探索,青年毛泽东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2.思想先驱的启迪是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重要原因。毛泽东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接触频繁,与恽代英、蔡和森等人交往甚密,他们对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最后转变给予了巨大的影响。

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经常向李大钊请教有关共产主义理论问题,并与之深入探讨中国社会的出路。在上海,毛泽东与陈独秀谈他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的感悟,相互讨论人生与社会问题。在武汉,与正在翻译《阶级斗争》一书的恽代英交往甚密,常彻夜畅谈、切磋中国社会的阶级问题。特别是与赴法勤工俭学、已经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的蔡和森的通信往来,使他较快接受和领会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蔡和森关于“创建共产主义的社会”而“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关于“打破资本经济制度”与“中产阶级那架国家机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对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最后转变产生了决定性影响[9]。

3.斗争实践的砥砺是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根本路径。毛泽东走出书斋,深入工农大众,投身革命实践,开始“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2]p334,这是促使他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的关键一环。

毛泽东在一师毕业后,立即投身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洪流。1918年4月,即将毕业之际,他组织“新民学会”,团结同志,使之最终成为湖南共产党组织的前身。8月,他发动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并第一次进京。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他发动新民学会会员与进步学生起来响应;5月28日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六三”长沙学生总罢课以后,他倡导知识分子走向工农大众;随后他又组织抵制、焚烧日货等活动。7月,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写下一系列锋芒毕露、针砭时弊、鼓吹革命的战斗檄文。9月,他以学联为基础,组织策动并积极参加湖南各界驱张运动,并为此第二次进京。1920年夏,毛泽东全身心投入湖南自治运动。9月,他组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10月,筹建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1月青年团正式成立。“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6]p18青年毛泽东在大量实践过程中,实现其世界观转变,也为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杰出代表者,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4.学说论争的厘清是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强大助力。毛泽东经历了当时在中国出现的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大论争,在比较鉴别、厘清正误、划清界限中,青年毛泽东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思想界极为活跃,各种学说争相登台,相互激荡。这时的毛泽东就亲身经历了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争,一是张东荪等挑起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二是胡适挑起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三是与以区声白、黄凌霜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的论争。通过当时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这些错误思潮的抨击与批判,青年毛泽东擦亮了眼睛,明辨了是非,坚定了立场。例如,李大钊在与胡适论战中提出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解决问题的思想,给毛泽东以思想武装,使之从当初成立“问题研究会”赞同胡适而转向反对胡适,提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2]p498,这里的“主义”已可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了。又如,通过李达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走议会道路的改良主义实质,毛泽东从当初主张新村主义、工读主义,到后来对在湖南讲学的罗素反对劳农主义和流血革命的观点明确表示反对。对无政府主义,也从当初曾赞扬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克鲁泡特金,转向认为“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而对蔡和森组织共产党等主张,“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说“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4]。联系前面提到毛泽东给蔡和森复信中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表明此时他的世界观发生完全转变。

三、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现实启示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10]p28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带来各种思潮日益活跃。应该说,当代青年思想活跃,视野开阔,接受新生事物快,民主意识、批判精神强。但也不可否认,由于他们阅历不多,涉世不深,单纯幼稚,免疫力差,可塑性强,易受诱惑而发生偏差。因此,在整个思想意识领域,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夯实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引导广大青年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完全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任重而道远。

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过程,既有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他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产生的深邃分析力和辩证思维力所体现的个性特征,更具有作为青年个体接受科学理论灌输、投身斗争实践改造之心路历程的普遍性。在人类进入后工业化乃至信息时代的今日,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之路,仍不失为引导当代青年健康成长的重要借鉴和有益启示。

首先,学习科学理论,接受理论熏陶,是当代青年健康成长,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必然要求。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演化及世界观转变过程充分证明,对于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的青年来说,无论天资如何,也决不可缺少先进理论的灌输与引导,这是避免曲折性、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的必然要求,古往今来,概莫如此。当代青年,正处于西方敌对势力图谋对我西化分化,与我争夺下一代的斗争更加激烈的国际环境下;处于我国经济社会加速转型期,既有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又有沉渣泛起的封建文化和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文化,一些负面的消极的东西严重影响着青年健康成长。引导当代青年健康成长,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唯一良方,就是用党的创新理论,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去武装他们的头脑,引导他们走健康成长之路。

其次,坚持正面引领,凝聚价值认同,是当代青年健康成长,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必要条件。从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中受思想先驱者影响这一重要原因来看,可以说,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任何青年的成长进步,都离不开师者长者智者的教育启迪,离不开先知先进先觉者的示范引领。尤其在当代,在社会上,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的现象仍然存在,负面的消极的东西在青年中潜移默化。如何培养正面典型,传递正能量,它关乎当代青年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这里,学校师长的正面教育,舆论环境包括现代网络媒体的正面引导,社会公众人物先进典型的正面影响,家庭教育的正面示范,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第三,深入社会实践,坚持“实际说话”,是当代青年健康成长,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必由之路。可以说,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关键在实践、路径在实践、完成在实践,人们常说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即是此理。同样,对于当代青年而言,学习不能脱离实践,成长离不开实践,取得成功必须在实践。尤其是我们面临的这场亘古未有的亿万人民参与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更是培养锻炼人、改造塑造人的一个大熔炉。一个青年,他有着什么样的工作观、事业观、利益观,形成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可变、可塑、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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